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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4月,何刚德因甲午京察一等被光绪帝接见,奉旨补授江西建昌府知府。这可能是何刚德自1877年考中进士后最得意的一天,此时距离《马关条约》的签订还不到一个星期。 送礼和收礼 在京城混了18年的何刚德终于得到了外放的肥差,很快他将投身于这个帝国的隐形财政体系之中。但他终归要发现一个事实——知府并不肥,这种在隐财政体系中处于中等位置的官员,不过是过手财神而已。何刚德抵任江西建昌知府时,发现自己处于另一个世界里,尤其是他的“账本”将会发生巨大变化。 首先他也必须接受一个新的幕僚,那就是账房师爷。他的作用只有一个,就是负责秘密记录致送上级长官的礼金各是多少,这本账也被称为“内账”。 如果京官的账本关系到他个人的生活水准,那么地方官的账本则与他的仕途紧密攸关。何刚德这样的五品知府没资格进京送礼,那是布政使以上才有的资格。所以,他需要打点包括本省按察使、布政使、巡抚还有总辖苏赣徽三省的两江总督。 道光咸丰年间的两名地方官段光清和张集馨的自撰年谱中,有多条关于礼金的记述,再加上一些奏议,我们大致可以估计何刚德的见面礼数额。江西建昌算是比较富庶的府,那么两江总督至少要600两,巡抚500两,布政使400两,按察使350两,这些加在一起一次就要1850两。 每次拜见也要程敬,累计起来,数额也不算小,何刚德主要拜见的上官只有巡抚、按察使和布政使,二年拜见一次,大致需要600两。节礼和贺礼即所谓“三节两寿”,巡抚每节至少600两,过寿400两；按察使和布政使则每节300两,过寿200两,各色表礼、水礼、过路程仪及贿赂上司门丁的门包等尚不包含在内。同时,像是道台、驻防八旗将军,等等,也需要不时送礼,姑且加在一起算成8000两,那么这一年光是最单纯的送礼,何刚德就需要花出将近1万两,这还是以最少的数额计算。 何刚德作为知府,正俸有白银80两和40石大米,每石大米如果折银一两,那么加在一起就是120两,额外的官方收入还有政府提供的养廉银1400两,加在一起是1520两,即使何刚德不吃不喝,他的薪俸收入也刚刚到礼金数额的六分之一。 好在何刚德是一个知府,他有权收受下属的见面礼和三节两寿的贺礼。建昌府下辖五县,知府的见面礼每县要出200两,总共是1000两；三节两寿每次是120两,加在一起是3000两,这一年,何刚德的额外收入有4000两,如果下面的县官对自己的顶头上司送得多的话,可能总数会达到6000两。 何知府一算账,收礼加俸禄才7520两,还是不够啊！那么是否还有其他的财源？答案是：有的。 根据记载,在何刚德主政的建昌府毗邻的江西几个府,在收地税时,每亩地多收3分银子作为额外收入,根据光绪五年的《建昌府志》所载,建昌府共有成熟土地17035顷又27.23亩,如果每亩地多收3分银子,那么这一项就可以进项51105.81两,但这显然要冒很大风险,因为建昌府征收的正税总数,只有88341.647两,但如果强行摊派的话,额外征收的银两相当于正赋的五分之三,很容易激起民变。江西从1880年到1910年的20年间,发生的民变次数超过110次,绝大多数都正是因为捐税超出了农民承受能力所致。 在民变和上供的钢丝上游走,使何刚德这样的地方官如履薄冰,加派捐税需要冒大风险,但还有一大笔孝敬没着落。 向库银伸手 何知府只得使最后一招,就是挪用库银和向银号、商铺借贷。 道光二十五年,陕西粮道张集馨致送礼金的花销,来源就是借贷,之后再用库银和陋规来还贷。库银成了地方官的救命稻草,像何刚德所在的建昌府,每年征收的各种捐税加在一起,一共有145194.12两,这些银钱除了起运之外,会留下一部分成为地方官员挪用的金库。 但这又造成了亏空,晚清各地方亏空乃是常态,如果地方官运气好,在离任前做好账簿,便可将亏空漏洞转嫁给下一任去头疼。但很多时候,这种金蝉脱壳之计未必成功,朝廷常会层层追缴地方官员的亏空,甚至查抄官员家产抵债。 张集馨就曾经奉命查抄过一个亏短仓库四万有奇的官员之家,其状惨不忍睹：“（余）见其门户萧条,孤寡号泣,实惨于心。所抄衣物,半属破烂,估值无几。”在安徽,一些州县地方官为填补亏空,甚至以“陈设器玩以及衣物”充抵亏空。放眼整个帝国,几乎无地不亏空,而这些地方的中低级地方官,也几乎无一不赔垫亏空。 真正理想中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只有少数善于理财的人才能做到,大多数地方官不过是过手财神,他们绞尽脑汁,营营汲汲拼了命地捞钱以筑起隐财政体系的地基,整个帝国的财富通过这套体系向京城汇集。 《亚财政》的作者洪振快向我们描述了这样一个看不见的财政体系,它由国家税收以外的收费所得,以“陋规”的形式在官僚系统中运转。有时候它是官员往来的“节礼银”、“漕规礼银”、“关规礼银”、“盐规银”、“钱粮平头银”等,有时是证明官员身份的“印结银”,有时候是地方官审计报销需要送给户部的“部费”。 类似何知府这样的外官,实际上从一上任开始就背负了极大的经济压力,他们为了结交京官,只能想方设法在所辖地内寻找财源,于是,供给国库的地方库银就成了一个比较安全的攫取目标,这就毫无疑问会导致各省亏空。 各省的亏空又给国家财政造成巨大漏洞。而这些漏洞流出的银两,实际上又作为非正式的津贴和福利落入官员的腰包。而国家财政为了填补更大的漏洞只能扩大捐官,甚至冒险苛征捐税。这最终导致了一个巨大的恶性循环。（李夏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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