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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說新語》湘中本考 袁 媛 袁媛，文学博士，现供职于国家图书馆。主要研究方向：清代校勘学、清代学术研究。
作為古代重要的筆記小說，《世說新語》的版本情況一直備受學界關注。明代以前版本存世者有三種：唐抄殘本[1]、宋紹興年間董弅刻本（簡稱“董本”）[2]和元至元劉應登刻本（簡稱“元本”）[3]。此外還有兩種宋本的面貌經由後人的翻刻或記錄而得以保存。一種是南宋淳熙十五年（1188）年陸游刊本（簡稱“陸本”），明嘉靖中吳郡袁褧嘉趣堂刻本（簡稱“嘉趣堂本”）據之重刻。一種是淳熙十六年（1189）湘中刻本（簡稱“湘中本”），清人曾據之校勘他本，在校本中記載了大量該本的信息。以上五種版本反映出《世說新語》較早的面貌，對研究《世說新語》的流傳與演變具有重要意義。就目前的研究來看，學界對唐寫本、董本及元刻本的研究較為充分，對湘中本、嘉趣堂本則缺乏深入的考察，認識上存在不少模糊錯謬之處。 筆者在工作中曾查閱過幾種清人《世說新語》校本，發現當中記載的湘中本信息較學界目前所知豐富不少。新的材料帶來新的問題，使得對湘中本的研究變得更為迫切，也更具有可行性。因此，筆者不揣譾陋，嘗試對校本所載信息予以梳理，以此來考察湘中本的面貌與價值。 一、前人對湘中本的認識與失而復得的張縯跋 南宋淳熙十六年《世說新語》刻於湘中，然而宋元目錄如《直齋書錄解題》、《郡齋讀書志》及《附志》等都未提及此本，今日對湘中本的瞭解大多來自清雍正年間沈巖的一篇跋文。跋文云： 傳是樓宋槧本是淳熙十六年刊於湘中者，有江原張縯跋一篇。舊為南園俞氏藏書，有耕雲俞彥春跋。上粘王履約還書簡帖。書法極古雅，紙墨氣亦絕佳，未知放翁所刊原本視此何如也。吾友蔣篁亭（蔣杲）並有對校本，考正尤多。雍正庚戌（八年，1730）四月雨窗校畢，時館南城王氏清陰堂之左廂。巖識[4] 這篇跋文很重要，既明確交待了湘中本的刊刻時間、地點，還透露傳是樓所藏湘中本的流傳情況。 1920年孫毓修整理沈巖校本，編成《世說新語校記》一卷，附於《四部叢刊》影印嘉趣堂本之後。他撰跋詳敘整理經過： 《世說新語》著錄家以明嘉靖中袁氏嘉趣堂本為最善。涵芬樓得一校本，蓋雍正庚戌沈寶硯（沈巖）以傳是樓宋本校袁本，而嘉慶甲戌吳春生（吳嘉泰）過錄者也。袁本有淳熙十五年戊申新定郡守陸游跋，則重開放翁本也。傳是本，沈跋云以淳熙十六年刊於湘中，有江原張縯跋（孫注：此跋今未見）。兩本同出於宋，玩其字句，均以傳是樓為長。[5] 跋文中對湘中本的論述大體沿襲沈說。值得注意的是，他梳理了湘中本與嘉趣堂本各自的源流，並對二本的優劣加以評判，指出湘中本的重要價值。 此後對湘中本的研究一度沉寂，它再次進入學界視野大約是在新中國建國前後。五十年代余嘉錫撰《世說新語箋疏》時論及此本，云：“清初徐乾學傳是樓所藏宋淳熙十六年湘中本，與紹興八年本相近而與袁本頗有不同。沈寶硯有校記，見涵芬樓影印嘉趣堂本後。”[6] 稍後王利器撰《世說新語校勘記》，參考兩種與湘中本有關的清人校本，一為“清雍正時蔣篁亭用傳是樓藏宋本及另一元本校曹本”，一為“清嘉慶時沈寶硯用傳是樓藏宋本校袁本”[7]。他的說法中有兩點值得留意：其一，關於蔣杲校本的描述超出了沈巖跋文的內容，這說明王氏另有依據，他很可能目驗過一個蔣杲校本，只是這個版本今天已下落不明。其二，沈巖主要活動在康熙、雍正年間，王氏稱沈校本出於嘉慶的說法有誤，應是混淆了沈校本與嘉慶十九年（1814）吳嘉泰過錄沈校本。 七十年代，楊勇考察《世說新語》版本，指出“陸游十六年湘中刻本，徐乾學傳是樓收藏，清初蔣篁亭、沈寶硯得見，皆有校記”[8]。考其依據，仍然是《四部叢刊》本所附的沈巖、吳嘉泰、孫毓修跋文，卻不知為何將湘中本與陸游聯繫在一起，認為陸氏曾兩次刊刻《世說新語》，分別是淳熙十五年在嚴州、十六年在湘中。這個說法可以斷定有誤，詳見下文。 九十年代，王能憲撰《世說新語研究》，綜述歷代版本，而云：“淳熙本原為清初徐乾學傳是樓所藏，有江原張縯跋。清人蔣篁亭、沈寶硯曾據此本與袁氏嘉趣堂本對校，並撰有《校語》。”[9] 由上可見，民國以來學界對湘中本的認識十分有限，大多都只是圍繞沈巖跋文展開。王利器雖然參考了蔣杲校本，但也並沒有做出更詳細的討論。今天隨著對清人校本的清理，不少新的材料、新的問題浮現出來，沈巖曾提到、而孫毓修未曾見到的張縯跋文便是最重要的發現之一。張縯跋見於國家圖書館所藏何煌校本（典藏號3903）卷末。其文如下： 兩晉衣冠每以清言相高，不在能言之列者輒下其品。說者有謂崇虛廢務，晉室不競亦此之由。然王茂洪、謝安石此兩人者，經綸中興，碩德也，言論風旨，尤班班見於策，豈當以清言少之。蓋中之所存者，精明昭融，洞燭至理，則發而為言，自然超詣，蟬蛻塵埃之外。昔孔子嘗欲無言矣，複繼之以“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乃言之重而辭之複，何也？游于聖人之門者觀之，是其言也。震動八極而非聽聞所，則發一真□（筆者按，原字左半不清，右半作“昜”）而無朕兆可求，有出於言之表矣。孰謂言可已乎？江左諸人雖不能進此，然至於理到神會，超然遐舉，亦有非後世所能及者，《世說》所著是也。退食自公，開數尺許，豈獨無使舌本間強，如含瓦石，亦足以澡雪滯念，眇視萬物，為游息之樂，顧不善歟！朅來湘中，偶有蜀本自隨，因屬文字掾褚君重為讎校，鋟板置郡庠。褚君刊正舛訛甚悉，視它本為善云。淳熙十六年歲己酉十二月旦日，江原張縯書。 考王導字茂弘，文中因避宋太祖父親弘殷諱而改作“茂洪”，可作為此跋來自宋本的佐證。這篇跋文揭示出兩點：其一，張縯是刊刻湘中本的主持者。其二，湘中本的底本是一部“蜀本”。據此可以斷定，楊勇先生認為湘中本由陸游所刻的說法是不準確的。 面對這篇跋文，至少還需要考慮兩個問題：張縯是何許人？所據“蜀本”情況如何？通過勾稽史料，張縯生平可稍見輪廓。其字季長，唐安郡江原（今四川崇州東南）人。