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鸣一 从21岁到27岁，在人生的黄金时代，欧内斯特·米勒·海明威旅居巴黎，度过了一段困顿、疯狂的日子，最贫困的时候甚至去卢森堡公园逮鸽子，回家炖了吃。 但也是在巴黎，他创作了人生首部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从此被尊为“迷惘的一代”的教主，从一个无人问津的时代旁观者变成时代本身。 《整个巴黎属于我》是一部关于海明威的不完整传记，却是一部关于《太阳照常升起》的完整“传记”。今年是海明威诞辰120周年，重读这部《整个巴黎属于我》，感受海明威最初的人生角色，哪怕在这之后，他把自己活成一个传奇。 是小说的“传记” 《整个巴黎属于我》是一部关于欧内斯特·米勒·海明威的不完整传记，却是一部关于他的首部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的完整“传记”。 我们要了解一个人，需要知道他的成长背景、人生经历，及周围能够影响他的人；对一部小说的了解也是如此，我们同样需要知道它是在什么环境下、如何被创作出来的。 美国文化史学家布鲁姆历时5年，通过深度采访与深入阅读300万字的素材，以特写的方式，用小说的手笔，再现了海明威从21岁到27岁的巴黎时光。这段时期对海明威影响巨大，虽然海明威每段人生都精彩、惊险如过山车，但毕竟是巴黎这段困顿而疯狂的日子让他开始形成自己的写作风格，并迅速地从崭露头角的新星发展为文坛名士。《太阳照常升起》不能说是海明威最杰出的作品，但对于一个作家的成长来说，首部长篇小说的意义非凡。 阅读《整个巴黎属于我》有助于了解和理解海明威，也有助于从事文字工作的人思考现实与虚构、作家与文本、语言与意境等多重关系。同时，受到“新新闻主义”代表人物盖伊·特立斯高度评价的布鲁姆，以融合了评论家、传记作者和小说家的优势讲述的海明威的故事，也绝对不会让人失望，哪怕只是从享受阅读快感的角度来说。 回到他最初的角色 1899年7月21日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郊区奥克帕克的海明威，被认为是20世纪最著名的小说家之一。他在一生之中曾荣获不少奖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授予银制勇敢勋章；1953年以《老人与海》一书获得普利策奖，一年后这部作品又为他夺得诺贝尔文学奖；2001年，《太阳照常升起》与《永别了，武器》两部作品被美国现代图书馆列入“20世纪100部最佳英文小说”。 这是一个功成名就的海明威的形象，但他还有另外一面。与杰拉茨菲尔德夫妇擅长把自己打造成新时代生活方式代言人一样，海明威对营销自己也很在行，他在把自己树立为“迷惘的一代”代言人的同时，也让自己活成了传奇。1934年3月，当时的《名利场》杂志刊登了一版幽默漫画，一整页海明威的各式纸偶，展现了他最著名的几个形象：有拎着公牛头的斗牛士海明威，有面前放着四个空酒瓶、招待又送上三满瓶酒的酗酒者海明威，有从战场上走下来的血腥海明威……漫画的标题写着“美国的文学野人，用力喝酒，用力战斗，用力爱，一切都以艺术之名”。 然而，出现在《整个巴黎属于我》中的海明威，呈现的是人们往往忽略的第三个形象——尚无任何作品出版的无名小卒。20世纪20年代初期，海明威身无长物，却渴望出名，疯狂地想摆脱小人物的身份。当然，在他是个千真万确的小人物的时候，他也没有认为自己是小人物，他似乎有着无边的壮志，时刻准备着统治文学世界，在或可说用自身魅力征服或也说是靠耍手段赢得当时巴黎文学殿堂“守门人”青睐的同时，私底下却对这些公认的文坛前辈们的作品和人品嗤之以鼻。布鲁姆没有神化海明威，哪怕他向来被视为一代文学巨匠、美国精神的象征，她笔下的海明威粗暴、自私、狡猾、忘恩负义，同时也坚定、勇敢、以文学为信仰，狂热地用生命打磨作品。 