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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辙:“哥,今儿我想单独出个镜”

 三平斋 2019-03-07

苏辙:“哥,今儿我想单独出个镜”

文丨《那些年》小小那

在著名男子天团“唐宋八大家”中,苏辙是最少单独露脸的一个。

没办法,他有个被写进《三字经》的励志老爸,又有个会做东坡肉的万人迷老哥。以至于每次出场,要么是聪明孝顺的好儿子,要么是沉稳懂事的好弟弟。时间一久,大家都快忘记他本人也是一位彪炳史册的重量级选手了。

这对苏辙来说并不公平。所以今天我们就安排苏辙单独出镜,让大家见识一下,这个在别人的光环下长大的孩子到底有多厉害!

苏辙:“哥,今儿我想单独出个镜”

论作文,他比苏轼更犀利

苏辙十九岁进士及第,二十四岁又参加制科考试。那年的制科考试,虽然拔得头筹的是苏轼,但最引起轰动的却是苏辙。

当时苏辙写了篇言辞犀利的《御试制科策》,矛头直接对准宋仁宗,指责他不会用人,不懂理政,沉溺声色,迟到早退,官员胡作非为,百姓深受其害,赋税繁重,民不聊生,所谓仁政,不过是图个虚名……总之,是个不称职的皇帝。

仁宗满脸铁青,“没想到朕在读书人眼里竟是这般不堪!”一个初出茅庐的小考生,居然把皇帝骂到怀疑人生,顿时引起轩然大波。司马光等人认为:“这个年轻人,虽言辞激烈,但爱国心切,人才难得,不可错失。”考官胡宿却认为,“苏辙的试卷答非所问,又引汉唐末世的昏君来比盛世英主仁宗,不能录取!

最后,宽容大度的宋仁宗一锤定音:“求直言而以直弃之,天下其谓我何!”还兴奋地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于是苏辙入四等次,授职商州军事推官。不过苏辙以留京侍父为名,没有赴任。

后来,王安石为相,推行新法,命苏辙入三司条例司(推行新法的核心部门)。王安石拿出《青苗法》草案让苏辙研究,苏辙一针见血地指出,此法看似惠民,实则伤民,倒不如采用汉以来各代推行的常平法,让富户商贾不能哄抬粮价,贫户也能得到切实的利益。但王安石并没有听从,依然按照自己的想法颁布实施。于是苏辙愤然上书表示抗议,并请求辞职外任。

此时的苏辙,年轻气盛,但刚直本色,已显露无疑。

论做官,他的成就更高

苏辙:“哥,今儿我想单独出个镜”

事实上,“三苏”之中,苏辙的仕途成就是最高的。

哲宗即位之初,高太后垂帘听政,旧党重回权力中心。辗转在地方做官的苏辙得以返京,这一年他四十八岁。

彼时的北宋,朝政混乱、吏治腐败、边防空虚、国力衰弱。苏辙忧心如焚,他一生所上奏章150余篇,绝大部分都作于这一时期。

从稳定政局、与民休息的角度出发,他提出了一系列切合时弊的建议:

在用人上,他连上数道奏折,历数新党任人唯亲、迫害忠良之罪状,罢免了章惇、韩缜等人,又将首鼠两端的大臣吕惠卿流放到了建州(今福建福州)。在民族关系上,他主张恪守“诚信”,怀柔西夏,反对边将寻衅生事,邀功求赏,以便取得安定喘息的机会,避免引起更大的外族侵扰。在内政上,他主张“因弊修法,为安民靖国之术”,坚决反对全面废除新法,主张趋利避害,用其所长……

苏辙:“哥,今儿我想单独出个镜”

这些措施对于稳固时局起到了重要作用。苏辙也因此深得高太后倚重,得到快速提拔。公元1091年,苏辙已官至尚书右丞,相当于副宰相。

南宋学者何万在《苏文定公谥议》中说:“(元祐)九年之间,朝廷尊,言路辟,忠贤相望,贵痈敛迹,边陲绥靖,百姓休息,君子谓公(指苏辙)之力居多焉。”这段话无疑对苏辙在元祐年间的表现给予了高度认可。

然而,高太后病故后,新党崛起,旧党之人,尽遭反击。刚刚走上仕途巅峰的苏辙,又跌进了谪贬的滑道。

论做人,他比苏轼更低调

苏辙:“哥,今儿我想单独出个镜”

客观讲,苏辙在政治上的表现,其实比苏轼要尖锐和激烈得多。但是他遭到的恶意似乎远没有苏轼那么多。

最后一次遭受贬谪,苏辙被贬到雷州(广东湛江),而苏轼被一竿子贬到了海南岛。宋徽宗继位以后,凡是旧党元老,多被贬至很远的地方,而苏辙则稳稳当当地定居颍昌。这是为什么?宰相蔡京一语道破原因:“以子由长厚,故恤典读厚。” 因为苏辙为人忠厚,与人为善,所以给予他特别的待遇。

苏轼大大咧咧,心无城府,爱吃爱玩爱热闹,走到哪都要结交一帮三教九流的朋友。而苏辙恰恰相反,别看他在政治上表现得尖锐犀利,生活中的他其实相当内敛。闲居之时,他往往闭门绝户,极少社交。如他在诗里写道:“经年客不至,不冠仍不衣。”一年到头也没什么客人,所以都不必刻意打扮。“宇宙非不宽,闭门自为阻。心知尘外恶,且忍闲居苦。” 天地不可谓不大,我还是想把自己关起来,宁肯忍受闲居之苦,也不愿招惹是非。

苏辙:“哥,今儿我想单独出个镜”

父亲苏洵曾写过一篇文章,介绍苏辙名字的由来:“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者,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车马有功,无人念及辙,车马颠覆,也无人怪罪辙,因此总能在祸福之间,安然自处。一个‘辙’字,仿佛一语成谶。苏辙晚年,儿孙绕膝,安然恬静,直到七十四岁仙逝,朝廷追封他为端明殿学士,特赠宣奉大夫。

学术上,他的贡献更大

苏辙有个老友叫吴厚,家里建了个“浩然堂”,吴厚曾向苏辙请教何谓“浩然”。苏辙回答他说:“古之君子,平居以养其心,足乎内而无待乎外,其中潢漾与天地相终始。止则物莫之测,行则物莫之御。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忧,行乎夷狄患难而不屈,临乎生死得失而不惧,盖亦未有不浩然者也。”而这正是苏辙对待祸患的真实态度,也是他晚年的心境。

定居颍川后,他念及元祐年间的老友,仅剩自己一人,便将书房命名为“遗老斋”,并自号“颍滨遗老”,拒绝谈论时事,只以读书写文为娱。在这里,他教育儿孙,静心著书立学。在谪居期间,他先后著《诗集解》、《春秋集解》、《老子解》、《诗论》等,总共94卷,而苏轼才只有27卷。

苏辙:“哥,今儿我想单独出个镜”

此外,晚年的苏辙写了大量的诗歌,有关注气候节气的,如《春无雷》、《仲夏始雷》、《久雨》、《喜雨》、《苦雨》等;有议论农事的,如《杀麦》、《藏菜》、《秋稼》、《蚕麦》、《收蜜蜂》等;有记录田家生活的,如《索居三首》、《初得南园》、《泉城田舍》等。而不论是学术著作还是文学作品,苏辙皆以“求道”为最高境界。论及文学影响力,苏辙或许不及他的兄长。但是二人风格各异,苏轼的诗文外放奔涌,苏辙的作品内敛含蓄,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各有千秋,和而不同。

对于一个古代的读书人来说,著述能扬名立万,入仕能位极人臣,夫复何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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