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芾“篆籀气”说之延续和嬗变举隅 篆籀在宋代之后得到了很好的承传,黄惇先生认为元代的书法家有赵孟頫一脉,还有隐士一脉。许多在野书法家受到赵氏的影响,但也有不少的隐士书法家的书法风格与赵派迥异。在元蒙的统治下,赵氏注重传统,竭力恢复古法,他广涉楷、行、今草、章草、隶书、小篆与籀书。受其影响,各种书体在元代得到了很大地发展,吴叡、吾衍、周伯琦等多数书家以篆隶名世。赵孟頫在书法史上是位诸体皆擅的大家,《元史》本传云:“(赵)篆、籀、分、隶、真、行草书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 赵孟頫《六体千字文》局部 我们从他曾写的《六体千字文》发现他亦擅写籀书,其弟子杨载在《赵公行状》云:“篆则法《石鼓》《诅楚》,隶则法梁鹄、锺繇。” 赵氏提倡恢复古法,自然对米芾有一定的认知。元代的刘因对米芾书法也有较深的研究,他在《荆川稗编》道:
刘因认为“正书当以篆隶为本,有篆隶意则高古”,我们对刘因这句话进行释读,他认为楷书带有篆隶笔意则高古,这与米芾提倡的“篆籀气”说从本源上讲是一致的。 元初陈深也间接地延续了米芾的“篆籀气”说,他在《停云阁帖题记》中品评《祭侄文稿》道:
陈深评价《祭侄文稿》“或如篆籀”与米芾评价《争坐位稿》“有篆籀气”一脉相承,他们都用篆籀的眼光来看颜真卿行书。 明代初期的书法,总体上受赵孟頫和康里巎巎的影响,这一时期擅长篆籀的书家亦都是以元代前辈为学习对象的。出现了“三宋”、“二沈”、刘基、宋濂等书家,他们中有不少对篆籀有一定的研究,且用篆籀来品评其它的字体,直接或间接延续了米芾的篆籀观。 明代学者孙鑛在《书画跋跋》论《赵文敏篆书千文》中道:
孙鑛自谦不解书法,他觉得将篆书的笔意融合到真行草间,良是妙境,如果用真书的方法写篆便是“画鬼魅手”,可谓一语道破天机。 孙鑛在《书画题跋·淳化阁帖十跋》中又跋道:“元章于李玮家见《武帝帖》,云字有篆籀气象” ,跋中言米芾以“篆籀气象”来评价草书《武帝帖》,这条材料足可证明在明代对米芾书法“篆籀气”说是有承传的。 丰坊不但对篆书的用笔有一定的认识,还对学习书法“必通篆籀”提出要求,还用米芾评价行草书作品《中郎帖》、《争坐位帖》有“篆籀气象”加以佐证,这也是丰坊对米芾篆籀观直接承传的有力证据,他在《书诀》 中道:
董其昌学书由唐入晋,以宋人为跳板,对米芾的书法研究颇深,他认为吴 琚学得最像。《容台集》中有云:
董其昌不仅对米芾书法有很深的研究,而且对米芾的《宝章待访录》并不陌生,他曾又云:
董其昌在观王羲之《行穰帖》(图 3-1)后曾作这样的评价:
图 3-1 王羲之《行穰帖》 董其昌酷爱米芾书法,并精研米芾书论,他用“兼篆籀之奇踪”的字眼来品评王羲之的行草书《行穰帖》,这与米芾“篆籀气”说用词内涵大同小异,此论应该是直接受到了米芾“篆籀气”的影响。 清初书法是晚明书风的延续和碑学的滥觞。纵观清代书法的发展史,大的趋势基本为帖派日渐衰微,碑派异军突起。清代篆隶书的发展在书法史上形成另外一座高峰。有许多书家不仅取法米芾,还秉承了米芾的“篆籀气”说。在乾嘉朴学与金石学大氛围影响下的碑派思潮及碑派书风,他们对“篆籀气”说的理解已然嬗变。 清包世臣在《历下笔谭》中评米芾为“海岳如张汤执法,比用重轻”,说明他对米芾书法是有自己见解的。包世臣书学观被后世多有诟病,他在《答熙载九问》中曾提出真书以“不失篆分遗意为上”,乍看与米芾书法“篆籀气”说不谋而合的,其实已杂糅了碑派的审美观。包世臣提出他认为写好真书可行的方法 :
包世臣崇尚北碑,其楷书中也加入了北碑的元素。他认为“篆分遗意”与用笔中锋、侧锋、用墨有关,他还用“不失篆分遗意为上”品评书法高下,显然有点偏执。包世臣推崇北碑,其根本原因是他认为北碑最具篆分遗意,这与米芾眼中的“篆籀气”已大相径庭。 图3-2 何绍基临《张迁碑》 碑派的另一重要人物何绍基在临写《张迁碑》(图3-2)时参合了篆籀笔法,圆起圆收,用笔中锋逆入平出,裹锋重按,回锋收笔,使线条浑圆厚实,颤笔缓行涩进,笔势沉雄,又有自然生动的变化,富有强烈的金石味。他在《题李仲云藏瘞鹤铭旧拓本全幅》中云:
