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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读】张青春:遗逝的笔墨

 祥雲山人杨克昌 2019-03-04

在我曾经生活过的山村,一直沿袭着对文化人的崇敬。    

早些时候,村里最有威信的人是我二太公,因了一手好字。红白喜事,逢年过节,需要摆砚挥书的时候,二太公必在场。二太公的出场,有着别样的隆重,主人通常提前三四天就跟二太公安好了口信。正事的当天,大清早就差人前往二太公的家中迎接,站在门口等到两袋烟快抽完,听见屋里传来关门的声音,方快速抖去烟斗里剩下的烟灰,箭步迎上前去,从二太公手里接过一大瓶墨汁和一支粗壮的狼毫大笔。    

这边,主人已经在门口等候多时了。远远看见二太公的身影,主人回头吩咐家人备好爆竹,自己则快步迎了上去,仿佛古时臣子恭迎皇上的情景。

农村的乡俗里,只有舅公才享受这种待遇。老家所在的山村,人们奉二太公为上客,多少有些悲情的意味——整个山村,也就数二太公读了几年书,能写一手好字。临过年,村里人几乎是排着队候在二太公的门口,只为求一副大门檐下的红纸春联。如有人没能求着,整个正月里都不自在,似乎抬不起头来做人。   

二太公出门,笔和墨一定得自己带。这是铁规矩,村里人都知道。东家请二太公帮忙,只需备好纸和盛墨用的大碗,待到事情完满,把一个红包塞进二太公的衣兜里。二太公对笔和墨的态度是严谨的,坚决要求自备。因了这个规矩,在村里颇享盛誉。事实上,二太公的字写得确实漂亮,苍劲有力,轻重有度,看上去令人赏心悦目。    

没人能料到,二太公的威严会在村里受到严峻的挑战。这份挑战来自我的二叔。其实最具有挑战实力的应该是我的大叔,他是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但性格内敛的大叔从未产生过动摇二太公“学术权威”的念头,他一如既往地对二太公俯首听教,令二太公非常开心。二叔学历比大叔浅,只读了个中专,性格却远比大叔来得率真。心高气傲的二叔,一年春节直接买了几张红纸裁剪妥当,摊在桌上,操笔蘸墨就写开了。边写边冲爷爷说,家里大学生中专生都有了,还去请别人写对联,多丢脸。性情暴躁的爷爷竟然一反常态,非但没有暴跳如雷,还亲自拿着二叔写的对联去张贴。    

大年初一,村人来我家拜年。    

终于有人忍不住,嘴角带着浅浅的有些怪异的笑,问爷爷:“这对联是谁写的啊?”    

爷爷淡然一笑,答:“是我满崽子(二叔)写的,本该轮到老三(大叔)写,他推给弟弟写去了,写得不好,不好。”    

爷爷答毕,围站在屋外的一群人顿时安静下来。    

顷刻,人群中有人笑喊:“写得好,写得好啊。”    

大家于是都附和着喊:“确实写得好,读到了书的人就是不一样啊,有文化。”    

待到客人散尽,大叔冲二叔诡秘一笑:“你就得意吧,其实你这几个字,比起二太公来,差了一大截。”二叔也不争辩,只是捂着嘴偷笑。旁边的父亲几个,互相看了看,也都露出会意的笑容。    

二叔的这番鲁莽,意外地让爷爷光耀了一整个正月。二叔却没能预料,自己的一时之快却给村里人带来了诸多的烦恼。“春联风波”之后,再逢人家操办好事,二太公就不肯出来执笔了。    

求急了,二太公就说一句:“我老了,找年轻人写吧,他们读的书比我多。”    

然后,退回里屋,任人家如何恳请,就是不应。那些时候,村人每到做大事就愁得直皱眉头。一个暑假,不知是谁突然提议让我去做写字的“先生”。那时候我还在读初中,不谙世事,头一热就应允了。凭着被懒老师逼着抄板书练就的一手字,我的书写意外地赢得了旁人的高度赞扬。事后主人高兴得不行,硬塞给我一个大红包。看着我捧着红包回家,父母也乐了,摸着我的头说:“小子,没想到你还长出息了,敢做‘先生’了。”    

此后,假期在家,就不断被人请去做“先生”。我也不再推迟,有请必应。只不过,我更多的时候,开始尝试在写礼簿的时候把毛笔改成钢笔。此时我已经在村里树立了些许“先生”的威信,村人对我的主张并没有表示异议,还夸我的钢笔字更有力道,更耐看。    

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对二太公有着怎样的冲击。我和以前一样,有空就去二太公家里,缠着老人家给我看他那些陈旧的线装书,让他写字给我看。二太公也依旧把那些书找出来给我看,却从不为我表演写字了。我当然不会煞有介事地去仔细观察一张老人的脸上是种怎样的表情,只管坐在床头翻那些有些神秘感的旧书,看得入迷。二太公不愿给我写字,我缠了几次未果,也就作罢了。    

二太公的屋前逐渐冷淡了下来。大部分人家的孩子,也都把书读到了能写字的年龄,到了做大事的时候,实在没人当“先生”的情况下,就都吩咐自己的孩子顶上。我后来去了省城读书,少有时间在家里客串“先生”的角色了,只是回到家里,偶尔还会想着去二太公家里坐一坐。不知不觉间,二太公渐渐淡出了大家的视线。    

一个宁静的日子里,二太公带着几瓶墨汁和那支粗壮的狼毫大笔,告别了村里人。二太公的离世很安静,悄无声息。爷爷告诉我,他赶过去的时候,看到二太公静静地躺在床上,怀里抱着笔和墨,旁边的书案上摆着从樟木箱里翻出来的一叠线装书。    

听到这里,我心一酸。二太公隐藏自己的笔墨十多年了,终于还是以这种方式向村人表述了一个文化人对笔墨的执著和不舍。而二太公弥留之际,能记得把一叠线装书从箱子里找出来摆在案头,这份最后的牵念,或许也只有远在他乡的我能读懂。    

二太公不在了,村里似乎也淡却了书写春联的热情。也不是不愿写,会写春联的年轻人,或是读书后参加工作留在了大城市,或是打工外出了,回到家里也没人再愿意动笔了。为了省事,有村人直接从书摊上花钱买一副对联贴上,纸质好,色彩艳,字迹保留的时间也长,甚至经年不褪色。大家于是纷纷效仿。正月拜年,也没人去留意大门两侧贴着的对联上到底写的是几个什么字。这些对联的字迹显得规范又端正,却毫无生机。    

一副生硬的新对联贴上了门檐,轻轻地就把原来手写的已经泛色的旧对联覆盖住……曾经飘浮在村庄里的笔墨清香,就这样静静地消散、隐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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