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研究和预测，首先第一步就是了解，只有全面了解了影响分析结果的所有因数，才能够站在全局的角度去寻找我们追寻的答案，从而提升预测的正确率。这是任何研究中的第一环，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环，但是却又是许多投资者忽视的一环，很多人功利主义的认为去整理猪周期的框架是在浪费时间，与所需要的结果相差十万八千里，也是这个原因让研究变成了管中窥豹，所以分析出来的结果也就与实际走势南辕北辙了。可以说没有完整的一套框架，一定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即使偶然得到正确的答案也只是运气使然。今天我们就来构建一下研究猪周期需要的框架。
养殖行业基础概要
生猪养殖环节框架
生猪养殖主要包括建立养殖场、购买或者自行繁育仔猪、育肥、疫病防治、粪便处理等多个环节。
养殖环节主要包括祖代猪培育、父母代猪培育、商品代仔猪育肥；其中纯种猪原来主要依靠进口，目前国内大型养殖企业可以利用早期引进的纯种猪自行选配和选育，仅仅少量进口纯种猪以实现基因多样性。能繁母猪存栏量是行业产能的核心指标和先行指标。
目前行业内主要养殖模式包括自繁自育和外购猪仔育肥两种。自繁自育模式是指从祖代或父母代种猪开始杂交、育种，然后生产出性能优良的仔猪并育肥为商品肉猪。此种模式需要先进的育种技术，能够获取各个育种环节的利润，因此盈利能力较强。外购猪仔养殖模式即购买仔猪育肥为商品猪后进行销售。该种养殖模式外购仔猪成本较高，仅能赚取商品猪育肥阶段饲养利润，利润空间相对较小。
产业链框架
生猪养殖行业处于产业链中游，主要上游为种植业或农产品贸易商、饲料行业、兽药疫苗制造业，其主要下游为屠宰场、肉联厂或者肉制品加工制造业。不同规模的养殖企业产业链情况略有差别。国内大型养殖企业一般采购玉米、小麦、豆粕等能量类和蛋白质类谷物进行配制饲料或生产， 拥有较强的饲料自给能力，很少外购饲料，因此大型养殖企业上游以大型农产品贸易商为主；中小型养殖场以及散养户则主要向饲料厂采购成品饲料（预混料或全价料），掺配部分谷物后进行喂养，以达到最佳经济效益，其上游主要为饲料行业。
原料采购方面，大型养殖企业主要采购玉米（或小麦，二者为替代品）、豆粕，并辅以少量高粱。由于玉米、小麦、豆粕为标准化大宗商品，采购方议价能力很弱；但由于供给相对充足，采购渠道分散，大型养殖企业仍可占用部分上游企业资金。中小型养殖户对于上游饲料企业议价和占款能力弱。行业下游主要销售对象为屠宰场、肉制品加工企业、猪贩子，销售采用现款现货方式交易，很少产生应收账款，因此养殖企业经营获现能力强。总体来看，生猪养殖企业在产业链中地位较高。
生猪供需关系分析框
猪需求
根据国民饮食习惯特点，猪肉为国民消费的最主要肉类品种，占肉类消费量的比例在70%以 上。按照2017猪肉消费量及价格估算，中国生猪市场产值约1.6万亿，占畜牧业总产值比例约45%。我国猪肉出口的主要产品为生猪、猪肉及其他制品，出口量占国内产量比重不足1‰。因此生猪需求主要取决于国内需求。生猪下游需求主要包括居民生活消费和餐饮业，其中居民消费占比在80%以上。主要形式包括热鲜肉（80%）、冷鲜肉（5%）、加工肉制品（15%）。
关注点：长期来看，猪肉消费需求由居民人口数量、居民收入水平、消费结构等因素决定，短期则受到季节性饮食习惯调整、流行疫病、食品安全、消费替代效应等因素影响。
需求历史：1978~2017年，我国猪肉消费量由778万吨增长至5,481万吨，年复合增长率为4.91%。主要由以下因素带动：
（1）人口数量增长带动：期间我国人口数量由9.63亿人增长至13.75亿人，年复合增长率约0.97%。
（2）人均可支配收入带动：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例，年均复合增长率达12.47%，扣除通货膨胀影响，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是过去三十年间猪肉消费量增长的主要原因。其间，有少部分年份出现消费量下降现象，主要是由于短期因素如流行疫病、食品安全导致。例如：2015~2016年，受“瘦肉精”、“黑蹄猪”等事件影响，居民对生猪产品的消费信心下降，叠加猪肉价格大幅上涨抑制餐饮及团体用餐消费，猪肉消费量出现近十年首次双降，约为5,567万吨和5,498万吨。