何绍基到镇江焦山拓《瘞鹤铭》,见米南宫模刻石,至少证明何绍基是对米芾还是很熟悉的。他所言“意合篆分”与包世臣“篆分遗意”本质相同,都是以北碑落脚点。何绍基楷书则从北碑中探求篆隶蜕变为真楷的轨迹, “派兼南北” 应是其师阮元书法理论的延续。何绍基与米芾篆籀观相比已经发生变异,其“意合篆分”已打上碑派的烙印。 碑派另一代表康有为尊魏卑唐,其言辞多激越,他褒赞“穷乡儿女造像”,鼓吹北碑“十美”。康氏对米芾书论有所研究,还对黄庭坚行书用“与篆通”的眼光加以品藻,然其与米芾“篆籀气”说本意已相去甚远。康有为于《广艺舟双楫》中有诗二首为证:
康有为认为山谷行书深得《兰亭》三味,出于《瘞鹤铭》而加新理,他几乎直接将北碑与篆籀用笔等当成一回事了,甚是荒谬,这与米芾所欣赏的“篆籀气” 已是天壤之别。 碑派代表包世臣、何绍基、康有为等都盛赞北碑,他们对斑驳的金石气很热衷,越是模糊不清的碑刻越能让他们产生好感,他们用战抖涩行的方法模仿石碑上剥蚀痕迹,甚至用“积点成线”的方法来体现功力,这也是他们所认为的“金石气”,这与帖学强调的书写性已背道而驰,这是对北碑的误读。 他们还认为北碑最具“篆分遗意”、“意合篆分”,这与米芾的篆籀观已不是同一概念。 随着大量文物的出土,清代金石学的大兴,客观上带动书法从帖学向碑学发展,书法家们的眼界得到了拓展,随着生宣纸出现,羊毫毛笔的普遍运用,金石气的表现及追求,书家的审美观已逐渐转变,其用笔强调笔笔中锋,追求“重、拙、大、厚”的书风,提倡“篆隶遗意”,师碑必师名家到无名书家的取法。邓石如用篆籀法写行草书成为自觉。 邓石如行书四屏 海派代表赵之谦,更是碑学的实践与倡导者,他能将篆隶笔意融入书、画、印的创作中成绩斐然。吴昌硕穷尽一生写石鼓文,参篆籀法写行草,以书入印,以书入画,大气磅礴堪称楷模。李瑞清、曾熙等人用笔曲折蠕动,行笔涩进抖颤,以追求金石的斑驳感为目标,这是对“古”完全抵牾的阐释。 值得一提的是碑派代表书家一方面延续米芾的篆籀观,另一方面其篆籀观已发生了异化。 |结语| 笔者从米芾的《海岳名言》等相关论著中,发现米芾对篆籀及“篆籀气”有许多重要的论述,这也是研究米芾篆籀观的主要立论依据。在研究过程中,发现米芾崇古,他对晋唐书家多有微词,并发现米芾十分喜爱篆籀,他书写篆籀、评论篆籀,且能以篆籀法写行草,这也是他能提出“篆籀气”充分必要条件之一。 笔者根据米芾相关书论,对书论中能反应其篆籀观的进行了梳理。研究发现米芾认为篆籀应该具有圆、中锋、裹锋、字形大小不一、象形、古雅等特点,这也是米芾篆籀观的基本内核。研究还认为米芾是“篆籀气”说的发轫者,并认为他眼中的“篆籀气”作品,应参“篆籀意”来书写其它字体。米芾用“篆籀气”一词评价草书等字体可谓独创,“篆籀气”说是米芾篆籀观的核心内容。 笔者主要从篆籀、“篆籀气”的本体出发,探讨米芾的学书历程,进一步阐述了米芾“篆籀气”说形成的历史背景,对米芾“篆籀气”说的提出和表现等方面材料进行了挖掘。笔者还研究了米芾篆籀观在后世的延续与嬗变,研究发现其 “篆籀气”说在后世得到了很好的延续,碑派书家误认为北碑最具篆隶遗意,其用笔模仿那种风雨剥蚀的痕迹,用笔曲折蠕动,行笔涩进抖颤,故作苍茫状,追求所谓的“金石气”,不能“透过刀锋看笔锋”,用笔做作不够自然,与米芾的篆籀观已迥然不同。 必须指出,篆籀与“篆籀气”并不等同,“篆籀气”与篆籀笔法也是不同概念,“篆籀气”属于形而上的气息表露,篆籀笔法属于形而下的技法范畴,而“篆籀气”是通过“篆籀意”表现出来的。 笔者试图通过对米芾篆籀观相关问题的考论,进一步了解其篆籀观的成因,以期对书法创作有所借鉴。 来源:网络。本文版权归原创作者所有。若侵联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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