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荃孙，中国近代图书馆之父

红豆居士 2019-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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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荃孙（1844.9.20 —1919.12.22），字炎之，又字筱珊，晚号艺风老人，江苏省江阴县人。中国近代藏书家、校勘家、教育家、目录学家、史学家、方志学家、金石家，中国近代图书馆业的鼻祖。

缪荃孙

一生所好是读书

缪荃孙出生于江阴县申港镇缪家村。申港缪氏乃是当地的望族，该族原本祖籍河南，南宋绍兴年间，缪宏毅到南方为官，而后定居于江阴，这一支便在当地渐渐发达了起来。

缪荃孙的六世祖叫缪燧，为康熙朝著名的清官，曾创办蓉浦书院。缪荃孙的祖父名为缪庭槐，进士出身，曾任平凉府知府。父亲缪焕章是举人出身，当过贵州后补道。缪荃孙出身于官宦家庭，生而聪颖，幼承家学，11岁已读完儒家五经。

清咸丰庚申十年九月（1860年9月），太平军攻占江阴，缪荃孙侍继母渡江避居淮安，就读于丽正书院，从院长丁俭卿学习文字学、训诂学和音韵学。后举家迁居成都，时年21岁，从阳湖汤彦成研究文史，考订文字。清同治元年（1867年）应四川乡试中举，因非川籍人，未授名。无奈之下，缪荃孙先后充总督吴棠、川东道姚彦士的幕僚。职间遍历川东北各地，刻意搜拓石刻。同治十三年（1873年）张之洞任四川省学政，缪荃孙拜年长自己七岁的张之洞为师，追随其左右，张从此也成为缪一生的贵人。张之洞的《书目答问》素为学界所推崇，但据缪荃孙晚年自述，《书目答问》乃是他的捉刀之作。

《书目答问》（资料图）

缪荃孙25岁时进京参加会试，27岁再次进京参加翌年的会试，皆名落孙山。由于科场的挫折，他曾一度消沉。直至光绪丙子（1876年）33岁时，他才考中进士，后任翰林院编修，此后事编撰校勘十余年。

光绪八年（1882年），缪荃孙任国史馆修纂，三年之后升为了总纂。在编书的体例问题上，他与国史馆掌院徐桐发生了矛盾，于是徐借机打击缪，让缪受到了罚俸两年的处分。由于父母亲（继母）的相继去世，缪荃孙二度告假回家营葬，遂借此辞去史职。

光绪十四年（1888年），缪荃孙应江苏学政王先谦聘为南菁书院掌教，分经学、词章，与定海黄元同先生分任之。守丧三年后，期满除服，1891年去山东掌泺源书院，1894年任南京钟山书院山长兼掌常州龙城书院。光绪十九年（1893年），他还被张之洞召之武汉修《湖北通志》。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清廷割地赔款，缪荃孙受张之洞之召赴武汉讨论时局。1901年，为推行洋务，张之洞设江楚编译局，由缪荃孙主持局务。由于新学兴起，翌年7月（一说5月），改钟山书院为江南高等学堂，缪荃孙任监督（校长），并负责筹建三江师范学堂。为改革教育，十二月，缪荃孙与徐乃昌、柳诒徵等七教席特地奔赴东洋考察学务。从日归后，他亲自参与商定课程，编写课本，采取中西之学兼重，访聘真才实学的教员，讲述教授管理之法。第一届毕业生颇有明达通才，为士林所敬重和取法，清廷特诏加为四品卿衔。后因为专门创办江南图书馆之需要，辞去学堂监督职务。

1907年，缪荃孙受聘筹建江南图书馆（今南京图书馆），出任总办。1909年，受聘创办北京京师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任正监督。中国南北两大图书馆，皆由其一手创办。

1912年，缪荃孙辞归南返，寓居上海，继续从事目录学研究，先后撰有《艺风堂藏书记》、《清学部图书馆善本目录》、《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艺风堂金石文字目》、《南北朝名臣年表》等。

1914年，赵尔巽在北京负责重开清史馆，特聘缪荃孙为清史总纂。缪草拟全史凡例，并负责《儒林》、《文苑》、《循吏》、《孝友》、《隐逸》、《土司》、《明遗臣》七传的编写工作。

1919年12月22日，缪荃孙在上海逝世。

一史四志

缪荃孙是晚清著名的史学家和方志学家。

清廷开馆修史，应国史馆总裁潘文勤所请，编辑清史儒林、文苑、循吏、孝友、隐逸5传。初为分纂，再任总纂。后因在评价纪大奎（1746一1825）对经学贡献上，与掌院徐桐相左，因纪写过关于《易经》论文，主旨谓《易经》用于占卜，而极少评价该书本身，故缪氏认为，纪大奎应视为星相家而非学者。“易有经学之易，有术数之易，朱子注参同契，四库列之道家，而不入经部；大奎未可补入儒林”。由于观点不同，缪在翰林院备受徐桐压制，他就愤而辞职。

