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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朝历代，常有政治高压的时期。政治高压，通常基于最高统治者的不自信，过高地估计反对势力。有时，希望扼杀祸患于摇篮之中，有意地采取残酷手段，震慑可能的反对力量。政治黑云压城之际，往往制造千万冤案，而直接痛下杀手的正是那些灭绝人性的酷吏。 武则天称帝前期，就是一段酷吏横行的时节。汉唐盛世，恰恰酷吏也最为出色，唐在汉后，酷吏也是青胜于蓝。而所谓唐代的酷吏，集中出产于武则天时期，是武周取代唐朝的副产品，全归罪于唐，很不公平。因为记载武则天及其酷吏的权威书籍，是两《唐书》，武则天毕竟跟唐朝渊源深厚，唐朝因此受点牵累，有在所难免的理由。 酷吏给人留下的印象，心狠手辣，出身不良，无不以告密起家。 索元礼是胡人，在酷吏中是老前辈。自从徐敬业在扬州起兵，武则天就担心人心动摇，希望用高压手段控制天下。索元礼虽然来自中亚，但却洞悉了武则天的心机，因告密得见武则天，武则天立刻提拔他为游击将军，专门在洛阳负责案件审理。审查案件的凶残自然不在话下，因为多次获得武则天的奖赏，于是来俊臣、周兴之辈，纷起效尤。被他杀害的人前后多达几千人。 来俊臣，是最有名的酷吏。这位来自长安的人，父亲是个赌徒，他的母亲原来是父亲的朋友之妻，原本两人就有不正常关系，后来因为朋友输钱，只好让来俊臣的父亲把妻子领走。来俊臣传说，他母亲入门之前已经怀孕，最后生下来俊臣。这言外之意，是说来俊臣的父亲不知为谁。来自这样的家门，来俊臣简直生来就是坏人，凶险残害，反复无常，无人能比。一个偶然的案件，因为犯奸盗被捕，没有别的办法，他就无中生有宣称自己要告密，虽然获得上报，反而被东平王李续决杖一百。没有想到，后来李续被朝廷杀害，来俊臣乘机再告密，说此前正是告发此案件，但被李续阻拦，还很冤枉地被决杖。武则天接见了来俊臣，很是同情，立刻给以官位，在御史台里最后做到侍御史，专门负责武则天交办的案件。凶残狠毒，前后有一千多家因他而族灭。 衡水人王弘义是另外一个酷吏，史书说他“素无行”，流氓成性。他曾经向邻居要瓜吃，被拒绝。他立刻采取报复手段，告县官说邻居家田园里发现白兔，而白兔属于祥瑞，朝廷很需要。于是，县官组织人员去寻找白兔，结果白兔没有找到，瓜田践踏“立尽”。在河北，他见百姓集会作斋，告发谋反，朝廷军队到达，二百多人被杀。然而，这为王弘义却被朝廷命为游击将军，不久又迁升为殿中侍御史，虽然被人背后称作“白兔御史”，但专门负责案件，自然又是一个黑心酷吏。 还有一位酷吏，名叫侯思止，不识字，不能读书，连平时说话也无法掌握正确发音。他的起家是告发舒王李元名和恒州刺史裴贞谋反，结果两家全遭族灭，侯思止则官为游击将军。 …… 武则天作为李家媳妇，要篡夺李唐，自然担心众多反抗，对于可能的潜在敌人痛下杀手，这本就是政治争夺的丑恶一面。然而，以丑恶行为夺得的权力，道德基础如此薄弱，又能维持多久呢？其实，历代政权攘夺者，通常采取的手段是宽容仁惠，让更多人感受到当政者的好处，这对于他们的立场表达自然会产生影响。扩大打击面，往往会影响自己的政治基础，这才是基本的政治常识。武则天篡夺李唐，酷吏政治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旧唐书·酷吏列传序》说武则天“因之坐移唐鼎”，极大地夸大了酷吏的功用，全不可信。 那么酷吏呢？其实，在正常的社会政治秩序下，这些酷吏原本只能与政治无关，素无行迹也好，偷鸡摸狗也好，屡遭刑罚也好，都是本来逻辑。但是，非常政治目标，似乎难以依靠正常的政治行为，于是这些“人才”才从社会的各个角落被调动出来，呼风唤雨，兴风作浪。作为统治者手中的棍棒，当他们的功能完成之后，自然会被无情抛弃，没有人获得好下场。武则天一声不知情，酷吏们便成了替罪羊，个个不得好死。不仅如此，后来武则天是把酷吏政策的罪过，让酷吏们完全承担起来，让他们成为那些冤死亲戚的出气筒，酷吏们不仅粉身碎骨，并且遗臭万年。 也许，酷吏们最初并非如此不堪，但历史学家们决不允许他们的形象有半分可视，没有坏材料，宁可不写。比如，侯思止就是语音不正，却因此获得上百字的传记。周兴是难得的出身法官的正牌酷吏，但他的传记字数还不如侯思止。酷吏们的后代，更因此背上沉重的包袱。中宗、玄宗时代清查酷吏，诏令天下，严禁罪大恶极的酷吏后代为官，罪行较轻者也只能到外地做官。一时鬼迷心窍，陷入邪恶政治的迷阵，连累后代利益与名誉，真正的悔无所及。 人的本性与习惯之间，本来存在极大的空间。而特定时期的政治环境，对于人性的养成，如何强调都不为过。今日中国人，对于武则天及其时代虽然难以远观，但是近瞧我们周知的世界，何尝不能懂得。一旦诱以巨大利益，道德底线很容易土崩瓦解，而攫取他人利益作为自身发展的条件受到政治的鼓励，人类社会的某一部分立刻开始禽兽化。 政治之于德行，可以引导向善，也可以利诱向恶。武则天们也好，来俊臣们也好，一旦迈上此途，就是千万年骂名难消。可不当心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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