隆興元年（1163）進士，乾道九年（1173）授秘書省正字，次年丁憂歸里[10]。居家數年，淳熙四年（1177）范成大過江原縣，二人曾一晤[11]。十年，為夔州路轉運判官[12]。十三年，提點利州路刑獄[13]。十五年，知遂寧府[14]。十六年，任湖南路轉運判官[15]。紹熙二年（1191），官至大理少卿，主管建甯府武夷山冲佑觀，五年被劾[16]。嘉泰元年（1201），除知潼川府[17]。開禧三年卒（1207）[18]。著有《中庸辨擇》[19]《職官紀》[20]《陶靖節年譜辨正》[21]等書。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現藏於臺北故宮博物院的《寒食帖》之後有張縯手跋。跋中記述祖上收藏事蹟，《寒食帖》即為家藏，其伯祖又與黃庭堅相交厚。由這些事迹可見，張縯出身詩禮之家，文化修養較高，而且對東晉南朝史事有所鑽研；他長期在蜀地居住為官，熟悉當地文化。合此數端，跋中“蜀本”的說法應當是可信的。然而該本不見於傳世文獻記載。潘建國梳理兩宋《世說新語》藏本[22]，共得31種，也並未發現蜀地刊刻、抄寫《世說新語》的痕跡。關於這個“蜀本”今日唯一可考的線索便是據之重刻的湘中本。 在張縯生平中，還有一值得注意的情況：他與陸游相交甚篤。乾道八年（1172）二人相識于四川宣撫使王炎幕內[23]。此後書信往來頻繁，這在《劍南詩稿》中多有記錄。這對好友在兩年內分頭刊刻《世說新語》，底本卻不相同，不可不謂有趣。張跋中有“視它本為善云”一語，所謂“它本”不知是否也包含了陸游本？這是另一值得考察的問題。以上種種跡象都透露出湘中本的重要價值。而想要探明其價值，則要從現存清人校本入手。 二、與湘中本有關的清人校本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世說新語》清人校本十一種[24]，可以確定與湘中本有關者有三種，均藏於國家圖書館，分別為何煌校本（典藏號3903，簡稱“何校本”）、傅增湘過錄何焯錄蔣杲校本（典藏號193，簡稱“傅校本”）和戴熙芠過錄沈巖校本（典藏號6224，簡稱“戴校本”）。據筆者考察，此外至少還有兩種校本與湘中本有關。一是中山大學圖書館所藏有佚名過錄沈巖校本（簡稱“中大本”），一是國家圖書館所藏佚名過錄蔣杲校本（典藏號34247，簡稱“佚名本”）。 這五種校本的內容、特點及相關疑點將在下文中加以考述。而在這之前，需要對它們之間的關係略作梳理[25]。總的來說，這些校本記載的湘中本的信息都直接或間接地來自傳是樓藏本。而校勘或過錄校本的活動又基本集中出現在兩個時間段：第一次是在康熙後期至雍正年間，參與者有蔣杲（康熙五十七年[1718]）、陳景雲（在蔣杲之前或同時）、何煌（可能在康熙五十七年至五十九年間[1718-1720]）、何焯（康熙五十九年[1720]）、沈巖（雍正八年[1730]），所做工作包括校勘湘中本和過錄他人校本。第二次是在清末民初，參與者有戴熙芠（光緒十三年[1887]）、傅增湘（民國八年[1919]）。民國九年(1920)孫毓修整理沈巖校本，也在這一時期。佚名過錄蔣杲校本的時間雖然無法確知，但從所據底本為光緒三年(1877)湖北書局刻本來看，過錄行為很可能也發生在此時間段。本階段的工作以過錄整理前人校本為主。 前一階段是湘中本面貌得以保存的關鍵。在此之後湘中本便下落不明，或許可以說，此階段的校勘是湘中本留在世上的最後線索[26]。從參與者的身份與他們留下的信息來看，這是一次群體性的校勘行為。蔣杲、陳景雲、沈巖為何焯門生，何煌為何焯之弟。他們不僅相互熟識，而且在校勘《世說新語》的過程中大量參考對方的校勘成果。比如何煌校本中多次引用蔣杲、陳景雲校語。又如何焯過錄了蔣杲校本，而從其所錄蔣校來看，蔣杲又參考了陳景雲校語。至於沈巖，從孫毓修整理《世說新語校語》和戴校本、中大本中並未發現沈巖引用他人校語的痕跡，但筆者認為他很有可能參考了蔣杲校本。這有兩點線索。首先，他在跋文中曾明確提到蔣杲校本，並提到其中“考正尤多”。其次，沈巖跋文與蔣杲跋文十分接近。蔣跋見於羅振玉所藏“康熙庚子張孟公移錄蔣子遵校本”之上，云：“戊戌（1718）正月得傳是樓宋本校，淳熙十六年刊於湘中者，有江原張菼跋。舊為南園俞氏藏書，有耕雲俞彥春識語，上黏王履約還書一帖。雖多訛脫，然紙墨絕佳，未知放翁所刊原本視此何如也。[27]”很明顯，沈跋由此脫胎而來。既然連撰跋都借鑒蔣說，在校勘中參考蔣校（尤其是考正處）應該是情理中事。 可以看到，現存各種校本及過錄本、整理本既同出一源，又錯綜相聯，可以相互對照、相互佐證。圖示如下： 三、何煌校本 何煌校本是筆者所見校本中內容最豐富、價值最重要的一部。《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著錄此本云“明嘉靖十四年袁褧嘉趣堂刻本，馮舒批校、何煌校並錄陳景雲等校語”[28]。 卷中並無題跋說明批校情形，《書目》著錄的依據很可能是藏印[29]與筆跡。首先，卷中有馮舒藏書印數枚，如“默庵”、“空居閣藏書記”等，說明此本曾經他收藏。再來考察筆跡，果然與馮舒手跋相合。【書影一】天頭校語中大字“鎦本另起一條”即是一例，筆跡與國家圖書館藏明天啟七年謝恒抄本《竹書紀年》中馮舒校跋相同。至於何煌，他沒有留下鈐印，只能通過筆跡推斷。【書影一】天頭校語小字“管甯俞氏藏本另起”、“此條俞氏藏本誤連一”兩行，與國家國家圖書館藏澤存堂五種本《佩觽》中何煌校跋的字跡相同。 在此本中，何煌所做的工作包括校勘和過錄他人校語。所錄校語的來源可考者有陳景雲和蔣杲兩家，如【書影二】、【書影三】所示。因此，這個校本中至少包含著馮舒、陳景雲、蔣杲、何煌四人的校勘成果。四家批校各有依據，各有特點，略作分析如下： 1. 馮舒校語 馮舒（1593-1645），字巳蒼，號默庵、癸巳老人、孱守居士。常熟人。明末著名的學者、藏書家。 其批校以對勘“劉本”（如【書影一】）、擇錄“劉批”（如【書影四】）為主。