这是一个真实的海明威，是海明威最初的人生角色，即使布鲁姆只描写了海明威人生的一个断面，但已足够勾勒海明威的一生。 几个简单的、借来的词 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年轻时的巴黎岁月再次涌上海明威的心头。他写下他所谓的“巴黎速写”——20世纪20年代他生活在巴黎的故事以及他认识的巴黎的人。1964年，距离他用猎枪射杀自己过去三年之后，这些文章集结成《流动的盛宴》出版。这个书名是他的好友霍奇纳提供的。他回忆，1950年海明威曾对他说：“如果你足够幸运，年轻时曾经在巴黎居住，那么你此后的一生中无论走到哪里，它都会跟随其后，因为巴黎是一场流动的盛宴。” 海明威在巴黎完成了他的首部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小说以1924年至1925年的巴黎为背景，揭示了这样一个世界：人们总是追求自己的欢愉，虽然他们的实际作为并不能为自己带来多少乐子。它描写了巴黎这个包容各种轻薄行为的花花世界，在这里找不到稳定、忠诚等一切传统美德。海明威身处的现实巴黎可能比文学巴黎更放荡、更黑暗，他和他的朋友们的潘普洛纳之行也可能比虚构故事里的更纵欲、更紧张、更令人迷茫，书中讲述了海明威对作品、对人物的一次次修改可以证明这一点，因为修改是为了使作品离现实稍远些，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 借由《太阳照常升起》，海明威成为“迷惘的一代”代言人。《整个巴黎属于我》讲述了“迷惘的一代”这个词的由来。这部小说曾经有一个前言，海明威在前言里记叙了文坛前辈之一的斯泰因告诉他的一件小事。斯泰因去一家汽车修理厂，车厂有四个年轻的机械师，其中一个的技术尤其精湛。斯泰因不禁问老板从哪里找到这么好的帮手。车厂老板回答，现在确实很难招到20多岁的年轻人，因为“没有人要他们，他们知道自己'废掉了’”。斯泰因讲完这个故事后，向同样20多岁的海明威宣告：“这就是你们。所有在大战中服过役的年轻人，你们是迷惘的一代。”还说，“这群不幸的人非常容易分辨，他们不懂得尊重，喝酒不惜命。” 海明威敏锐地觉得，“迷惘的一代”这个说法，可以直接升华小说人物放荡、越轨的行为：他们醉酒、涣散、消沉，但这不再是他们自己的错，而是因为他们被一场不光彩的战争毁了，生命的意义被荒废了，还有什么剩下来可以为他们指明方向呢？海明威认为，固然已经有人涉足这个话题，但没有人的探索可以比肩他的文学观察。他在小说中不仅着力表现了“迷惘的一代”在失落和绝望中放浪形骸，向醉生梦死、浮躁喧闹的生活方式寻求刺激和慰藉的精神状态，同时也不动声色地注解了这群目空一切、否定一切、愤世嫉俗的“荒原人”在困境中为寻找新出路所做出的努力。小说凝结、汇聚了年轻的海明威自己的思想、情感、理智、痛苦和他对未来的窥望，成为海明威自己的人生体验和哲学思考的深度延伸。 也许是因为不喜欢太标签化，在几次修改中，海明威最终弃用了“迷惘的一代”这个标题，而从《圣经》的《传道书》中提炼出“太阳照常升起”这个标题，他删掉了前言，但保留了“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格特鲁德·斯泰因”这句格言。这几个简单的、借来的词，把一本原本可以当丑闻来读的小说，提升为定义一个时代、定义一代人的标志性作品。 只说八分之一的话 布鲁姆用小说家的技巧创作了关于海明威的这部传记，充满了各种生动的细节，这些细节来自她所阅读的20世纪20年代初混迹巴黎艺术圈的成员们的日记、信件和传记，他们如走马灯般出现在海明威的生活里。这样的写法，对惯于把朋友们放进小说里的海明威来说，可算是一种“致敬”。 《太阳照常升起》中，没有刻意交代每个人物的结局，而是“横切”人生，从横切面中窥探一个人的一生，作品中的人物真实得就像你我身边的朋友。事实上，这些人物确实就是海明威的朋友，其中也有他自己。当它出版时，书中角色的原型们都不相信它竟然会被当作一部虚构作品来销售。