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人求学向有分别。一者偏重入仕为宦，即圣人所言“学优则仕”。另者侧重修养学问，即孟子言之“天爵”。大概可把唐代作为一个分界，之前求“天爵”者多些，之后求仕途居多。这或许与唐初开创科举并由此改变选官制度有关。此前之先秦多讲世家，两汉兴举荐，六朝重门阀。近千年间入仕为宦并不以读书多寡优劣为惟一途径。唐科举一定，无论出身名门还是寒微贫家，一考定终身。科考成为入仕为宦惟一正途，因而对世人求学颇具动力，金榜题名成为寒窗士子的最大追求。但科举制度本身并未限制妨碍致力于学术者。 求学目的不同，教学方法自有差异。以五六岁幼童蒙学为例，凡按部就班走科举仕途者，小孩儿识字由“三百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至“千家诗”，逐渐进入《四书》系统，然后“五经”，不过多旁及其他。而书香世家子弟，识字从《说文》入手，进而习经史百家之学，不囿于科考试帖。而此二者也不完全对立，唐宋之后重家学家训者不在少数。况且“三百千”、“千家诗”、“四子书”、“五经”均通篇饱含道德学问及育人之根本。就个体自然人而言，为学与为宦并不割裂，往往殊途同归。成就君子三立者并非个别。如明代之王守仁阳明先生，清代之阮文达（阮元）、曾文正（曾国藩）二公，均以学问、事功著于世。所以为学之道虽存差异，却并未触及根本。识家心中有数则可，见仁见智亦可。 科举制度至清代已千馀年，又二百馀年后始废（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科举）。科举之优劣，大概毁誉参半。或曰成也是它，败也是它。不过一项考试取士制度，跨六朝历千三百馀年且为朝野普遍接受确已十分不易。笔者以为，科举之存废并不是惟一需要讨论的，重点问题是替代它的制度是否具有足够优势，究竟科举与选官制度相连。倘若尚未设计出具有足够优势的选官制度，先把科举废了再说，或似显孟浪。由科举而入仕至少比门阀世袭代代相荫平等公正，更比不学无术者靠阿谀纳贿进身为宦进步透明。 清代典章制度多沿明朝旧制，明又承袭唐宋并及秦汉，所以大致格局未变。古代教育自有官学私学两类，官学即国家所办教育机构。私学即家学和乡间民办塾馆。清代的官学，京师设国学（国子监）及旗人子弟宗室学校（于景山内）。国子监有祭酒、司业、监丞、博士、助教、学士、学录、典籍、典簿诸官，设六堂为讲学之所。六堂者自低至高为：广业、崇志、正义、诚心、修道、率性，大致修业四年。生徒多为官家勋旧、满洲贵族等，曰“监生”。监生有举人有秀才（秀才系由地方拔贡而选出之优秀者），亦有纳捐而得监生之名者。国子监是国家为监生考取进士而设立的最高教育机构。 京师之外的全国各省及府、州、县均有官学机构，称为府学、州学、县学。官学之所在曰学宫，掌管者曰学官。府学教授均由进士担任，曰“东斋”（居府学宫之东）。州、县学教授由举人任之。入官学须考试，应考者皆曰“童生”，考取者为“生员”，即秀才。考取官学俗称“进学”，又叫“入泮”（学宫大门外有泮池故名）。凡入官学之生员，公家负担食宿，故曰“廪生”。官学招考有名额限制，定额之内录取者曰“廪生”。扩招者曰“增广生”，简称“增生”。再额外录取者，附诸生员之末，谓之“附学生员”，简称“附生”。不能录取之遗漏者曰“佾生”，可来年再考。地方官学实为考取举人之教育培训机构。考取举人之乡试三年一举，入官学之生员至少修学三年。三年成绩优异者，有“优廪生”、“优增生”、“优附生”之谓。 官学之所学科目有明令定例及书目，以科考所需之《四书》、“五经”为主，后只重《四书》。“五经”之《春秋经》只限“左氏”，《礼经》则限“礼记”。兼学《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等。官学不普及讲授经史百家之学。作文以八股试帖为正课，称“制艺”，其馀诗词歌赋为杂作。所谓八股制艺乃格式固定，按以下序列作文：破题、承题、起讲、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大结。其中之“股”须句式双行，排偶对比，故又称“八比”。全篇500-700字。能作八股制艺，首尾完备，谓之“完篇”。官学以应乡试为目的，一般不作贯通百家之学。 为弥补官学学术之不足，另设有书院。中国古代无书院，宋代白鹿洞书院为首创，并以朱夫子于此讲学而享名。掌管书院者曰山长，通常由硕儒名宦担任。清代各省、府、州、县均设有书院，同时亦有私人书院。如浙江诂经书院，湖北经心书院、两湖书院，四川尊经书院，两广广雅书院以及岳麓书院、鹅湖书院、应天书院、石鼓书院、嵩阳书院等。国家对书院山长均隆重任命。省级书院山长由督抚聘请，多由名儒或本籍一二三品致休大员担任。府、州、县书院山长亦均为名师，学生有生员及童生。 书院皆有号舍，共学生住宿。书院所学科目较官学宽泛，分官课与师课。所谓官课即由官员主讲，师课则由山长主讲。省级书院上半月为官课，督抚藩臬（即总督、巡抚、藩司-布政使、臬司-按察使）轮流授课考核。下半月为师课，山长主持。府、州、县书院按月划分官课师课。 书院以学术为要务，不以科考为主要目的。研修讲学涉及经史子集，兼通义理、考据、辞章、经世致用之学。书院兴实学之风，重学问轻举业，至少学问不为科考所限。昔年之读书人以为圣贤传道授业为己任，即如宋人张横渠“四为”之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中国学术史上，清代朴学别具地位，科举官学并未掣滞学术的发展。自康乾至同光，实学流派、硕儒名家成绩斐然。其原因之一，即是书院的发达及掌院山长多尚“天爵”之古风。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