需求预期：长期看，基于
（1）根据国家人口发展规划纲要，至2030年达到人口峰值14.5亿人，年复合增长率仅为0.35%，人口增速显著放缓，对比历史人口增速对猪肉需求的拉动效应，人口增长对猪肉需求的拉动将十分有限。
（2）人均实际收入水平将有所提高，但是考虑城镇人口与农村人口消费结构差异，总体人均收入对猪肉消费的拉动将非线性波动，同时拉动比例将远低于历史平均水平。
（3）从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消费历史数据来看，城镇居民人均猪肉年消费量约为农村的1.4倍；城镇化水平的提升或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拉动猪肉消费的最主要因素。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国家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由2012年的52.6%提高到2020年 的60%，同时相关研究估计2030年城镇化率达到70%。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17年末，我国城镇化率为58.52%，同比增长1.17个百分点。结合人口增长效应、城镇化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建立模型测算，2018~2022年国内猪肉消费量有望稳定在5,500~5,600万吨/年（不考虑猪肉价格上涨带来的其他肉类替代效应影响），至2030年国内猪肉消费预计增长至6,000~6,100万吨/年。
生猪供给
养殖企业行为、政策因素、自然因素（极端天气、疫情、疾病）、猪肉进口四方面共同决定生猪供给。
养殖企业行为：能繁母猪存栏量、二元母猪和仔猪的需求量和生猪存栏量是生猪未来供给的决定性指标；生猪出栏量则反映了当期行业供给现状，此外出栏体重会随市场行情波动，对供给量形成调整。例如，当企业预期猪肉价格将好转时，会压栏出货，导致生猪出栏体重有所上升。其中能繁母猪存栏量和行业PSY水平决定10~12个月之后的生猪出栏量情况；二元母猪 和仔猪价格衡量养殖户补栏意愿，可对未来5~15个月的生猪供给量产生很大影响；生猪存栏量则决定未来短期内（约1~5个月）的生猪供给情况。
根据短期内盈利情况变化，养殖企业可以选择改变种猪淘汰率、调整生猪出栏体重等措施改变短期供给。政策因素：猪肉在CPI一篮子商品中权重占比约3%。猪肉价格对于中国居民生活水平及居民消费指标CPI的重大意义，因此政策广泛参与生猪价格调控。
调节猪肉供给的政策主要包括储备肉制度、生猪养殖补贴、财税优惠政策以及环保政策等。政府选择猪肉价格、猪粮比等一系列指标作为反映养殖企业盈亏和行业供给的指示性指标，从而据此调节行业供给以实现供需平衡。自然因素疾病、疫情、极端天气等对短期生猪供给产生较大影响，且大多不可控。
猪肉进口因素：受国家政策管制、进口入境检疫流程难度大、可供进口国家较少等因素的制约，我国仅在猪肉价格大幅上涨的情况下才会大规模进口猪肉，进口绝对规模相对较小。
价格决定机制
中短期看，猪肉价格主要由国内供需关系决定，进出口量对国内猪肉价格影响相对较小。此外，疫病等突发事件对短期猪肉价格亦产生一定干扰。长期来看，猪肉价格的情况除受当期供需关系影响，同时也受到物价水平提升以及养殖效率提升和养殖成本改善因素的影响。
能繁母猪存栏量上升往往导致此后1年时间猪肉价格处于下降通道。相反，能繁母猪存栏量持续下降往往导致此后1~1.5年猪肉价格回升；但在更长的周期内，需根据期间PSY变化、行业政策等因素综合判断未来猪肉价格走。
以上就是猪周期里最主要的几个框架，掌握好这些框架，理解框架里各个因素的联动关系能帮助我们更好的研究猪周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