經筆者比對，所引“劉本”、“劉批”與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正德四年趙俊刻本一一相合。如卷上之上“滿奮畏風”條注“所以見月則喘”，馮校云：“劉作‘所以喘也’。”同卷“謝仁祖年八歲”條注“鯤子別見”，馮校云：“劉本作‘字紉輿’”。此二條所引“劉作”、“劉本作”均與正德本同。而批語如【書影四】天頭“按謝公之言”云云，同卷“邊文禮見袁奉高”條馮批“按奉高見一，乃以堯聘許由自比，亦非”，也都見於正德本，為劉應登等人的批語。 潘建國曾指出正德本是從元至元年間劉應登本翻刻而來，不僅分卷情形、各葉起訖、卷首題署、版式行款與之相同，連元刻本排版中出於無奈的剜改、補入漏字等處理，正德本一般也依樣照刻[30]。以此而論，馮舒所據“劉本”，或為正德本，或為元刻本。劉應登系統諸本是嘉靖十四年（1535）袁褧嘉趣堂刻本面世之前，市面上最為流行的版本，這大概是馮氏將之列為參校本的重要原因。 2. 陳景雲校語 陳景雲（1670-1747），字少章，常熟人，何焯門生。何煌所錄陳氏校語共71條，每卷皆有。從校語來看，陳氏曾用宋本和元本比勘。 明確標明參校“宋本”者有兩處。卷上之上“王僕射在江州”則注“自王渾至坦之”，何校：“少章云：宋本‘澤’字是。‘澤’見王氏世譜，渾乃澤之孫，坦之曾祖，湛兄也。”卷中之下“郗司空在北府”則注“求申勸平北將軍”，何校：“陳云：‘申勸’宋本作‘申勤’，疑是‘勒’字。”筆者按，此“宋本”應該就是湘中本。首先從異文來看：“王澤”，明清以來諸本均作“王渾”，唯董本與戴校本、中大本所載湘中本作“王澤”；“申勤”，諸本均作“申勸”，唯董本作“申勤”。可見此“宋本”與湘中本、董本面貌有相吻合之處。再翻檢明清目錄及相關文獻，並未看到流傳董本和其他宋本的記載，流傳日本的董本面貌要遲至民國才為國人所瞭解。換言之，湘中本應是當時所能看到的唯一宋本。那麼，“宋本”是湘中本的可能性最大。倘若如此，何煌徑引陳說而不對其所引“宋本”加以交待的情況也就能得到解釋。 參校元本者見於卷中之上“明帝在西堂”則“罪不足至此王大將軍當下時”處，何校云：“陳云：王大將軍元板提行另起。案，敦舉事在元帝永昌末年，死事與上文不相蒙，另起為是。”傳世元本僅有兩部，分別藏于日本內閣文庫和臺北“國家圖書館”，二本同屬一版，都為元代至元年間劉應登刻本，只是在刷印上有前後之別。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所藏正德本自元本翻刻而來，較為忠實地反映了元本面貌。此處正德本“王大將軍”以下另起，與陳氏所云“元板”同。以此推斷，陳氏所見元本應該就是至元劉應登本。 3. 蔣杲校語 蔣杲（1683-1731），字子遵，號篁亭，長洲（今屬蘇州）人。亦為何焯門生。蔣氏潛心藏書校勘。其校勘《世說新語》事蹟見於沈巖跋文：“吾友蔣篁亭並有校對本，考證尤多。”王利器曾參校一蔣校本，稱之為“清雍正時蔣篁亭用傳是樓藏宋本及另一元本（王注：校語中惜未分別出來）校曹本（筆者按，即明太倉曹氏沙溪重刻袁褧嘉趣堂本）”[31]然而此蔣校本不見於各大圖書館著錄，潘建國先生亦云“遍檢不得”[32]。蔣杲親筆校本雖然難覓蹤跡，但過錄其校語的他人批校本卻保存了下來。筆者所見有三種，此本為其中之一。 何煌所錄蔣杲校語共14條，內容都是對異文、疑誤的案斷。如卷下之下“王渾與婦”條注“王氏家譜曰倫字太沖”，何氏錄“蔣云：案《魏志》昶字子深，字道沖，與家譜異。”卷中之上“羊忱性甚貞烈”條注“泰山平陽人”，何氏錄“蔣云：案泰山無平陽縣。羊氏族俱出泰山南城，二字疑誤。”卷上之下“左太沖作《三都賦》初成”條“父徵（缺末筆）為琅琊”，何氏錄“蔣云：徵，宋本作‘和’。考《晉書》本傳，父名和”。如諸例所示，蔣氏注意引證相關史書。也明確提到曾對校宋本，與沈巖跋文相合。 值得注意的是，這14條蔣杲校語與下文將談到的傅增湘過錄本有所重合，但不盡相同。同時，它們不見於王利器《校勘記》。《校勘記》參引蔣校逾百處，內容都是記錄蔣校本所載湘中本面貌，而未曾引用蔣氏的案斷。這或許是因為各家“蔣校”來源略有差異，也或許是過錄者自有取捨所致。 4. 何煌校語 何煌（1668—？），字心友，一字仲友，號小山，長洲人，何焯之弟。陳景雲、蔣杲校語混雜於何煌臨錄之中，因此除了上文所述明確標明來源的校語外，其他校語都只好統一視為何煌校語。 其校語可分為三部分：其一，對校湘中本。這包含了不同的形式，既有於歧異處標示異文者，又有在地腳列出異文者，也偶有用校記記錄者。這三種形式在內容上多有重複，應該是何煌臨錄幾家校本所致。在校記中，何煌陳湘中本為“俞氏藏本”。俞氏即沈巖跋文中提到的“耕雲俞彥春”，為明代洪武年間人。沈跋中提到的“俞彥春跋”和“王履約還書簡帖”也都被何煌移錄過來。其二，參校元刻本，如卷下之上“王長史謝仁”條“田曰使人思安豐”，何校云：“思安豐，元板作‘思王安豐’。”此類校記共20條，所引元本面貌與正德本基本一致[33]。其三，加以案斷。在標明出自陳、蔣二人的校語之外，卷中還有案斷6條。它們不見於其他校本，可能出自何煌之手。案斷隨文而發，不拘一體。如卷下之上“王仲宣好驢鳴”條注“曾祖龔父暢”，校云：“案‘父暢’當作‘祖暢’。”卷下之下“石崇與王愷爭豪”條注“武帝愷之甥也”，校云：“疑作‘愷武帝之甥也’。”這三部分中，以對校湘中本者最為重要。所載湘中本信息比現存其他校本多出不少。 四、羅振玉藏蔣杲校本過錄本兩種：傅增湘過錄本、佚名過錄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著錄傅校本云“明萬曆三十七年周氏博古堂刻本，傅增湘跋並錄清何焯批校題識”，典藏號193。 根據卷末題識[34]，傅氏臨錄蔣校是在己未（1920）年歲暮。其來源為羅振玉所藏校宋本。羅振玉《唐寫本世說新書跋》云：“我國《世說》善本，嘉靖袁氏覆宋本外，未見更古者。予所藏康熙庚子（康熙五十九年，1720）張孟公移錄蔣子遵校本，所主之本，為傳是樓所藏淳熙刊本，其書亦三卷，每卷分上下。”[35]羅氏所稱“康熙庚子張孟公移錄蔣子遵校本”即傅氏所據之本。