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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时代的进取型对外战略和扩张性财政政策，除了形成一种帝国崛起的认同效应之外，就是极大地消耗了汉初以来集聚的社会财富，国家财政很快陷入入不敷出的窘境。财政濒临破产的严峻现实倒逼汉帝国进行进一步的以扩大政府财政税收收入为目的的改革，其中就包括政府直接进入市场，从管理者变身为直接的经济利益主体，诸如增加田赋、丁税；实行“算缗”，对商贾的车、船、现金征税；收回铸币权；对盐、铁、酒等大宗消费品，改专卖为官府直接经营；以“均输”来经营全国主要地区的货物运输；以“平准”来实行货物定价。 在汉武帝朝廷这一系列以增加财政税收为目的的措施中，影响最大的是商业税性质的“算缗”。后来，为了保证“算缗”的征收，还实行了鼓励告密的“告缗”，损害的不仅是商贾，还包括拥有较多土地财产的人。通过“告缗”，国家“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  汉武帝 汉武帝朝廷的一系列措施，使得政府手中集聚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和资源，国家财力也得到扩张。但是，另外一面，就意味着汉兴以来，在宽松商业政策中发展起来的民间大商业资本，甚至是一般的中小商人，地方豪强势力，都被国家摧毁了！ 不要以为大资本势力被国家摧毁了，就是黎民百姓的福音，其实只不过是国家在和大商人大地主争夺资源而已。除此之外，汉武帝朝廷确实打掉了原有的大资本势力，但是在国家控制经济政策执行的过程中，一批依附于王朝权力的新兴豪强势力又起来了。 在实行盐铁官营和均输、平准的过程中，大量商贾被吸收为政府官吏。这一方面是为了利用商贾经营工商业的经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以商抑商。在原先的政府授权专卖体制下，“盐铁家富者”就是与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汉武帝政府的经济新政策实行之后，原先的特权商人变身为政府经济官员。有了官方身份的豪强比原先“素人”豪强更为可怕，正如《盐铁论》所言，“贵人之家，云行于涂，毂击于道，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泽，擅官市，非特巨海鱼盐也”。  《盐铁论》 以打击豪强为初始目的的汉武帝统制经济政策，最后演变的成果还是造就新的豪强势力。汉武帝死后，昭帝、宣帝，一至于元帝、成帝，汉朝官方的经济政策渐呈不得已的收缩趋势，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力渐趋减弱。 西汉末年，伴随着豪强兼并势力的膨胀和吏治的败坏，朝廷不仅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力，社会经济的控制权也被豪强夺去。在这样的背景下，取代汉朝的王莽就必须要用新一轮的强力控制措施，恢复武帝时代的统制经济。 要恢复统制经济，王莽走的似乎比汉武帝更远，他要实现国家对一切经济资源的占有，其中包括土地和劳动力。新莽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四月，王莽颁布“王田私属”诏：
 王莽 很多人都会从打击土地兼并和奴婢解放的角度来肯定王莽的这一法令，但是往往会忽略它的经济学意义，这一制度的本质，就是要实现土地的平均占有，以保证国家对土地和劳动力的全面占有。其所谓“奴婢曰私属”，即强调奴婢的人身，虽然为豪强兼并势力所控制，但仍为国家的“编户齐民”。 按照这个逻辑“私属”就当“受田如制度”，同样要向国家纳税服役，仍然是国家的人力资源。不过，这一危害到豪强集团土地利益的政策，最终在官吏和豪强的联手抵制之下失败，仅仅三年就废除了。 当然，不可否认，王莽的“王田私属”政策的确具有很大程度的儒家仁政理想主义情怀，与西汉中期以来的“限名田”是有继承关系的。在夺得西汉政权之前，他就曾以身作则，向贫民捐献田地和缗钱。在他的带动下，许多官僚也起而效法。  王莽 除了“王田私属”之外，王莽还对工商业实施了类似于汉武帝，但更为严格的管制政策，即“五均六筦”。五均的性质，与汉武帝的均输、平准是一样的。就是由国家垄断工商业利益，收“抑兼并”之效。 五均是一个约略的讲法，它实际上还包括司市和赊贷等内容。它的主要内容，一是由国家来经营以长安为中心的全国主要城市洛阳、邯郸、临淄、宛和成都之间的大宗商品流通；二是由国家来控制市场商品定价；三是由国家贷款收息，以排斥民间借贷。 六莞，即由国家实行盐、铁、酒官营，发行新币，以及对山林川泽出产的货物征税。五均实际上为六莞之一；与六莞并称，其实就是一种语言表达的习惯而已。  王莽篡汉 王莽想要达到国家对全国工商业的全面控制，但与汉武帝一样，出于经济管理的专业性局限，政府依然走的是“以商制商”的老路，吸收各地富商大贾来主持其事。这样施政的结果，可以想见，被赋予政府权力的富商大贾，更是“乘传求利，交错天下。因与郡县通奸，多张空簿，府藏不实，百姓愈病”，“奸吏猾民并侵，众庶各不安生”。 原本以增强政府财力为目的的统制经济改革，最终却导致了公权力在市场的肆意寻租，而政府的财政却很快到了濒临破产的绝地，吏治也不可挽回地腐败下去，“天下吏以不得奉禄并为奸利，郡尹、县宰家累千金。”  王莽 与汉武帝一样，财力破产的王莽也用起了抢劫式的直接剥夺财产办法，下令边地军官因“诸军吏及缘边吏大夫以上为奸利增产致富者，收其家所有财产五分之四，以助边急”；除此之外，也恢复了汉武帝的“告缗”制度，“公府士驰传天下，考覆贪饕，关吏告其将、奴婢告其主，冀以禁奸，而奸愈甚。 ” 王莽企图以他想象中的 强大皇权，推行国家主义的统制经济，从而达到儒家的理想主义仁政结果。但是，经济一旦与权力结合，就会变得非常可怕，会吞噬一切个体，而王朝也会因为成为有着明确利益的经济主体，陷入“与民争利”的泥潭，权贵豪强则会借助国家经济利益的外壳，从中谋取垄断性私利，最后的土崩瓦解是个必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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