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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体系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认为，世界体系的生命力由冲突的各种力量构成，同时这些冲突的力量由于压力的作用把世界体系结合在一起，而当每个集团不断地试图把它改造得有利于自身时，又使这个世界体系分裂了。这样的描述恰如其分地反映了现当代世界政治的发展历程。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压力”可以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及特质，同时“压力”也是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推动社会及政治变革之基本推动力的源泉。换句话说，“压力”可以看做是“世界基本矛盾”所投射或反映出的一个映像(projection)。例如，欧洲列强凭借政治及军事强权对贸易实行的垄断就可以看作是一种对“矛盾”的“体系反应”，即资本主义早期的地区及全球扩张与当时欧洲相对有限地理资源之间的矛盾。同理，建立在意识形态对立及政治反感基础上的对潜在威胁的预期，则持续地成为冷战时期两大阵营之间的紧张与压力的来源。 然而，世界已经改变，而随之变化的也包括世界的基本矛盾。这一点突出地体现在多发的地区及全球问题与西方自由秩序所构建的全球治理体系之间的矛盾之上，即现有的治理体系已经不能有效应对诸多问题，亦即和平与发展得不到合理有序的维护。因此，从基本层面上讲，将当今世界连接在一起的，既不是殖民贸易规则，也不是冷战对峙下的意识形态对立，更不是少数国家之间对世界霸权的追逐。同时，当今世界政治的一个久拖不决但却致命的问题在于仍占主导地位的所谓西方自由秩序的某种“体系无为或不作为”。美国学者约翰·伊肯伯里将该秩序称为“自由霸权秩序”。实际上，西方自由秩序也好，自由霸权秩序也罢，都是二战后美国所构建并维护的其全球霸权战略的一部分。 在所谓更高的标准下，通过政治“民主化”及经济“私有化”而意图实现“世界同一化”(World Homogenization)，已经成了美国治下的西方主导秩序的一项“注定”的使命。当然，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在某些情况下，这或许并不是美国实际外交政策的现实和直接的目的。尽管如此，长期以来，美国往往采用排他性的政治及制度安排去应对只有包容性方案才能解决的各种议题。而当各种诸如地区冲突、世界发展失衡、跨国界安全问题、特别是全球治理体系失效等问题层出不穷时，一种“民粹主义”的倾向却出现在美国政治及外交当中。正是在这个时刻，“美国优先”，一个带有美国特色的世界观，“再次”被高高树立(注：实际上“美国优先”并非特朗普首创。二战期间在美国就成立了“美国优先委员会”，此后“美国优先”成为一直回响在美国政治活动当中的口号。美国上一任总统奥巴马不仅强调美国优先，更是提出美国领导世界一百年)。与美国曾经不遗余力地推进的干涉主义相比，这一次“美国优先”由“反建制”的特朗普提出，则很可能象征着美国正在走向另一个战略回撤的极端。 当然，对于任何一个政治领导人而言，将其国家与国民放在最优先的位置上当然是政治正确且无可厚非的。但是，一旦这种具有煽动性的政治热情变成了一种整体的世界观，并且左右着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以及该国与世界其他成员的整体关系时，情况就不那么简单了。特别是这个国家曾经并仍然在世界格局亦即所谓“自由国际秩序”的很多方面中占据着主导地位。问题的根本在于：国家狭隘主义(National Parochialism)能操控一个国家整体的世界观，并在其处理与整个世界的关系时导致排他主义(Exclusivism)。因而，“美国优先”似乎表明至少一些美国政治精英仍狭隘地将霸权竞争及生存直接看作是当今世界的基本矛盾。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中国如何看待自身及世界。首先，毫无疑问，中国人民一直以来都在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将此作为全民族的历史使命。但是在一个包含政治、经济及文化多样性的多元文明世界中，中国以“共同命运”的视角看待世界上的所有国家与民族。我认为，这个提法反映了中国对对复杂多变的世界所抱有的一种新的世界观。同时，“共同命运”也应该是应对各个国家所关心的和平与发展议题亦即应对世界基本矛盾的一个根本途径。而这一点可能正好反映出了中美两国、两国领导人之间世界观的不同。 当今世界仍是一个“社会体系”，而在很大程度上，所谓自由国际秩序仍占据一定的主导地位。因而，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推进改革的同时，中国也在维护该秩序当中的一些合理的部分，而趋向保守民粹的美国却似乎已经开始试图解构(deconstruct)该秩序。于是问题在于，当世界已经改变，我们不需要一个新的世界观吗？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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