卷中有跋文一則，云：“康熙庚子五月借蔣子遵校本略加是正。子遵記其後云：‘戊戌（康熙五十七年，1718）正月得傳是樓宋本校，淳熙十六年刊於湘中者，有江原張菼跋。舊為南園俞氏藏書，有耕雲俞彥春識語，上黏王履約還書一帖。雖多訛脫，然紙墨絕佳，未知放翁所刊原本視此何如也。’並抄之，使餘兒知所自來。老民孟公書。”[36] 傅增湘過錄此跋，並加以考證：“己未十一月訪羅叔言（筆者按，即羅振玉）於津門，以校宋本《世說新語》見眎。叔言據卷首跋語題老民孟公，謂是明末張職方拱端手筆，且檢書中有‘震巖老人’、‘天累子孫’、‘漢留候裔’、‘原名拱端字孟公’、‘興機’、‘逸民徒各印’，謂是孟公無疑。然余審其字體，確是何義門手跡。其校勘且兼具批點，亦是義門家數。跋中從蔣子遵借校，蔣為何之子弟，餘兒為義門之子也，時代、人名與張孟公決不相合。惟跋尾題老民孟公為不可解耳。書此以竢知者。十月二十四日，傅增湘校畢因記。”傅氏的推論頗有道理。對此，筆者還可再添幾條證據。其一，葉昌熾《藏書記事詩》及王欣夫《補正》曾勾稽張拱端事蹟[37]，可知他在崇禎辛巳年（1641）即有藏書事蹟，而與葉萬、葉林宗子祖仁多有往來；清初入釋，晚年失明，年九十餘卒（《吳縣誌》）。試按崇禎辛巳年他僅十五歲計算，到康熙庚子他已是九十四歲高齡。即便尚未離世，在失明的情況下大概也難以從事臨錄。其二，根據沈彤《翰林院編修贈侍讀學士義門何先生行狀》，何焯子名壽餘，與跋文中“餘兒”相符合。其三，何氏有自稱“老民”、“孟公”的習慣，前者見於《義門先生集》卷八《杜貽榖宋拓黃庭經跋》《祝京兆書述跋》、卷九《跋後漢書》《跋臨川集》，後者見於卷九《跋新安小志》。而且這些跋文的撰寫時間都集中康熙五十五、五十六年，與其傳錄蔣校的時間相近。根據這些線索，羅振玉藏本是何焯臨錄本應該可以確定的[38]。 此本中的蔣校包括記錄湘中本異文和案斷是非兩個部分，與何煌校本所錄互有詳略。就案斷而言，便有22條不見於何校本，其中不乏引證繁富者，如卷下之下“桓南郡與殷荊州”則“矛頭淅米劍頭炊”，蔣校云：“內則云：‘析稌。’魏武嘲王景興在會稽析粳米。‘析’與‘淅’古字通，故韓、孟聯句有‘析玉不可從’，俗謬改作‘淅’。若‘淅’，則不合用矛頭。” 此外，有兩條校語尤其值得注意。其一，卷下之下“桓公初報破殷荊州”則“桓公”，蔣校云：“少章云‘公’疑‘玄’。”這說明蔣杲曾參考陳景雲校語。其二，卷中之上“羊忱性甚貞烈”則注“泰山平陽人”，蔣校云：“《晉書·地理志》：新泰故曰平陽，《宋志》後有平陽。”何校本此處也引了蔣校，而云：“蔣云：案，泰山無平陽縣。羊氏族俱出泰山南城，二字疑誤。”同為蔣校，意見卻剛好相反，傅校本所錄蔣校比何校本更為妥當，似為後出。這大概透露出傅、何二人所錄蔣校並非源自同一校本，更像是反映了蔣杲在不同階段的校勘成果。 國家圖書館所藏佚名過錄本，所錄跋文、校語及異文與傅校本基本一致，可以判斷為羅振玉藏本的另一過錄本。其具體情況，不再贅述。[39] 五、沈巖校過錄本兩種：戴熙芠過錄本與中山大學藏佚名過錄本 孫毓修《世說新語校記》移錄沈巖跋、吳嘉泰題識各一則。沈跋已見上文，吳嘉泰識云：“嘉慶甲戌（十九年，1814）二月得此本於玉峰書肆，閏月從黃蕘圃（筆者按，即黃丕烈）假得沈寶硯校本，用朱筆過校，凡七日。長洲吳嘉泰春生甫志於露凝書屋。”可知雍正沈巖校本後來歸於蘇州藏書家黃丕烈插架，嘉慶十九年吳嘉泰借得沈校本，過錄其校于己藏某本（筆者按，很可能是嘉趣堂本）之上。吳嘉泰過錄的沈校本流傳頗廣。除了孫毓修所據本（今不知去向）之外，筆者還瞭解到兩種過錄吳嘉泰校本的版本。 其一為國家圖書館所藏戴熙芠過錄本。《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總目》著錄云：“明刻本，清□孝耕校並跋，清戴熙芠跋並錄清沈巖校跋、清吳嘉泰題識”，典藏號6224。卷中校語出自二人，一為孝耕，多以明王世懋刊本對勘；一為戴熙芠，臨錄沈巖校語。 戴熙芠（1840—？）字恒齋，號慎圃，又號謹軒，潤陽（今江蘇丹徒）人。他臨錄沈校是在光緒丁亥年（十三年，1887），其本末見於跋識。卷末識語云：“光緒丁亥十二月潤陽戴熙芠跋。冬月上浣複假得宜園所藏袁氏嘉趣堂本，止有原序一篇，甫經長洲吳嘉泰校勘者。”卷首《世說新語目》首頁識語云：“今以袁刊本經吳東屏（吳嘉泰）勘橅傳是樓宋本校正，熙芠亦以吳君所勘本校之。”卷上之下末又跋云：“丁亥冬月，西北大風，嚴寒呵凍。公解之時，此卷校閱三日而竣，錯訛俱依宋本勘定也。恒齋記。” 中山大學圖書館藏本為陳寅恪舊藏，蔣天樞《舊校本<世說新語>跋》一文曾介紹此本，可見此本概貌。“書後有沈寶研署巖識及署潁穀兩跋，並有吳嘉泰過校一跋，與涵芬樓舊藏本全同，疑是吳嘉泰同時人從吳本過錄者也。”“書中校字，有校改刻字上者，亦有記疑于書眉及下方者，其宋本缺筆及一點一畫之異，並宋本缺脫文字，無不校出。”“此校本間有以范書、陳志、《晉書》參校及考定所校宋本是非處，不知系沈氏自校所記，抑錄自蔣篁村者。”“取商務所作《校記》核對，不特用《晉書》、陳志參校處全行刊落，即沈氏校語亦不錄入，其簡略殊可驚異。”[40] 六、各校本所載湘中本信息彙總分析 上文所述五種校本，再加上孫毓修整理的《世說新語校語》和王利器《世說新語校記》，這就是目前所知能反映湘中本面貌的所有材料。通過梳理，它們的來源也已基本厘清。在此基礎上，可以來彙總和比較各本所載的湘中本的信息。這是“復原”湘中本、討論其來源與價值時最為重要的依據。析言之，又可分為兩個層面：首先是彙總和比較各本所載異文，分析其中差異，並探討差異出現的原因。這既是為了盡可能全面地蒐集湘中本信息，也是為了甄別這些異文是否可靠。其次，將經過彙總與甄別的異文與現存的幾種較早的版本（包括唐寫本、董本、嘉趣堂本）進行比對，由此來探討湘中本的來源和價值。 筆者以卷上之上、下為例，對異文進行彙總。具體數字見下表：