原型之一的唐纳德·斯图尔特是一位畅销书作家，他认为，这“只不过是一篇忠于事实的报道罢了，这是新闻写作”。不只斯图尔特一个人这么认为，海明威的儿子帕特里克曾说：“他的记忆滴水不漏，经历过的事都可以立马回想起来，这是他宝贵的天赋之一。” 如果仅是复述生活，海明威不会成为海明威。《太阳照常升起》是海明威冰山创作原则的起始之作。“冰山在海里移动时庄严宏伟，这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在水面上。”这就是海明威的“冰山理论”。 冰山漂浮在海面上的时候，我们只能看到它露出水面的一小部分，可是在水下却潜藏着巨大的山体。海明威以此比喻写作：作家有八分之七的思想感情是蕴藏在文字背后的，真正通过笔端表现出来的只有八分之一。如果作家能够处理好这一点，读者就能强烈地感受到这八分之一背后的分量。 这种理论与中国古代的山水画是不谋而合的。在山水画中，画家常常通过留白来表现云、雾、水等事物以及远近空间，从而给看画的人留下无穷的想象空间。写作也是如此，有的作品是史诗式的或全知全能式的，这样的作品事无巨细都通过文字呈现出来；而有的作品则是极为简练的，读者却能从文字中联想到很多。 海明威显然是后者。他曾说：“如果一位作家对于他想写的东西心里很有数，那么他可以省略他所知道的东西，读者呢，只要作者写得真实，会强烈地感觉到他所省略的地方，好像作者已经写出来似的。”他的想法和诗人艾略特不谋而合。艾略特认为，在诗歌创作中有种“想象的秩序”和“想象的逻辑”，它们不同于常人熟悉的秩序和逻辑，因为诗人省略了起连接作用的环节；读者应该听任诗中的意象自行进入他那处于敏感状态的记忆之中，不必考察那些意象用得是否得当，最终自然会收到很好的鉴赏效果。 与冰山理论相匹配的是海明威从《太阳照常升起》开始奠定的简短句式与个性对话，他总是能用最简单的词汇表达最复杂的内容，用基本词汇、简短句式表达复杂含义，用名词、动词揭示事物本质。他认为没有必要用文字来哗众取宠，只要将事物描述清楚就行，其他的则由读者来决定。 这样的训练可能来自他做记者的经历。在海明威刚作为记者采写关于警察事件和急诊室事件时，报社编辑就建议他“使用短句”。“使用简短的句子”和“使用有力的词汇”是他在写作中学到的最好的规则，海明威后来说。 同样面对巨大的转型 《太阳照常升起》以巴黎为背景，但描写的人物主要是旅居巴黎的英美青年，反映的是更广范围内的一代人。 20世纪20年代是一个经济、社会、文化全面转型的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使美国跃升为头号资本主义强国，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带来了激烈的动荡和混乱的精神，热闹的喧嚣之声处处可闻。经济的腾飞创造了丰沛的商品供应，娱乐、旅游、休闲等都市生活方式被打造出来，在广告、媒体等推波助澜下，消费主义赫然耸现。《太阳照常升起》在美国出版、风靡，对当时的美国读者而言，它的魅力很大程度上来自小说对文化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描写，表达出了人们普遍存在的、在经济崛起带来的社会与文化转型中产生的价值观念上的困惑。崇尚享乐的价值取向与传统的清教文化积淀，共同构成了当时美国文化现代化过程中的时代性悖论。 而在讲述《太阳照常升起》创作过程的《整个巴黎属于我》中，百年前青年海明威所面对的情景和问题，和今天年轻人所面对的几乎一致，这也就是这本在“显微镜下细看野生天才的黄金时代”的传记所具有的阅读价值，也是在海明威诞辰120周年之际出版这本书的意义。 《整个巴黎属于我》  [美]莱斯利·布鲁姆 著袁子奇 译 中信出版集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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