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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全盛期——南宋 1138年，宋室南渡，南宋定都杭州，社会各阶层人群南下，南方文明与中原文明再次发生了极大的碰撞与融合，北宋的造园思想和造园技艺也随之来到浙江，临安府（今杭州）手工业极为发达，人口大量增加，商业空前繁荣，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都市。童寯先生在《江南园林志》中称：“南宋以来，园林之盛，首推四州，即湖、杭、苏、扬也。而以湖州、杭州为尤。”据周密的《癸辛杂识》中记载，仅吴兴（今湖州）城内园林就有30多处；而杭州，皇家园林、私家园林、寺观园林更是极大兴盛，数量之多甲于天下，造园者凭借西湖的奇峰秀峦，烟柳画桥，博取了全国造园之长，在园林设计上具有“因其自然，辅以雅趣”，并形成山水风光与建筑空间交融的风格，是我国造园史上重要的节点。在这样的背景下，浙派园林得到了空前发展。 南宋浙江园林在传承北宋中原地区艺术精华的同时，深受江南自然与文化的影响。作为中国传统园林姐妹艺术的山水画在北宋时期已达到了较高水平，到了南宋，如画的山水美景使山水画更得到了长足发展，并形成和北宋“以大观小”全景山水相区别的“以小显大”的小景山水创作模式，从而转变了中国传统园林的审美取向，流传至今的西湖十景名称即来源于当时山水画作品的命名。这种类似“园中园”的造园手法对后世园林营建有着深远的影响，“越中八景”、“吴兴八景”、“东湖十景”等由此诞生。以“南宋西湖十景”的产生作为分界点，园林造景手法与风格由实用性（象征、写实）向个性化（托物言志、写意）转变，并由关注整体逐步转为关注细节。 公共大园林方面，西湖经过南宋时期继续开发建设而成为风景名胜游览地——一座特大型、开放性的天然山水园林。众多私家园林、皇家园林和寺观园林选址于此，分布是以西湖为中心，南、北两山为两翼，随地形及景色之变化，借广阔湖山为背景，采取分段聚集，或依山、或滨湖，起伏疏密，配合得宜，天然人工浑然一体，充分发挥了园林的点景作用，扩展了观景的效果。湖山得园林之润饰而更加臻于画意之境界，园林得湖山之衬托而把人工与天然凝为一体。公共大园林的全面成熟与写意山水园的大繁荣，为明清江南文人私家园林的全面兴盛奠定了基础。 南宋临安的皇家园林亦深受北宋的影响，与前朝相比面积与规模逐步缩小，但趋于精密细致，冲淡了园林的皇家气派，更接近私家园林，也从侧面反映了宋朝政治的开明性和文化的宽容性。另外，由于江南多沟壑溪沼，园林需顺应地势，因而造就了致密多变的布局及错落有致的建筑群体，如清波门外的聚景园、嘉会门外的玉津园、钱湖门外的屏山园、钱塘门外的玉壶园、新门外的富景园、葛岭的集芳园、孤山的延祥园，还有琼华园、小隐园等大量的皇家园林，均在湖山之间齐齐绽放。 南宋浙江私家园林延续中原地区的做法，继续在精美的“壶天”中发展演变，相比北宋多了几分雅俗共赏、闲适优雅的生活情趣。选址多位于城市内和城市近郊的山林地、江湖地中，造园手法多样，形成了功能分区和景观特色分区；造景元素多以建筑为主，围绕着建筑建设亭台、水池等，并配以植物烘托主题。园林游览活动较为丰富，依据园主人的爱好设置景观，一般满足宴请、纳凉、赏花、赏月、 观鱼等主要使用功能。园林匾额具有点景作用，文化内涵丰富。 宋高宗赵构迁都临安后，原本寺观园林就兴盛的浙江地区逐渐成为佛教禅宗的中心，西湖一带是当时国内佛寺建筑最集中的地区之一，也是宗教建设与山水风景开发相结合具有代表性的地区。佛寺本身成为西湖风景区的重要景点，大多数佛寺均有单独建置的园林，这些寺庙园林呈自然式布局，大多栽植特种花木与盆景，类似私家别墅，以供香客及游人观赏，这些花木中，尤以灵隐寺的月桂、天竺寺的木犀、云居寺的青桐、招贤寺的紫阳花、菩提寺南漪堂的杜鹃花、吉祥寺及宝成寺的牡丹、真际寺及保国寺的银杏、韬光庵的金莲等最为出名。另外寺观园林也更加注重泉、井的造景功能，泉、井既满足了山林寺院的用水需求，又能体现“净化心灵”的内涵，如祖塔法云院之虎跑泉，灵泉广福院之灵泉，报恩院之六一泉，玉泉净空院之玉泉，龙井延恩衍庆院之龙井等。在此背景下寺观园林由世俗化进而文人化，向私家园林更为靠近。 萌芽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人园林，至唐代、北宋时期，已经较为成熟，到了南宋更是达到了全盛。南宋与北宋同样尚文，不少文人、画家直接参与到园林设计中，直接促使了浙江文人园林的大兴修建，园林营建逐渐成为文人士大夫的一种精神寄托。私家园林全面“文人化”，皇家园林和寺观园林也深受影响，各类型园林的造园手法逐步趋同。与前代一脉相承，这些园林多选址于临水或靠山区域，以文人山水画的“画论”作为指导园林创作的“园论”，达到“师法自然、巧于因借”的完美境地，凸显幽闲、雅致、天然的风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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