從表中可以清楚看到，眾校本所載異文遠多於《校語》《校記》，新增異文逾四成。具體來看，四種校本及《校語》《校記》各有詳略，偶有抵牾。 為何會出現各本數量不一、所載異文互有詳略的情況？筆者認為，至少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校勘者（含臨錄者）不免遺漏。比如“陳太丘詣荀郎陵”則“潁州許昌人”，何校本、戴校本、中大本均校“許”為“陳”，而傅校本、《校語》《校記》無校。其次，校勘者有所取捨。這一點在《校記》中反映得尤為明顯。《校記》引用蔣杲校本次數如此之少，與傅增湘校本所錄蔣校及眾校本相比，幾乎不成比例，大概只能用王利器有所擇選、僅引用他認為具有價值的異文來解釋。孫毓修《校語》可能也存在類似的情形。比如以下幾例：卷上之下“縈帶守之”，何校本、戴校本、中大本校云“‘縈帶’誤‘勞帶’”，《校語》未出校。同卷“王脩”，何校本、戴校本、中大本校“脩”為“循”，《校語》未出校。筆者按，戴校本、中大本有校語云：“脩，宋本誤‘循’。”卷上之下“及桓宣城時”，戴校本、中大本校云“城，宋本訛‘武’”，《校語》未出校。據此可以推測，孫毓修在整理《校語》時曾有意識地舍去了一些前人認為是訛誤的湘中本異文。再次，因為校勘者臨錄時所據的底本不同，何煌校本、中大本為嘉靖袁褧嘉趣堂本、傅校本為萬曆三十七年周氏博古堂翻刻嘉趣堂本、戴校本為嘉趣堂系統之外的另一明刻本，《校語》附於《四部叢刊》影印嘉趣堂本之後，《校記》校勘則以尊經閣藏董弅刻本為底本，而各家都只在湘中本與底本存在歧異時才出校。如卷上之上“負妻子以叛”，各家均校“叛”為“逃”，惟有戴校本未出校，這是因為其本原本就作“逃”[43]。這是很容易理解的現象。 各家校勘雖然各有詳略，但基本可以相互對應，相抵牾的情況很少。卷上之上僅6處，卷上之下僅3處，詳見下表： 表中第1、2、5、6、7、8條各家所載異文一致，僅有一家不同。而文字相同的各家來源不盡相同，比如在“皆多饑死”一例中，作“皆多餓死”者既包括源自蔣杲校本的傅校本，也包括來自沈巖校本的戴校本和中大本；在“唯蒸之使”一例中，作“唯烝之使”者包括何煌校本和源自沈嚴校本的戴校本和《校語》。據此判斷，當以眾本為是。 而第3、4、9條的情況則比較難判斷。如“臥北首”一例，何校本校“臥”為“床”，戴校本、中大本、《校語》則校“北”為“床”。又如“其書二車”一例，何校本、傅校本校作“三車”，而戴校本、中大本、《校記》卻校作“一車”。這些文字差異歸屬於兩個不同的來源，因此在獲得其他證據之前，湘中本的面貌只能暫且兩存。 此外，偶見將校勘者案斷誤作異文的情形。比如（卷上之上94）“隨侍太子”“太”字，傅校本、戴校本、中大本及《校語》皆校作“世”，而何校本則云：“太，蔣校改‘世’。”考何校本體例，凡湘中本異文，或於字旁、地角標示，或出校云俞氏本作某、宋本作某。而此處卻沒有這類內容，也就是說“世”並非湘中本異文。玩味何煌校語，“世”字其實出於蔣杲校改，可能另有依據，也可能僅僅出於己意。諸校本徑校作“世”，則是誤讀蔣校。 經過分析，可以判定各家校本所載湘中本信息大體是可信的，舛誤錯漏之處大多可以通過各家對校來剔除、糾正。 七、湘中本的來源與價值 上文完成了“復原”湘中本的第一個層面。接下來便是在其基礎上的進一步挖掘，希望通過對彙總所得的湘中本信息與其他早期版本（包括唐抄本、董本及由陸游本翻刻而來的嘉趣堂本）的比較，來探索湘中本的來源，評判其價值。經過比較，最終有如下發現： 其一，湘中本與董本面貌較為接近。 從數量上來看，卷上之上湘中本與嘉趣堂本不同處約213處，其中湘中本與董本一致者多達166處，近八成。卷上之下湘中本與嘉趣堂本不同處165處，其中湘中本與董本一致者約96處，也近六成。 從異文內容來看，二者在許多具體標誌性意義的異文上保持一致。首先是一些重要異文。如卷上之上“夏至北方二萬六千里”[44]，諸本同，唯董本與湘中本無“二萬”。“玉儀伯”，諸本同，唯二本作“王儀伯”[45]。“自王渾至坦之”，諸本同，唯二本“王渾”作“王澤”。 其次，二本文字脫衍訛錯處多有一致。比如卷上之上“潁州許昌人”，二本誤“許昌”為“陳昌”。“東萊掖人”，誤“掖”為“不夜”。“臨海太守”，誤“臨海”為“臨淮”。“祁奚為中軍尉”，誤脫“尉”字。“字君孝吳郡人”，誤“吳郡”為“陳郡”。“尚書右丞”，於“右”上誤衍“左”字。“問楊雄李尋李尋對曰”，下“李尋”誤作“雄”。“權字道輿”，誤“輿”為“興”。卷上之下“王脩”，誤作“王循”。“陽夏人”，誤脫“陽”字。“及桓宣城時”，誤作“及桓宣武時”。再次，在通假字、異體字方面也多有一致。如“默”作“嘿”、“浮屠”作“浮圖”、“矢穢”作“屎穢”、“鬚”作“須”、“牾”作“忤”、“雪贊”作“雪讃”。 此外，二本在格式行款上也存在微妙的聯繫。比如嘉趣堂本卷首撰注者分作兩行：“宋臨川王義慶撰”、“梁劉孝標注”，其中“梁”字較“宋”低一格；湘中本與董本也分兩行，但是“梁”字較“宋”低兩格。又如卷中之上“蘇峻既至石頭”，何煌校云：“俞氏藏本誤連上。”一般來說，誤連上條通常發生在所據底本中此條與上一條首尾相接的情況下，即上一條剛好排至一行之末，此條接排，故而與之相連。驗之董本，果然如此。這透露出一種可能性：湘中本的底本與董本行款近似。 然而，也須注意到湘中本與董本存在差異。尤其是有些歧異很難用傳刻不慎來解釋。比如卷中之下“常談者見不談也”，湘中本正文末有“未幾晏颺皆伏誅”七字。又如卷上之下“遂為鴻臚丞太子洗馬”，董本同，湘中本其下有注“三語掾據《晉書》是阮瞻”九字[46]。筆者按，此九字小注，是對此條所載阮宣子（阮修）被世人稱作“三語掾”這一史事的考辨。但是從援引《晉書》來看，此九字絕非劉孝標注文，而是後人摻入之語。 其二，與唐抄本具有相同的異文。 唐抄本僅存《規箴》、《捷悟》、《夙惠》、《豪爽》四門中數則，與董本、湘中本、嘉趣堂本互有異同。就異文數量而言，唐抄本與董本一致者最多，湘中本次之。列舉湘中本與唐抄本相同的異文如下： 表中第1、5、6、7、8五條為唐抄本、董本、湘中本一致，而與嘉趣堂本不同，可作為湘中本與董本面貌相近、淵源頗深的又一佐證。而第2、3、4三條為唐抄本與湘中本一致，而與其他版本不同，這反映出湘中本頗有保留古本舊貌之處。 