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顷阅刘尚慈《春秋公羊传译注》，止数页，心戚然，竟废书。何也？隐公二年经曰：“冬，十月，伯姬歸於紀。”刘氏注甚详，其注末曰：“入春秋之前，紀候譖齊哀公于周懿王，王烹殺紀候。魯莊公四年，齊襄公為九世祖複仇，滅掉了紀國。”初读怪之，疑己误。证之《古本竹书记年》：“夷王三年，王致诸侯，烹齐哀公。”质之《齐世家》：“哀公时纪候谮之周，周烹齐哀公而立其弟静，是为胡公。胡公徙都薄故，而当周夷王之时。”刘氏注误明矣。其“懿”、“夷”误书乎？齐哀公、纪候又焉得误耶？若谓释典，明其意可也，无须措词谨严，然二张冠李戴可乎？殊不类原典也。纪候见烹，襄公灭之则已，何涉复仇？刘氏之疏甚矣！余阅之卷，中华书局凡五刷矣，作者、编者何不察之甚也？ 凡涉国学者，不避经典，阅经典者，不避春秋三传，阅三传者，不避时贤注译。时贤者，皆博览群书，倾耗心血，治学谨严。其书传者广，受者众。读杨公伯峻之《春秋左传注》，吾知之矣。异议备列而抒己见，确者详注而征信史，解惑长识，不误后学。其为经典，宜哉！ 治学者可不慎欤！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