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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的官马大道变成了今天的柏油马路 官道村的村碑 官道村是一个只有百十户人家的小村庄，坐落在沣河西岸梁家桥头西去一里的地方。自古以来因其村庄小人口少，被当地民间轻藐地以关中口吻“官蛋(dè)”而称之，喻其是弹丸之地。尽管官道村很小，但名气却很大，它铭记着明清时期一条长安官马大道的历史，佐证这里曾经是一条从西安省府西去宝鸡、周至、户县等地的交通要道。 先祖栖居官马大道旁官马大道即骡马车道，是古代官府和民间重要的出行道路。而车马则是以前主要的交通工具，且只有官府和贵族身份的人才有能力使用这样的交通工具，人们便称其所行驶的道路为“官马大道”。据1999年《长安县志》记：“明、清时代，咸宁县有7条，长安县有4条，总长256公里，路基宽1至2米，均为沙土路面。”而官道村所傍依的这条官道，实际上是明、清时期长安的四条官马大道之一。当时长安境内的这条官马大道是“由西安西门向西南经鱼化寨、袁旗寨、蒲阳村，过普济桥（今名梁家桥）、东正庄入户县，全长17.5公里。” “肯定是先有官马大道而后才有官道村的”，这是笔者在访问官道村时村中老人一致的回答。官道是对古代官马大道的简称，而官道村便是建在官马大道旁的一个村庄，相传村中始祖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迁徙到此。据该村村碑记为明末崇祯年间建村，因居住在西安府的官马大道旁而取名官道村，清嘉庆《长安县志》记为官道村。官道村东傍沣河及梁家桥，南接下南丰，西临西南村，北靠里兆渠村，距四周均为一里，据传曾因北靠里兆渠大村距离较近而被称为南里兆渠。据村中老人们忆述，民国年间村中祠堂前曾有一口铸铁大钟，上书“五保南里兆渠”的铭文昭告于众。据80岁的王景义老人述:“以前官道村为五保南里兆渠，而西南村则是五保西南里兆渠，后来简称为西南村。”当时的五保，意为五村联合保障共同的安全。可以看出里兆渠大村在古灵沼渠旁栖居，周围的官道、西南等小村落依其所处方位而被命其村名的原因，昭示出在过去兵荒马乱的动荡年代，官道村和西南村因自身村庄小人口较少的因素，依附临近里兆渠大村来“抱团取暖”睿智的生存技能。 官道村全村均为王姓，王姓先祖当年傍依沣河，栖居官马大道旁，效仿周围居民耕耘肥沃土地，施种良田，繁衍生息。据曾担任过村支书多年的88岁老人王生贵介绍：“世代相传官道村王姓先祖共养育有三个儿子，老大为长子留守祖业居住官道村，老二老三则谋求更大的生存空间，老二因给本乡柳林庄看守柳林而移居柳林庄，老三因到东大乡洛家庄打工干活而迁居洛家庄。”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笔者曾亲见官道村西南角有一片3亩多地的柏树林。柏树林的柏树均有成人齐搂抱粗，笔直挺拔，枝叶茂盛，林荫蔽日，颇为神秘。柏树林曾有一大坟冢即为官道村的王家祖坟，据传王氏三兄弟虽分居异地却不忘共同祭祖，几百年来逢年过节，迁居在外的王氏后裔，常敲锣打鼓给官道村的族中长辈拜年慰问并集体上坟祭祖，这一传统习俗至今一成不变。 村庄虽小也建有土城墙据《长安县志》载：官道村明清隶属丰邑乡、苑西乡管辖，清嘉庆年间(1796-1820年)官道村为冯籍廒、冯籍乡管辖，1949年解放后属灵沼公社、灵沼乡管辖。常言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正因为官道村较小常遭受藐视和欺负，特别是居住在道路旁边的人家，经常遇到过往官兵和土匪的抢劫，官道人难有平稳的生活。为了抵御外强，官道村也曾建有土城墙，作为防御设施，城墙四周即有城壕。据王生贵老人忆述：“整个村子坐北向南，两条街道交会成一个‘丁’字形，又像是一个上北下南的‘下’字形。原先开有两个南门，尤靠西侧南门为主门有砖砌的城门楼子，城门洞可以通过一辆马车，而东侧小南门则只能过一辆架子车。后来村里封堵了东侧的小南门，却在东城墙开了一个小东门。该村自始以来逢红白喜事、重大庆典多有出入南门的规矩讲究。” 据传东门里曾有一棵古槐树，约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槐树枝干苍劲，枝叶茂盛，神似凌空苍龙，蔚为壮观，常令过往行人注目凝视。王生贵老人讲：“村中老人世代相传，此树要比村庄历史久远得多，传说清乾隆年间就是这一带方圆十里八乡最为高大有名的古树。树体芯空几乎只剩下树皮，内可供一成人站进里面，我小时候常和小伙伴在树里捉迷藏玩耍。由于树身枝干奇特，来者往往驻足观望，觉得颇为神奇。”据村民王新民讲，他曾去过黄帝陵参观，觉得村里的这棵老槐树和黄帝陵前的古树大小不差上下。上世纪末，由于大树根部老化腐朽，就被砍伐，至今提及村人颇为惋惜。 村子的南门外即是东西横向的官马大道。王生贵老人述：“村南边西侧除有王家祖坟的柏树林外，还建有无量神庙和一座小土塔，是村民焚香祈福的活动场所；村东靠近沣河堤堰百十米的地方有一座坟冢，传为王氏一子曾入朝做了宦官，死后埋葬于家乡故里即为“公公坟”；村北面也有一个大坟冢为‘忠义坟’或叫‘节义冢’，是清末动乱时，不幸遇难村民葬埋的地方；村西原有大庙一座，偏南侧有马王庙和戏楼。