其三，與其他版本相比，湘中本有不少獨特的現象（包括異文、格式等），其中不乏頗具價值者。一類是文字妥當，可能更接近原貌的異文，如以下幾處： 卷上之上“怪怖其言”，明清以來諸本同，董本作“堅梯其言”，湘中本作“驚怖其言”。王利器《校記》考傳世本《莊子·逍遙遊》作“驚怖”，據此，湘中本當是。 卷上之上“鑿北阬山”，諸本同，湘中本作“鑿地阬山”。王利器《校記》以湘中本為是。 卷上之下“充起家為尚書”，董本無“為”字，湘中本“充”下有“早知名”三字、“尚書”下有“郎”字。考《晉書·賈充傳》云“襲父爵為侯，拜尚書郎，典定科令，兼度支考課”。據此，以有“郎”者為勝。 卷上之下“累啟亮為左丞相非選官才”，諸本同，湘中本“相”作“初”。余嘉錫《箋疏》：“晉無左丞相，且安有不可為吏部尚書而可為丞相者？‘相’字明是誤字，作‘初’是也。” 卷中之上“含字君章，桂陽棗陽人”，諸本同，湘中本“棗陽”作“耒陽”。筆者按，棗陽位於今湖北北部，晉時曾屬義陽郡[47]，而桂陽位於湖南南部，與棗陽地理並不相涉。而耒陽漢以來即屬桂陽郡，至隋始改為耒陰[48]。《晉書·羅含傳》即作“桂陽耒陽人”。據此，當以“耒陽”為是。 卷中之上“泰元二十年九月，有蓬星如粉絮，東南行，曆須女，至央星”，諸本同，湘中本“央星”作“哭星”。筆者按，《宋書·天文志》、《晉書·天文志》載此事，文字與此同，唯“須女”作“女虛”，“央星”作“哭星”，當以“哭星”為是。 還有一類異文能反映《世說新語》流傳史上的重要問題。上文所引“三語掾據《晉書》是阮瞻”、“未幾晏颺皆伏誅”兩例便是例子，它們反映出《世說新語》及劉孝標注在流傳中出現的脫漏、竄亂等情況[49]。另一值得注意的現象是湘中本分卷與董本、嘉趣堂本都不盡相同。卷次分合是《世說新語》流傳史上頗為重要的一個問題。根據《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的著錄，《世說新語》（筆者按，著錄書名作《世說》）初為八卷，稍晚的劉孝標注本分為十卷。至北宋，則出現兩卷、三卷、八卷、十卷、十一卷之分，其中以十卷本居多，這在汪藻《世說新語敘錄》中有所記載[50]。南宋以降，三卷本通行于世，董本、嘉趣堂本的底本陸游本、湘中本均作三卷，然而在細節上又各有不同。董本徑分上、中、下三卷，與汪藻《敘錄》所載北宋晁文元家本相同[51]。陸游本、湘中本在此基礎上每卷析分上下，但中卷析分的方式又有不同：陸游本將《賞譽》從中剖開，以《方正》至《賞鑒》“林下諸賢各有儁才”以上諸條為卷中之上，以下至《豪爽》為之下；湘中本則以《方正》、《雅量》、《識鑒》三門為卷中之上，而以《賞譽》至《豪爽》六門為之下。可以看到，至晚在南宋前期，三卷本已具有了相當的影響。與此同時，人們感到每卷內容過多，需要再加析分，於是為此做了不同的嘗試。三卷本的漸趨普遍與內部的尚不穩定由此可見一斑。 綜合以上信息，湘中本的來源已露出眉目：首先，根據張縯跋文，湘中本的底本為一部“蜀本”。蜀本的情形今已無考，但大概可以判定它屬於三卷本系統，因為張縯跋文中並未提到卷帙調整。其次，湘中本與董本面貌同出一源，面貌較為接近，但也存在不少差異，各具特點。差異出現的原因，有些是二者在傳刻中發生了訛誤，有些可能是董弅“間有是正”[52]、張縯“因屬文字掾褚君重為讎校”的結果，然而還有一些則可追溯到二者所據版本的面貌差異。因此，不能簡單地將湘中本視作董本的翻刻本。再次，雖然湘中本訛誤不少，但卻保留了不少古本的信息，應是淵源有自。它與唐抄本殘卷擁有多處共同的獨特異文、不少異文較他本更為妥當便是明證。 八、結語 宋代是《世說新語》流傳史上的重要時期。在雕版印刷興盛的背景之下，此書從寫本時代進入刻本時代，卷帙、門類、條目及文字得以固定下來，基本形成我們今日所看到的面貌。紹興八年董本的刊刻是其中具有重要意義的節點。潘建國曾指出此本問世後，“憑藉印本書籍所具有的物理特性，尤其是其文字清晰固定，短時間內可大量複製兩項，異軍突起，逐漸成為‘定本’”，“加上《世說新語》在宋代的另外三次刊刻——紹興末年杭州翻刻本、淳熙十五年陸游嚴州翻刻本及淳熙十六年張縯[53]湘中翻刻本，均直接或間接翻刻董本，這進一步放大了董弅本的‘定本’效應”[54]。從後世的結果來看，這一說法基本是可靠的。 但隨著對湘中本研究的深入，我們應該看到節點的出現並非單一路徑的結果。 在董本刊刻前後的百餘年間，三卷本可考者計有李氏本、晁文元家本（以上兩種見於《敘錄》）、蜀本、杭州翻刻董本、陸游本、湘中本六種。董弅跋文云：“余家舊本蓋得之王原叔（王洙）家，後得晏元獻公（晏殊）手自校本，盡去重複，其注亦小加剪裁，最為善本云。”據此可知董本刊刻時主要依據為王原叔本和晏元獻本，然而根據《敘錄》的記載，這兩個版本都為十卷本。那麼，董本分作三卷的做法從何而來？與當時可見的三卷本有怎樣的關聯？限於材料，目前難以對這些問題做出讓人滿意的解答。但湘中本面貌的“復原”卻為瞭解當時情形提供了更多的線索。它的刊刻時間雖然晚于董本，但其所蘊含的文獻信息卻可追溯到更早的源頭，可以作為董本的重要參照。潘建國在考察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刻本時還發現元刻本與湘中本文本面貌極為相近[55]。這又從側面反映出湘中本在當時的影響。我們或可從更廣闊的視角來考慮《世說新語》在宋代的流傳。其中牽涉的問題甚廣，本文無力展開，希望能盡抛磚引玉之用，引起學界對相關問題的關注。 注釋： [1]唐寫本今藏於日本神田氏，本文依據文學古籍刊行社1956年影印本，題為《唐寫本世說新書殘卷》。 [2]傳世董本有兩部，分别藏於日本尊經閣文庫和共宮內廳。本文所據为文学古籍刊行社1956年影印尊經閣藏本。然而據潘建國先生考證，傳世的這两个版本其實都是紹興後期杭州地區翻刻本。（《日本尊經閣文庫藏宋本<世說新語>考辨》，《古代典籍與文化》2012年第1期。）為了行文便利，本文仍依照慣例，稱二本為“董本”。 [3]傳世元本有兩部，分别藏於日本內閣文庫和臺灣“國家圖書館”。