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时，林徽因和梁思成正在山西进行野外考察。得知“七七事变”后，他们一行赶回北平。开始了千里辗转流亡大西南的艰难路程。
随着华北局势的恶化，清华北大等高校和一些国立研究部门，从1935、1936年就逐步开始南撤的安排了。
和这些高校不同，梁思成、林徽因的“东家”中国营造学社是一家私营机构，并不隶属政府部门，也没有什么编制。林徽因和梁思成为什么也要辗转流亡？再比如，后来随着战事的扩大，上海和南京也相继沦陷，陆小曼和张幼仪等不还是留在上海生活吗？
林徽因、梁思成和陆小曼、张幼仪不同，必须南迁的原因，说出来有以下几点：
一是各自的身份不同。陆小曼、张幼仪属于一般民众，不论她们富裕还是贫穷。陆小曼的身份是一个过气的交际名媛，已经没有经济来源的一中年家庭妇女。张幼仪住在租界，相对安全有些保障。她的二哥、四哥虽是政界名流，民国高官，但她本人一介女流，顶多算是商界小有名气。
而林徽因则不同了，她和梁思成是学者，这也是和陆张的根本不同之处。林徽因和梁思成的父亲都曾是民国高官，并且都曾在日本留学或居住多年。日本侵略者为了实现其统治目的，对于有社会影响的学者名流，特别是对于有日本渊源的最感兴趣，也极力拉拢。
由于他们野外考察的成果不断见诸报端，高水准的考察报告陆续出笼，梁思成在学术界的名声与日俱增。引起对中国文化有浓厚兴趣的日本学者注意，9月4日，梁思成接到一封署名“东亚共荣协会”的请柬，邀请他参加即将召开的一个会议。梁思成夫妇已经进入到日本人的视线里，如果不想当汉奸就应离开北京，迟疑的话想走也走不成了。
二是他们的爱国情操。林徽因和梁思成虽然经常在“太太客厅”里举办学者沙龙，但他们不是“商女不知亡国恨”的公子哥和少奶奶们，他们作为一代知识分子，有着天然的爱国情操和个人气节。
不走的话，就要和日本人合作，这是他们所不能接受的。他们誓死不做亡国奴，宁可背井离乡，也不给侵略者做事。
一般民众在敌占区生活，那是迫于无奈。作为学者或者政府官员，如果和日本人合流，那就是汉奸。
实践证明也是这样，留在北平的周作人出任伪职，留下骂名。抗战胜利后，北大复校，凡是在伪北大任教的教授、老师一律辞退。
1948年评选民国首届院士时，在抗战期间沦陷区伪大学等学术、教育机构任过职的著名化学家赵承嘏、萨本铁等人被从名单上一票否决。
三是开展研究的需要。中国营造学社是朱启钤创建的，他由于年老体衰，不愿南迁。营造学社的业务就交给了梁思成，大量的考察资料、测绘稿、档案、图书、图版及底片，还有一些研究笔记及模型等，存在天津英租界的一家英资银行地下保险库中。营造学社的成员们相约到南方再会合重组，继续进行工作。
开展中国古代建筑研究需要野外实地考察，也需要依托中央研究院史语研究所的大量古代资料。这也是史语研究所从昆明迁到四川李庄后，明明知道四川的潮湿天气不利于林徽因夫妇养病，而跟随迁往李庄的原因之一。为了学术研究，林徽因夫妇已把健康放到一边。
基于以上原因，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必须尽快离开北平。
林徽因回忆说：“我是病的，却没有声张，临走去医院检查了一遍，结果是得着医生严重的警告--但警告白警告，我的寿命是由天的了。
临行的前夜一直弄到半夜三点半，次早六时由家里出发。东西全弃下倒无所谓，最难过的是许多朋友都放不下而走掉。”
梁从诫回忆说：“日本人进城了。父亲收到一个什么‘东亚共荣会’之类的请柬。父母知道，除非当汉奸，北平已不可留。民族的气节使他们毅然抛下这个温馨的家，立刻出走。”
1937年9月5日凌晨，梁思成、林徽因把所有的东西都扔下，不管贵重与否，只拿了几只箱子和铺盖卷，带着徽因的小脚母亲和一对儿女，踏上了那前途未卜的漫长逃难之路，也是爱国、研究、抗争的八年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