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甓斋记（明·贝琼）

nqj0108 2019-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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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甓斋记
明·贝琼

　　
　　昔长沙公陶侃刺广州[1] ，朝运百甓于斋外，暮运于斋内。人问其故，对曰：“吾方致力中原，故习劳耳。”呜呼！晋自渡江而南，上下俱偷[2]，弃中原而不恤，侃独有志于此，固非一时坐谈老庄者所及也。及都督荆湘等州，检摄军府从事[3]，未尝少闲。又尝语人曰：“大禹圣人，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岂可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4]。”其聪敏恭勤，于此见之，非特运甓一事而已。
　　吾意其拥强兵，据重地，畜威养锐之久，当率诸郡请命北伐，拔黔首于膻腥[5]，以雪宗庙之耻。而即安一方，凡四十余年，所谓平日习劳欲致力中原者，直虚语耳！
　　且诸胡迭兴，未易剪也。苏峻之变[6]，国破君辱，正臣子灰身之日[7]。大兵云集，乃欲违众西还，纵虎自害，亦独何心哉？周太叔带之难[8]，齐小白有洮之会[9]，晋重耳有温之师[10]。侃以桓文自任[11]，而所以勤王者如此，又岂果能践其言如运甓时邪？他日且欲正卞敦之罪[12]，敦固可诛矣。侃之夷大难[13]，立大功，亦由温峤辈激以天下之大义[14]，不相异同，故侥幸石头之捷[15]，如其中为进退，事几败于垂成，则何异于敦乎？梅陶称其机神明鉴似魏武，忠顺勤劳似孔明[16]，亦过论也。
　　虽然，晋之危而复安，亡而复存，实资其力，此为诸臣之冠，而著之于史焉，予故反覆论之。其行事虽有未至，而所言则可为万世法。何者？人情好逸而恶劳，天下之事，恒成于勤而败于逸。运甓之喻，岂不善邪！
　　剡山单阳原以名其斋[17]，盖能志乎勤已。初，阳原读书山中，既老不仕。洪武四年[18]，诏征诸儒，郡侯强起之[19]。既至京师，又辞，吏部乃授汉阳湖泊使[20]。然官无崇卑，能志于勤，则所施必有过人，而不虚生虚死矣，因其驰书三千里外，求文为记，故书以复之。若侃之为政，汉阳父老固能道之。而破陈敏于武昌，平杜弢于湘州[21]，求其遗迹，可想见其风流于千载之下乎！
　　
　　注释：
　　[1]陶侃：字士行，庐江寻阳（今湖北黄梅西南）人。早年孤贫，有志操。先后参与讨平陈敏割据势力及杜弢起义，以功为王敦所忌，转为广州刺史。王敦乱平，以征西大将军还镇荆州。咸和三年（328），温峤等奉他为主帅，平定苏峻祖约之乱，任侍中、太尉，都督荆、交等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长沙郡公。
　　[2]偷：苟且。
　　[3]检摄：检查整顿。
　　[4]“大禹圣人”七句：见《晋书》本传。
　　[5]黔首：老百姓。膻（shān）腥：这里以羊的气味代指北方少数民族的统治。
　　[6]苏峻：字子高，东晋将领。明帝时，以破平王敦和江南豪族沈充有功，受任冠军将军、历阳内史，拥兵生反晋之心。成帝时，欲征为大司农以释其兵权，拒不受命，发运叛变，陷建康，纵兵大掠。为温峤、陶侃联军战败而死。
　　[7]灰身：粉身碎骨。
　　[8]周太叔带之难：指周襄王之后母弟太叔带勾结狄人争夺王位之难。
　　[9]小白：即齐桓公，名小白。洮之会：事在鲁僖公八年（前652）。洮：在今山东濮县南。当时为曹地。
　　[10]重耳：即晋文公，名重耳。温之师：事在鲁僖公二十五年（前635）。晋文公出兵平定太叔带之难。温：在今河南温县。
　　[11]桓文：指齐桓公、晋文公。
　　[12]正卞敦之罪：卞敦，字仲仁。苏峻反，温峤、庚亮移檄征镇同赴京师，敦时为都督安南将军、湘州刺史，拥兵不下，又不给军粮。及苏峻平，侃奏敦阻军顾望，不赴国难，请槛车收付廷尉。事见《晋书.卞敦传》。
　　[13]夷：平。
　　[14]温峤：字太真，太原祁县人。他与庚亮等讨平王敦。及苏峻作难，温峤约陶侃同赴朝廷，侃托辞不进。峤固请，且推为盟主，又遣书激怒他，侃这才起兵。
　　[15]石头之捷：指平定苏峻之乱。石头：石头城，即建康，今南京市。
　　[16]“梅陶”二句：见《晋书.陶侃传》。为尚书梅陶与亲人曹识书中语。
　　[17]剡（shàn）山：山在今浙江嵊县。
　　[18]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洪武为明太祖年号。
　　[19]郡侯：一郡之长。这里指知府。
　　[20]湖泊使：明代设有河泊所大使，掌收鱼税。
　　[21]“破陈敏”二句：事见《晋书.陶侃传》等。　
　　
　　贝琼（1314？—1379），字廷琚，崇德（今浙江桐乡县）人。年四十八，始领乡荐。元末动乱，退居殳山。张士诚屡辞不就。明洪武初，征修《元史》。书成，受赐归。六年（1373），以儒士举除国子助教。九年，改官中都国子监，教授勋臣子弟。十一年致仕。琼性坦率，笃志好学，博览经史，尤工于诗。“其文亦冲融和雅，有一首三叹之音”（《四库全书总目》）。著有《清江贝先生文集》三十卷，诗集十卷，诗余一卷。
　　本文选自《清江贝先生文集》卷十五，运甓（pì）即搬运砖块。晋代陶侃为了致力中原，励志勤力，“朝运百甓于斋外，暮运于斋内”。事见《晋书.陶侃传》。这事被历代传为佳话。单阳原因以“运甓”名其斋，请贝琼为记，贝因写成此文。文章考察了陶侃一生的行事，肯定了陶侃的言论及其历史功迹。但又尖锐地指出：他拥强兵，不能请命北伐，救民于水火，使运甓之说成为虚语。但又指出：“其行事虽有未至，而所言则可为万世法。”文章虽为居室作记，但能荡开一笔，不局限于运甓一事，且见解精辟，颇具史识；论述鞭辟入里，在居室记中别开生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