詳情參見潘建國《<世說新語>元刻本考——兼論“劉辰翁”評點實係元代坊肆偽托》，《文學遺產》2009年第6期。 [4]收录於《世说新语校语》，《四部叢刊》影印嘉趣堂本《世說新語》書後。 [5]《世說新語校語》末，《四部叢刊》影印嘉趣堂本《世說新語》書後。 [6]余嘉錫：《世說新語箋述·凡例》，中華書局，2007年。 [7]王利器：《世說新語校勘記》，《世說新語》附錄，文学古籍刊行社，1956年。 [8]楊勇：《世說新語書名、卷帙、板本考》，《楊勇學術論文集》，中华书局，2006年，第453页。 [9]王能憲：《世說新語研究》，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70页。 [10]陳騤著，張富祥點校：《南宋館閣錄》卷八《官職下》，中華書局，1998年，第125页。 [11]范成大著，孔凡禮點校：《吳船錄》卷上，《范成大筆記六種》，中华书局，2002年，第192页。 [12]徐松輯，劉琳等校點：《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8册，第4988页。 [13]徐松輯《宋會要輯稿》：選舉二一，第10冊，第5649頁。 [14]徐松輯《宋會要輯稿》：職官六二，第8冊，第4736頁。 [15]《（光緒）湖南通志》據樓鑰《張祖順墓誌》（筆者按，即《攻瑰集》卷一四〇《知梅州張君墓誌銘》），記載光宗朝張縯曾任湖南路轉運使。而從張氏跋湘中本一文來看，他在淳熙十五年（次年光宗改元紹熙）年末已經就任。 [16]徐松輯《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三，第9冊，第5004、5035頁。 [17]徐松輯《宋會要輯稿》：職官七四，第9冊，第5047頁。 [18]陸游《渭南文集》卷三一《跋劉戒之東歸詩》，《中華再造善本》影印宋嘉定十三年（1220）陸子遹溧陽學宮刻本。 [19]《渭南文集》卷三一《跋張季長中庸辨擇》。 [20]《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均有著錄。此書針對元豐改制而作，“專載新舊遷轉之異同”（陳振孫著，徐小蠻、顧美華點校:《直齋書錄解題》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79頁）。在當時影響不小，陳傳良即云：“余頃見世所行官制舊典有三晉張縯一編，慕用之。”（《止齋文集》卷四二《跋司馬溫公遺玉壘聘君詩》，《四部叢刊》影印明弘治本） [21]《陶靖節年譜辨正》見於《直齋書錄解題》著錄，云：“吳郡吳仁傑為年譜，蜀人張縯季長辨正之，又雜記前賢論靖節語。此蜀本也。”（卷十六，第464頁） [22]參見潘建國《<世說新語>在宋代的流播及其書籍史意義》，《文學評論》2105年第4期。 [23]《渭南文集》卷三一《跋劉戒之東歸詩》。 [24]《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子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635-638頁。 [25]此段分析或依據校本題跋而來，或是比較校本之後的推論，詳見下文考述。 [26]陸心源《宋槧婺州九經跋》記載“徐（乾學）、季（振宜）之書，由何義門介紹，歸於怡府。”何焯與徐乾學傳是樓藏書的淵源之深，由此可見一斑。 [27]羅振玉、王国维编：《羅氏藏書目錄（下冊）》，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99-100頁。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亦收錄此跋。中華書局，2009年，第629頁。 [28]《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書目文獻出版社，1989年。 [29]該本有多方鈐印：《刻世說新語序》首頁有“稽瑞樓”、“翁斌孫印”、“僅初”、“至樂居”；目錄首頁有“稽瑞樓”、“菉斐軒藏書記”、“樸學齋”、“文端公遺書”、“翁同龢印”；每卷首尾亦有鈐印，去其重複，有“默庵藏本”、“古愚”、“石君”、“葉樹廉印”、“稽瑞樓”、“冰香樓”、“文端公遺書”、“翁同龢印”、“馮氏藏本”、“殷鋒”、“石君印”、“空居閣藏書記”、“宜賞”，共計十三種。從藏印來看，此本歷經馮舒、葉萬、毛奇齡、陳揆、翁心存及其後世翁同龢、翁斌孫收藏。陳揆《稽瑞樓書目》著錄：“《世說新語》三卷，馮巳蒼校本，有跋，三冊”。巳蒼為馮舒的字。陳氏著錄的應該就是國家圖書館所藏的這個校本。陳氏卒後，翁心存以重金收購其藏書，約得十之三四。這部《世說新語》應當就在其中，此後便一直由翁氏家族收藏。新中國成立後，它隨著翁氏後人的捐贈入藏北京圖書館。 [30]參見潘建國《<世說新語>明正德四年趙俊刻本考——兼論袁寒雲舊藏本非為元刻本》，《中國典籍與文化》2011年第1期。 [31]王利器：《世說新語校勘記》，影印日本影印尊經閣本《世說新語》書後，文學古籍刊行社，1955年。 [32]潘建國：《<世說新語>元刻本考——兼論“劉辰翁”評點實系元代坊肆偽托》，《文學遺產》2009年第6期。 [33]僅有一條例外，即卷下之下“謝太傅於東船行”則“無得保夷粹”，何校云：“夷粹，元板作‘粹夷’。”正德本此處則作“無得保其純美”。 [34]參見傅增湘撰、王菡整理：《藏園群書校勘跋識錄》，中華書局，2012年，第249頁。 [35]羅振玉著，蕭文立編校：《雪堂類稿·乙》，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64頁。 [36]羅振玉、王國維編：《羅氏藏書目錄（下冊）》，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8月，第99-100頁。