《清史稿》（资料图）

民国三年（1914年），赵尔巽在北京负责重开清史馆，特聘缪荃孙为清史总纂，草拟全史凡例，并负责儒林、文苑、循吏、孝友、隐逸、土司、明遗臣七传的编写。当时的梁启超也给《清史稿》的编纂体例提出了很多的建议，但他的所言大多未被采用，而缪荃孙的意见则基本上能够被采纳。

张之洞总纂《顺天府志》，招之相助，发凡起例，皆出于缪荃孙。七年编成，时推巨著。

光绪十九年，张之洞招缪荃孙至武汉重修《湖北通志》。

《江苏通志》重议开局，被请拟订碑铭大纲。缪乃自发家藏拓本10800多种，编录考订，一手成之。

江阴县续志二十八卷（资料图）

民国四年，江阴续修县志，被推为总纂，亲定大纲，延邑中通才任分纂，自总其成。八年秋，《江阴县续志》、《江苏通志·金石卷》同时告成。于是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在上海寓所与世长逝。故《江阴县续志》为其绝笔之作，此志刊行后，成为一代名志，为广大方志家所推崇。

创办中国最早最大的南北两大图书馆

筹建江南图书馆

光绪三十二年（1906），缪荃孙应两江总督端方之聘，创办江南图书馆，任总办。端方当时刚刚出洋考察归来，欧美各国的公共图书馆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一道关于各国“导民善法四端”的上奏中，把建图书馆列在导民善法的首位。

缪荃孙任职以后，奔走于江浙藏书之家，时常州瞿氏、归安陆氏、钱塘丁氏，号称藏书巨室。陆氏之书，已为日本购去。钱塘丁氏也因家道中落，欲将“八千卷楼”善本书卖给日本岩崎氏的静嘉堂文库”。缪荃孙在端方的支持下，急筹七万三千元巨款并亲赴杭州，终将已卖出的藏书全部赎回并运到南京，在清凉山附近前任两江总督陶澍所建的惜阴书院旧址建楼，将“八千卷楼”藏书入藏其中。陶澍乃道光年间的两江总督，珍惜光阴，性喜读书，曾在南京清凉山龙蟠里九号建书院，名“惜阴书院”，时与文昌书院、虹桥书院齐名，咸丰年间被毁。有说由于端方别号陶斋，缪荃孙别号艺风，新建大楼遂命名为“陶风楼”。其实端方别号为匋斋，陶风楼的这个陶字或可能是指陶澍？存疑。

今日陶风楼

缪荃孙用三万多两银子造了书库两幢，总计四十四间。除收购八千卷楼的近六万卷藏书之外，还收购了武昌“月槎木樨香馆”藏书四千五百五十七种。江南图书馆于1910年11月正式对外开放。后来的岁月中，江南图书馆曾多次更名。1954年，更名为南京图书馆（现名）。

筹建京师图书馆

张之洞一直认为缪荃孙才堪大用，曾多次向朝廷保举。但缪荃孙并不以仕途为意。或言缪氏惑于相士之说，谓“尔财不过十万，官不可顶红，不可作正印官，否则将促尔寿”，但这应该是托辞。

国图古籍馆

光绪三十三年（1907），张之洞调任军机大臣，以体仁阁大学士兼掌学部，开始筹建京师图书馆，并力请缪荃孙为京师图书馆馆长。张之洞先后购得湖州姚觐元“咫进斋”和扬州徐乃昌“积学斋”私人藏书。常熟瞿氏的铁琴铜剑楼亦雇人把部分藏书抄成副本。宣统元年（1909），学部《筹建京师图书馆折》被奏准。1910年，缪奉调去北京，任京师图书馆正监督职务，以城北积水潭广化寺为藏书楼，亲自清理秘阁藏书，分类清理内阁大库珍本，内阁大库中检出元明旧帙和南宋所藏古籍，辑刻《宋元本留真谱》，于牒文、碑板、序跋等加以著录。编纂成《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8卷，《各省志书目》4卷。同时，广购古籍，辑刻京师藏书目录。

一人藏，不如众人藏

缪荃孙学识渊博，交流广阔，著述繁富，在学界名满天下。他与王壬秋、张季直、赵尔巽四人被誉为清末民初的四大才子。缪荃孙在上海期间，影响了很多富人，让他们有了藏书之好。

《历史文献》第五辑上刊发的《上海图书馆善本题跋选辑》中，收有秦更年的一则题跋，秦在该跋中说：“沪上富人之解藏书刻书，亦皆先生有以倡之，得不谓为书林之德星欤。”看来，缪荃孙是个很有影响力的人，正是在他的感染之下，上海不少的有钱人都开始藏书和刻书。