民国年间大庙被拆掉，神像都被拉到了马王庙里，村民供奉时便同马王庙内诸神一并供奉。路口还有七八棵粗壮高大有上百余年的白杨树，树枝上盘踞着老鸹窝，路人常会听到其发出刺耳的鸣叫。”我记得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曾有玩童爬上树梢去掏蛋捉崽而捅了老鸹窝，被老鸹发现后飞下来追赶路上行人进行报复，常有经过路人不备而被抓破头皮或被啄伤的事件发生，甚是恐怖，这昭示出这条道路的箫瑟与苍古。 村中有崇文尚武之风相传，民国以前官道村逢年过节也曾耍社火，有着同关中地区其他村庄一样的娱乐习俗。社火的种类很多，如地社火、背社火、抬社火、车社火、马社火、血社火、高芯社火、高跷社火等，而官道人所表演的社火为肩社火，称作“掮火”，官道村的“掮火”曾闻名乡里。“掮火”是在一个成人的肩膀上站立一个小孩进行表演，就是说小孩是在大人行走的过程中站在大人的肩膀上进行表演的。行走的大人与肩头上的小孩配合默契，平衡掌握得当，中途只换小孩不换大人。小孩着戏装，造型逼真，形态可爱。据说民国年间，曾有一次官道村演的“掮火”，居然把本乡冯村著名的高芯社火给拉了场子。至今村民提及仍津津乐道甚为自豪。可惜官道村的这种民间艺术而今却鲜为人知已近失传，在民间社火的种类里已很难再找到“掮火”的字眼，官道村“掮火”的演技只能留在老人们的记忆里而成为永久的传说。 据王生贵老人讲:“村南的官马大道旁曾建有六角五层十米左右的砖塔叫作奎星楼，何时建塔不得而知，奎星楼是以前人们西出梁家桥到达官道村明显的地理标志。”相传“奎星”是二十八宿中白虎七宿中的首宿，因其“屈曲相钩，似文字之画”，所以古人有“奎主文章”之说。官道村以前建有奎星楼，昭示出村中先祖对奎星的崇拜奉祀，以祈祷王氏族人文风昌盛人才辈出的良好愿望。 相传，村中最早的私塾学堂在王家祠堂开设，由村中清末老秀才王经先生任教。王景义老人说，他父辈就曾上过当时的私塾学堂，父亲常提及王经先生说：“老先生知识渊博学问高深，能知天文晓地理，民国年间村中不少老人都在他的私塾学堂上过学，多受其益。”他说：“后来老先生改行行医而且医术高明，救死扶伤，闻名乡里。”言语中可以看出他对当年王经先生的敬佩之情。 另外，继王经先生的祠堂私塾后，村中还有王景宏先生曾在自家屋中设立的私塾学堂。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村里在道路南侧饲养室旁办起了官道村小学。笔者就曾亲见官道村在村南设立的村校，当时的王康民先生就曾在此任过教。据王康民老师讲：“当时全村约有20个左右的孩子上学，1至2个年级，只有一个老师在一座简易的教室进行着复式教学。”可以想象当时村里教学环境的艰苦。 官道村自古就有习武弄拳的传统，人们在强身健体的同时还肩负着守卫家园的责任。官道村在采取高筑城墙的防御设施后，还操练民团来保卫家园。王景义老人还清楚地记得村北的“忠义坟”就是埋葬着为保卫村庄而逝去的村民的墓地。上世纪七十年代笔者就曾让父亲带着自己到该村的王正奎师傅家里拜师学艺。王师傅高高的个头，瘦瘦的脸庞，显得特别精神，他“刀、枪、棍、棒”样样精通，尤以猴拳远近闻名；他站如松、坐如钟、行如风，为人行侠仗义，民国时期曾路遇国民党残兵欺负百姓，遂上前制止与之争斗，他用手指头在其脑壳上敲了两下，其当场被敲晕倒地，后来人送王师傅外号“敲葫芦”。周围许多人只知道官道村有个“敲葫芦”而不知其真名。相传王师傅曾多次保护村民和徒弟，使得许多强盗痞子闻风逃避，可见其武功高强非同一般。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王师傅在村子南面的集体养猪场里负责养猪，猪场中间有一块空地，便是他晚上闲暇时间带徒弟习武练拳的活动场所，记得他那时教的徒弟约有100多人。他还曾被邻村的下南丰小学聘请为武术教练，有一年“六一”儿童节全公社学校进行节目比赛，下南丰小学的集体拳操表演受到了全公社学校师生的一致好评。听说王师傅活了近80岁，至今人们提及仍感叹他是一位让人尊敬和怀念的好师傅。 一个历史性的地理标志如今，古官马大道原有的1至2米宽的沙石道路早已铺成了7至8米宽的柏油路，成为连接西安市区、咸阳、长安、户县的一条区域间的交通干道。官道人在古官道旁的农地里试种大棚菜、大棚草莓等绿色食品，特别是种植的优质草莓获得成功。在公路两旁，一道道白色的塑料大棚如受阅的队伍整齐排列；田间地头卖草莓的摆摊设点，仿古农家乐餐馆原野飘香。王景义老人说：“村门前的这条古道路就是咱官道村一条发家致富奔小康的通道。” 300多年前，官道村的王氏先祖依官马大道而居，由于村庄小没有具体的名字，人们就用路名而唤其村名。300多年后，古官马大道早已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而不复存在，只有官道村还依然虔诚地守候在这里，成为了一个历史性的地理标志，永远诉说着官道村和官马大道的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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