《藏園群書經眼錄》亦收錄此跋。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629頁。 [37]葉昌熾著、王欣夫補正：《藏書紀事詩附補正》，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70-371頁。 [38]國家圖書館藏有一部毛氏汲古閣刻本《北齊書》（典藏號9752），著錄為“薄啟源錄清張拱端、何焯批校題識”。其著錄薄氏錄張拱端批校的依據為卷中有一篇康熙五十六年署名為“孟公”的跋文。但通過對跋文內容的考證，基本可以確定這個“孟公”也是何焯。其情況與羅振玉藏本《世說新語》十分類似，可相互佐證。 [39]值得一提的是，此本中的部分校語歷經輾轉而被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吸收。《箋疏》中多次引用程炎震之說。考程氏著有《世說新語箋證》，他在此書卷首略例中提到了一個校本：“京師圖書館有清光緒間武昌崇文書局刊本，經前國子監收藏，上有印記，又有硃筆校宋本□過，不知何人，亦別無跋識，惟末頁錄舊跋一通云；‘康熙庚子五月，借蔣子遵校本略加是正……’（筆者按，與傅增湘本所錄同）凡一百十一字。此所稱宋槧亦出於傳是樓，則與涵芬樓所印吳春生過錄沈寶硯所校之宋本相合。所校亦多有符同，亦有沈校未及者。茲取之目為別一宋本云。其書眉上別有識語，今採用《文學》十八‘鬼彈’，《俳調》六十一‘淅米’，《輕詆》三十三‘蒸食’三條寫入書中，因不知名氏，題曰‘某氏云’。”（國立武漢大學文哲季刊委員會編《程炎震世說新語箋證（第一部分）》，文化印書館，1942年） 今藏於國家圖書館的佚名本，與程氏所見本相吻合。首先，為武昌崇文書局刻本。其次，佚名本鈐有“國子監南學書光緒九年二月查過准部齊全”印，可知曾為國子監收藏。再次，跋文及程氏所摘的三條校記都與佚名本所錄一致。 [40]《學林漫錄》第七集，中華書局，1983年，第161頁。 [41]佚名本與傅校本基本一致，因此不做重複統計，以傅校本為准。 [42]王利器《世說新語校記》所載湘中本面貌來源有二，即蔣杲校本和孫毓修整理的《校語》。凡依據《校語》者，都不出原書範圍，因此此處不再重複統計，只關注蔣杲校本中所記載的湘中本異文。 [43]在比對異文的過程中，筆者還發現何校本、中大本、《校記》所據底本及《四部叢刊》所收《世說新語》均為嘉趣堂本，然而它們的文字其實存在些許差異，這反映出嘉趣堂本前後印次之別。比如（卷上之上202）《四部叢刊》本作“聞公喪”，而何校本、中大本及《校記》出文均作“聞公哀”。又如（卷上之下19）《四部叢刊》本“首伏三軍”，《校記》未出校，而何校本、中大本作“首伏二軍”，而校“三”為“二”。又如卷上之下“少而好問”“問”字，何校本、中大本均無校，而《校記》云：“‘間’作‘問’”，是以沈巖所據本作“間”字。嘉趣堂本的這一情況，沈巖已經發現，其跋中云：“袁本初印，訛字更多，後刷者得略修校之，十之三四耳。”（《四部叢刊》本卷末）據此，亦可推知沈氏所用乃為後印本。又，（卷上之下72）“動靜有常”之“常”字，何校本、中大本及《校語》出文均作“為”，而校作“常”；只有《四部叢刊》本作“常”，且有明顯的剜改痕跡。以此而論，《四部叢刊》所據也是後印本。 [44]出文依據嘉趣堂本，下同。 [45]按，王利器《世說新語校記》：“袁本、曹本、王本、淩本、補本‘王’作‘玉’，蔣校本、沈校本無校記。案當作‘王’。” [46]按，此處孫毓修《世說新語校語》無校，傅校本、戴校本、中大本有校語“三語掾據《晉書》是阮瞻”，何校本有校語“‘太子洗馬’下俞氏藏本有‘三語掾據晉書是阮瞻’九字”，由此可確知湘中本面貌。 [47]（宋）歐陽忞：《輿地廣記》卷八，《士禮居黃氏叢書》影宋本，廣陵書社，2010年，第974頁。 [48]（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二十九，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705頁。 [49]范子燁曾詳論宋人刪改《世說新語》的情形，主要從早期類書所引《世說新語》、劉孝標注體例、元代劉應登、劉辰翁評語等材料入手。湘中本異文所反映的情況或許也與宋人刪改，可作為此問題的補充。《世說新語研究》第五章《宋人刪改<世說新語>問題考論》，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45-206頁。 [50]（宋）汪藻《世說新語敘錄》，影印日本尊經閣藏董弅刻本，文學古籍刊行社，1956年。 [51]汪藻《敘錄》“三卷本”下注云：“晁氏本以《德行》至《文學》為上卷，《方正》至《豪爽》為中卷，《容止》至《仇隙》為下卷。” [52]董弅跋云：“然字有訛舛，語有難解，以它書證之，間有可是正處，而注亦比晏本時有增損，至於所疑則不敢妄下雌黃，姑亦傳疑，以竢通博。”董跋見於嘉趣堂本卷末。 [53]筆者按，“張縯”原文誤作“江演”。 [54]潘建國《<世說新語>在宋代的流播及其書籍史意義》，第171頁。 [55]參見潘建國《<世說新語>元刻本考——兼論“劉辰翁”評點實系元代坊肆偽托》。 相关链接： 注：本文发表于《版本目录学研究》第九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年11月），引用请以该 注：本文发表于《版本目录学研究》第九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年11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袁媛老师授权发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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