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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诗人罗隐写了一首七律《春日叶秀才曲江》：“江花江草暖相隈，也向江边把酒杯。春色恼人遮不得，别愁如疟避还来。安排贱迹无良策，裨补明时望重才。一曲吴歌齐拍手，十年尘眼未曾开。”诗的大意是：江边的花花草草暖暖地生长在岸上，送别的人在江边举起手里的酒杯。这令人烦恼的春色是没有办法遮挡起来的，离别的滋味像病痛一样无法回避和解脱，上天安排的坎坷人生自己也没有什么办法，只期待时来运转圣明的君主重视人才，自己有机会报效国家。一曲婉约的吴歌引来阵阵鼓掌喝彩，可惜许多年来世人的眼睛都还没有睁开呀。
首联是点题，写春暖花开之时，作者在曲江送别友人叶秀才，举杯把盏，不胜感慨。明写万紫千红的春天景色，暗衬黯然销魂的离别之情。颔联采用对比的手法写送别之情，江边的美景与心中的愁绪形成鲜明对比。“恼人”在当时的口语中，就是撩人、惹人、逗人的意思。“春色恼人遮不得”则含蓄而曲折地表达了诗人怀才不遇的惆怅情绪。诗人罗隐文采卓异，然屡试不中，一生穷愁潦倒。眼前的春色再撩人，却怎么也遮不住诗人失遇穷途之悲凉啊。一个“遮”字，惟妙惟肖地传达出诗人欲盖弥彰的尴尬心态。美好的春色，怎么也引发不了内心的欣喜，这春色是别人的，而自己什么也没有。“遮不得”毫无遮拦地抖露出诗人内心的伤痕。再深究一层而言，这“春色”在古代的干谒诗、宫廷诗中，往往寓指贤人的知遇、君王的恩宠，这为颔联“裨补明时望重才”埋下了伏笔。“别愁如疟避还来”则写出愁绪深重，离别之愁与不遇之忧交织重复，萦绕心头，驱之不散，挥之不去。 颔联则笔锋一转，把眼前的忧虑转化为未来的期盼，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期待重视人才的圣君出现。裨补∶弥补缺点和不足的意思，语出三国诸葛亮的《出师表》：“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闕漏，有所广益。”“裨补明时望重才”含有再圣明的君主也需要人才予以“裨补闕漏”的意思。尾联则与首联遥相呼应，写春来江畔，游人如织，莺歌燕舞，欢声鼎沸，却反衬出诗人内心的寂寥与忧愤，不由得发出“十年尘眼未曾开”的愤世嫉俗之言，流露出“举杯浇愁愁更愁”的无奈之态。 作者罗隐是晚唐著名的才子诗人，“龆年凤慧，稚龄能文”，因其恃才傲物，所为诗文每多讥讽，触怒权贵，以致十试不第。“困居长安，寒饿相接”。其间，又遭丧妻之痛，遂漫游江淮，仕途坎坷，颇不得志。晚年东归钱塘进谒吴越王钱镠，惧不见纳，乃呈诗稿一卷，因“一个祢衡容不得，思量黄祖谩英雄”的诗句而得到钱镠赏识，遂待之为上宾，历任钱塘令、司勋郎中、给事中等职。罗隐病逝前，钱镠亲临抚慰，并题诗于壁云：“黄河信有澄清日，后世应难继此才。”可以说是对罗隐一生才华的最高评价。 《春日叶秀才曲江》一诗是罗隐一生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报效国家的士大夫情怀与屡试不第的悲惨现实形成强烈的冲突，权贵的白眼、尘世的冷落构成他一生的命运，即便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也难以摆脱内心的苦闷，“春色撩人”也难以遮掩深深的忧愁。此诗不是写一般的离愁别恨，而是借送别友人表达诗人满腹才华而不为世所用的幽愤。 “裨补明时望重才”是全诗的诗眼，既是“春色恼人遮不得”的根由，又是“十年尘眼未曾开”的期盼，揭示了匡正时弊、补救政误需要重用人才的深刻道理。古往今来，历史上的明君圣主，身边大多有敢于直言的忠贞之士，秉忠进谏，及时指出并匡正君王治国理政的失误。