1912年，缪荃孙辞归南返寓居上海后，他仍建议并协助盛宣怀在沪搜辑《常州先哲遗书》，创建愚斋藏书楼，刊印《愚斋府稿》，广收图书，从而保存了大量古籍。

此上种种，可见缪荃孙对我国近代公共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的建设有卓著贡献。

读书不倦，藏书不厌

缪荃孙还是一位藏书家和杰出的目录学家。

缪荃孙出身书香世家，祖父进士出身，父亲举人出身，这两人是否有藏书之好，史料未曾记载。但缪荃孙在《艺风老人年谱》中写到：“荃孙年十二三，住申浦老屋。屋中存书四大厨，读经之暇，即取阅之。诸史杂家，尤所心喜。”缪家有四大橱书，这说明缪荃孙的祖辈和父辈有一定的藏书量，而正是这些书让缪荃孙对藏书之事有了感性认识，而后奠定了他在这方面一生的作为。但真正得到版本目录学的门径，则是他考中举人之后的事情。

同治六年，缪荃孙中举，而他的座师则是广东藏书大家李文田，李对缪特别地喜爱——“以目录之学相勖”（缪荃孙撰《书林清话》序言）。他能得到名师的指导，这当然是人生中的幸事。同治七年，缪荃孙第一次进京参考，在此期间，他开始买书，此乃缪荃孙收书之始。以后每到一处，刻意搜求。在京师任职时，缪荃孙就常去海王邮书肆搜访异本。缪平生与许多藏书家往来，经常互相抄校考订，这样不但增加了藏书数量，学问亦随之日益博通。

光绪元年，缪荃孙为张之洞起草《书目答问》，自此之后，他的目录版本之学得到了很大的长进。张之洞对缪荃孙极其地信任，以至于他特别嫉妒李文田成了缪的座师而非自己。张之洞在给潘祖荫写的信中说：“若农学士使蜀得缪君，使浙得莼客及潘鸿，皆恰不与晚相值，此榜运使然，徒为难羡而已，言之至今耿耿。”张之洞把能得到缪荃孙这样的弟子称之为“榜运”。虽然有如此之叹，但他却努力地提携缪荃孙，缪在《祭张文襄公文》中说：“荃孙之于公也，岁癸酉始入谒，至乙亥而及门，捧手以授大义，提耳以领微言。乃眷注之独厚，亦屡呼而屡援。”

缪荃孙撰《艺风藏书记》八卷，清光绪二十七年刻本，书牌

庚子年（1900）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举国震惊。当时缪荃孙主讲于钟山书院，鉴于历史上人亡书散的教训，乃根据藏书编《艺风藏书记》八卷。此时，缪氏艺风堂藏书已达十余万卷。缪氏曾在《藏书纪缘起》一文中，自认不敢与瞿、杨、丁、陆四大藏书家相比，但足与吴骞的拜经楼和孙星衍的平津馆相伯仲。辛亥革命之后，缪氏辞归上海，依前书体例，成《艺风堂藏书续纪》八卷。

在这段时间里，缪荃孙由于没有收入，不得不经常“以书易米”，而嗜书之癖依旧，遇好书，必“损衣食之费用而置之”。但“旋收旋散，有若抟沙”，仅聊以“书去目存”自慰。晚年又成《艺风藏书再续记》二卷，分为宋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旧抄本、校本、影写本、传抄本七类，著录所藏旧本百余种。

以目录学而言，除上述《艺风藏书三记》外，还有《艺风堂金石目录》十八卷、《艺风堂读书记》四卷，《荛圃藏书题识》十卷，还曾为盛宣怀编有《盛氏愚斋图书馆藏书目录》，主持编撰《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等。

缪荃孙刻《丹邱生集》五卷，清光绪三十四年息园刻本，卷首

缪荃孙还喜刻书，除了为他人校刻过各种书籍外，自刻有《云自在龛丛书》、《对雨楼丛书》、《藕香零拾》、《烟画堂小品》等。田洪都在《艺风堂藏书再续记》序中曾这样评价缪荃孙：“一生与刻书为缘，孤稿秘籍，多赖流布，广人见闻，裨益文化之功，可谓至巨。”

1919年，缪荃孙辞世。其子缪禄保把大部分藏书卖给了上海古书流通处，另有些珍本随缪禄保移北京，后多为北大图书馆所得。

今人何敢忘古人

综合缪荃孙的一生，其学问与艺术造诣是多方面的，如在历史学、方志学、目录学、金石考据、金石鉴赏、教育、图书馆学等方面著作等身；另一方面，他在书法艺术上亦有着不同寻常的贡献。他节衣缩食，收集、整理了大量的金石拓片、古帖善本、古玩字画一万二千多件（幅），为后人研究清末民初书法艺术的昌盛保存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为中国近代书法事业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巨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