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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疾控中心（CDC）的周脉耕等人根据全球疾病负担2016（GBD2016）的分析策略，就1990~2016年全国34个省级行政区域糖尿病和高空腹血糖的疾病负担进行了详细分析。研究发表于Diabetes and Metabolism杂志。 本研究是对中国糖尿病和高空腹血糖（包括CKD）负担的综合评价。中国人群糖尿病的全年龄段患病率为6.6%，而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患糖尿病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根据全国范围内的调查数据，2002年成年人糖尿病的估计患病率为2.6%，但仅仅5年后，这一数字迅速上升到9.7%，2013年又上升到10.9%。 医学界内分泌频道对该研究进行了编译和整理，供读者参考。 引言 目前，非传染性疾病是世界人口健康的主要威胁。据估计，2016年死于非传染性疾病的人数为3,95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72.3%，而非传染性疾病导致的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s，疾病死亡损失的健康生命年和疾病伤残损失的健康生命年相结合的指标，是生命数量和生活质量以时间为单位的综合性指标）从1990~2016年增加了36.6%。 世界卫生组织（WHO）认为糖尿病是值得密切关注的四大非传染性疾病之一，2006~2016年全球糖尿病死亡人数增加了31.1%。现在，大多数糖尿病负担都落在中低收入国家身上，覆盖了世界上大多数人口；近几十年来，糖尿病的患病率和死亡率都在急剧上升。 2017年国际糖尿病联合会出版的IDF糖尿病地图集第8版估计，在这一年中，中国的糖尿病患者人数为1.14亿，相当于全世界超过1/4的糖尿病患者（全球共4.25亿）位于中国。全国范围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糖尿病发病率在过去10年里增长得特别快。人口老龄化、城市化、工业化、营养变化、肥胖症流行和体力活动少都是造成这一增长的原因。2013年，中国成年人糖尿病总患病率估计为10.9%，而糖尿病前期患病率为35.7%。 鉴于中国糖尿病流行的这种趋势，现在有必要调查糖尿病的负担，为当前的公共卫生政策提供信息，并为今后的疾病预防和健康促进策略提供指导。因此，本报告的目的是根据2016年全球疾病负担（GBD）研究的结果，描述中国糖尿病和高血糖的健康负担现状和趋势。 研究方法 数据来源 包括伤害和风险因素在内的GBD2016研究覆盖了1990~2016年期间的195个国家和地区。它总共对328种疾病及受伤原因、264种死亡原因及84项风险因素进行了系统分析。 最初由GBD2016合作者用来估计中国糖尿病结局的数据主要来自3个来源：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中国慢性病及其危险因素监测和中国糖尿病与代谢紊乱研究。GBD2016将高血糖的负担从其病因（糖尿病）和风险因素两方面加以考虑，表示为高空腹血糖（HFPG），其中还包括较低水平的高血糖的影响。部分负担根据国际疾病和相关健康问题统计分类第10次修订版进行定义，不包括与慢性肾脏疾病（CKD）有关的健康问题，但包括患有糖尿病（无并发症的糖尿病）及其传统的“微血管”并发症（如视力严重低下和失明导致视力丧失、神经病变和截肢）。 其余的负担，如肺结核、结直肠、肝脏、胰腺、肺、乳腺癌、卵巢癌和膀胱癌、缺血性心脏病、中风、阿尔茨海默病和其他痴呆症、外周动脉疾病、CKD和感觉器官疾病， 是由于空腹血糖过高所致。在后一种计算中，葡萄糖的理论最低接触风险水平为4.8~5.4 mmol/L（86.4~97.2 mg/dL）。 GBD2016还通过系统评价分析，确定了糖尿病的风险因素，如高体重指数（BMI）、体力活动少、对全谷物食品、坚果、种子和水果的摄入量少、对红肉和加工肉、含糖饮料的摄入量多，以及饮酒和吸烟等。 患病率、死亡率、DALYs和人群归因分值 在中国，使用患病率、死亡率和DALYs来测量糖尿病和与糖尿病相关CKD的负担。DALYs用来测量致命和非致命性疾病负担造成的健康损失，并通过加总因早亡所致生命损失年（YLLS）和伤残生命损失年（YLDs）来得到。 人群归因分值（PAF）是定量描述暴露危险因素对人群致病作用大小的统计指标，它表示总体人群中某病归因于某种因素引起的发病（或死亡）占人群全部发病（或死亡）的比例。 研究结果