汉高祖刘邦身边有张良，唐太宗身边有魏征。秦末汉初，时代风云变幻，张良为刘邦夺取天下立下了不世之功。他设计击败秦军，劝谏刘邦撤出秦宫，争取黥布、彭越，笼络韩信，进而灭楚。刘邦称帝后，他四两拨千斤，建议封赏与刘邦有宿怨的雍齿，从而彻底安定了人心，将祸患消灭在萌芽状态。刘邦曾说：“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可以说是对张良盖世之才、劝谏之功的充分肯定。唐太宗之所以能开创“贞观之治”的大业，离不开“一代名相”魏征的辅佐。魏征最大的特点是直言进谏，纠正唐太宗的失误。凡是他认为正确的意见，必定当面直谏，坚持到底，决不背后议论。 有一次，唐太宗朝令夕改，欲将征兵年龄从18岁降低至16岁，魏征坚决反对，直言唐太宗“涸泽而渔，焚林而猎，是杀鸡取卵的做法”，并指出唐太宗三次失信于民的问题，使唐太宗欣然采纳了他的意见。他还多次犯颜直谏唐太宗追求个人享乐的问题，促使唐太宗成为“开国皇帝”中少有的节俭典范。魏征病逝后，唐太宗亲临吊唁，痛哭失声，并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我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 “裨补明时望重才”也蕴含着重视人才要有识才之智、容才之量、用才之方的道理。因为大凡英明的人主，往往自视甚高，容易刚愎自用，若没有识才之智、容才之量、用才之方，往往很难做到真正重视人才。齐桓公之所以能成为“五霸之首”，关键在于识才有智、容才有量、用才有方。他不计前嫌，任用差点要了自己命的管仲为相。司马迁在《史记》中对管仲的作用作了极高评价：“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他还不拘一格任用管仲举荐的“五杰”：王子城父、宾胥无、隰朋、宁戚与东郭牙。“五杰”各司其职，充分施展抱负、发挥才干，终使齐国出现了君明臣贤、国强民富的兴盛局面。 东郭牙实际上就是向齐桓公推荐管仲的鲍叔牙，他能“识君臣之有善（与不善）者”，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性情耿直，敢于犯颜直谏，对桓公之治多有匡正。桓公在霸业有成后常露骄矜之色，觉得自己可比尧舜。一次，他对鲍叔牙说，想派人铸大钟，用以铭记自己的功德。鲍叔牙不赞同，他备言桓公之过，令桓公惭愧不已，说：“如果不是您及时批评，我迟早要犯大错误。”孔子与弟子讨论人臣之最贤者时说：“齐有鲍叔，郑有子皮。”鲍叔牙“知贤，智也；推贤，仁也；引贤，义也。有此三者，又何加焉。”可见孔子对鲍叔牙评价之高。 在用人上齐桓公也是高招迭出，他因求贤若渴而“庭燎招士”，他曾礼贤下士三番五次拜访小臣稷，他还采用“三选法”录用官吏，广纳天下英才。在雄才大略、志存高远的齐桓公看来，只要能实现霸业，只要是霸业需要的人才，什么个人恩怨，什么齐国人、外国人，什么血缘远近，似乎都应该统统弃置不顾。正如《管子》中所说的：“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参之，害霸也”。在这些话中，人才问题成了压倒一切的决定性问题，成了霸业的核心和关键。正是因为齐桓公采取不拘一格、选贤任能、知人善任、用其所长的用人之道，才开创了功名赫赫的首霸伟业。 责编：韩婕 版权与免责声明：本文部分图片来自互联网，版权事宜未及落实，如转载内容或图片涉及版权等问题，欢迎作者持有效版权凭证来电或来函与本网联系稿酬事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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