从2000~2016年，中国的糖尿病病例数从55,167,473人增加到89,783,100人，数量增长了62.7%。在2016年，近9000万中国人患有糖尿病。 图1a显示，1990~2016年，所有年龄人群的患病率从3.7%上升到6.6%，上升了78.4%，到2005年，年龄标准化患病率有所上升，此后有所下降；然而，从1990年至2016年，这一比例从4.6%上升到5.4%，增长了17.4%。  图1a： 1990年至2016年中国糖尿病发病趋势图 2016年中国共发生糖尿病死亡140,838例，其中男性死亡占51.0%，高于全球男性死亡比例（47.1%）。每10万人中的全年龄段糖尿病死亡率增加了63.5%，从1990年的6.3人上升到2016年的10.3人。同样，每10万人的年龄标准化死亡率也略有上升，从1990年的10.8人上升到2000年的13.2人，之后下降到2016年的10.0人。 表1显示了1990年和2016年按性别和年龄分列的糖尿病病例数和患病率：病例数增加了116.3%，特别是在50岁的人群中，而15~49岁人群的糖尿病患病率上升速度比任何其他年龄段都快。 表1：中国糖尿病的病例数和患病率  表2显示，同一时期内，因糖尿病死亡的总人数几乎翻了一番，特别是50岁的男性和70岁的女性，而15~49岁和70岁以上的男性死亡率分别增加了13.9%和25.2%。与1990年相比，2016年，除70岁外，所有年龄段妇女的死亡率都有所下降。因此，2016年所有年龄段的男性死亡率都高于女性。 表2：中国糖尿病人的死亡数和死亡率 
从1990~2016年，DALYs的数量增加了95%，从4,274,697.2年增加到8,337,262.8年。相比之下，糖尿病导致的DALYs的年龄标准化率仅增加了2.3%，从每10万人中502.0年增加到513.7年，这表明人口增长和老龄化可能是所观察到的与糖尿病相关DALYs总数增加的主要原因。 2013年和2016年每10万人的省级DALYs年龄标准化率如图2所示。2013年，中国北部和西南部地区的发病率相对低于南方、西北和东北地区（如图2a所示）。天津、新疆和辽宁的DALYs年龄标准化率最高（>650.0/10万），而香港、湖北和浙江的这一指标最低。2016年的数据显示，DALYs年龄标准化率相对较高的省份主要集中在东北和西北地区（如图2所示）。天津的比率最高（696.1人年/10万），其次是新疆和辽宁，而香港、浙江和湖北则是最低的。 至于2013~2016年间的变化，年龄标准化的DALYs比率在中国南方、西南和东北地区下降幅度最大（如图2c所示）。14个省份呈下降趋势，而香港、广东和福建下降最快。相比之下，其他19个省份呈现上升趋势，北京、青海和山东的增长速度最快。  图2：按省份划分的糖尿病患病率
表3按每个风险因素以及糖尿病DALYs的比率和因这些危险因素造成的死亡，列出了2016年糖尿病DALYs的人群归因分值和死亡率。饮酒没有显示出明显的相关性。除了导致糖尿病的高空腹血糖，高BMI和全谷物、坚果和种子的摄入量低是导致糖尿病相关DALYs和死亡的主要因素。 表3：糖尿病的风险因素 
2016年，中国有82,605人死于与糖尿病相关的CKD。与糖尿病相关的CKD的所有年龄段和年龄标准化死亡率的趋势如图1b所示。  图1b： 1990年至2016年中国糖尿病发病趋势图 1990~2016年间，糖尿病患者因CKD引起的全年龄段死亡率增加了33.3%，从每10万例4.5人上升到6.0人。2016年中国因糖尿病引起的年龄标准化CKD死亡率为5.7人，而全球水平为每10万例7.6人。
1990年，由于高空腹血糖引起的DALYs占所有DALYs的7.7%，占非传染性疾病DALYs的13.0%。到2016年，这些相对负担的比例分别上升到15.8%和18.2%。此外，在2016年，高空腹血糖是整个DALYs的第六大原因，可归因于DALYs的负担为每10万例1802人。高空腹血糖致DALYs的3种主要疾病为糖尿病、中风和缺血性心脏病（如表4所示）。 表4：高空腹血糖造成的后果  在1990~2016年期间，可归因于高空腹血糖的死亡率从每10万例的41.9人增加到66.9人，增加了59.6%。2016年，由于高空腹血糖引起的多种疾病将缺血性心脏病、中风和糖尿病列为三大死因。在这一年，高空腹血糖的人群归因分值（PAF）占全因死亡的9.5%，位列前五位的PAF分别是CKD死亡（66.6%）、外周动脉疾病死亡（19.6%）、缺血性心脏病死亡（16.7%）、中风死亡（15.1%）、肺结核死亡（9.3%）。 研究结论 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糖尿病蔓延速度快，相对早发，而且糖尿病的知晓率和治疗率都偏低。值得注意的是，糖尿病和糖尿病肾病死亡率在15~49岁年龄段的糖尿病患者中增加得更快。 中国人吃的大部分谷物经过了精加工，如白米和精制面粉，这就使饮食中的升糖指数过高，从而导致患糖尿病的风险增加。 糖尿病的蔓延是生物进化与当今外界环境不协调的结果。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促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都有较大变化。肥胖和全谷物、坚果和种子类食物的摄入量少是当前糖尿病发病最主要的风险因素。 为遏制糖尿病，目前《“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以及《中国防治慢性病中长期计划（2017~2025年）》等政策已经开始执行，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等项目也已经启动。如果想让中国所有的糖尿病患者得到国家出资的常规护理，那么花费可能会占到中国医疗保健开支的一半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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