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40年代，希特勒在欧洲战场上节节败退，发出密令：一旦德国失败或者他本人死亡，必须把在欧洲各国抢夺的所有稀世文物宝藏全部毁掉。于是盟军组织了一支珍宝抢救队，深入敌后，抢救“珍宝”，很多人为此牺牲了生命。几乎在同一时期，中国的抗日战场上也活跃着一支历史珍宝抢救队——“文献保存同志会”，郑振铎就是其中的重要一员。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日本军国主义好战分子挟多年阴谋积蓄之武力，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即攻占上海、南京、广州，战线推进到中南一带，至1940年初，东南半壁江山多已沦陷敌手。明清两代数百年来，江南号称人文渊薮，藏书荟萃，书楼林立。八一三事变以后，许多著名藏书楼毁于战火，所藏珍本典籍被烧毁、抢劫者不计其数，侥幸保存下来的，藏书者也因为时局动荡、家庭生计等种种原因，难以继续维持原来的藏书规模，纷纷变卖，许多难得一见的秘籍频频流落古书摊肆。

这些历百年而留存下来的珍贵古籍一时成为各方抢夺的目标，上海因为租界的保护等原因成为书籍汇聚与各方竞购之地。日军每个师团配有专业的文物搜查员，这些人经过大学历史考古系的培训，每占领一个地方，便会组织人手搜集当地文物，有价值的运回日本，没价值的就地销毁。除了日本的肆意破坏和武力掠夺，一些权重多金的汉奸，如陈群、王克敏、梁鸿志之流，也在积极搜书，美国的一些机构与大学，也趁此机会在沪上委托相关机构进行收购。平肆的书商因利之所趋，纷纷南下，高价收购，企图将善本席卷而去。一包包古书捆扎成邮件待运，堆得像小山一样……

当时上海报纸报道中国图书流入美国情形时说“中国珍贵图书，现正源源流入美国，举凡稀世孤本，珍藏秘稿，文史遗著，品类毕备，国会图书馆暨全国各大学图书馆中，均有发现。凡此善本，输入美国者，月以千计，大都索价不昂。即以国会图书馆而论，所藏中国图书，已有二十万册。为数且与日俱增。”

作为一名嗜书如命的学者和藏书家，郑振铎深知这些书籍的价值，眼看国宝流失，他忧心如捣，日夜焦虑不安，疾呼“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奇耻大辱，百世莫涤”！先生虽然版税和稿酬丰厚，但他嗜书如命，余钱都用来买书，乃至他的夫人高君箴为了家庭生计经常与他吵架。尽管如此，他仍竭尽全力，遇见好书，倾囊买下。一时拿不出钱来，就把自己的藏书作抵押借款，也要将书买下，使其不至流散出去。

一次为了筹钱，他将自己珍藏的七十种明清书刊传奇杂剧、十几种明人集，出让给北平图书馆，得七千余元，他用这些钱收购了八九百种古籍。他想，书卖给图书馆还是属于国家的，得到的钱又可以收进许多珍本书，这是非常划算的。但是只靠一人微薄之力，即使他把藏书全部卖光，也是杯水车薪。他在《劫中得书续记》中慨叹：“余以一人之力欲挽狂澜，诚哉其为愚公移山之业也。杞人忧天，精卫填海，中夜彷徨，每不知涕之何从！”

当时淹留上海的若干学人如国立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等，也对江南珍本古籍大量流失痛心不已，喟叹个人无回天之力。这个时候，争取政府专项拨款或许是唯一能够抢救古籍的办法。1939年底，郑振铎联名以上诸人拍电报致重庆有关部门，要求政府予以重视，拨经费抢救民族文献，很快获得时任中国国民党组织部长的朱家骅和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陈立夫的回复,并允力筹经费。朱家骅当时兼任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长，当即决定把原定补助中央图书馆的建设经费划拨作为购求古籍之用，与中央图书馆（当时尚处于筹备阶段）合作进行抢救。

1940年元旦，时任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主任的蒋复璁奉命前往上海，在与庚款董事叶恭绰会面商定购书款项后，1月14日抵达上海。郑振铎、张元济、何炳松、张寿镛、李拔可、张凤举等人和蒋复璁商定，推举张寿镛主持收购文献事，成立“文献保存同志会”。大家一致决定，从今以后，江南文献决不任其从他们面前遗佚，有好书、有重要价值的书，必须为国家收购到。

郑振铎起初设想“我们只负发动、鼓吹之责，成功不必自我”，可是后来进入实质性的事务之后，郑先生爱国爱书的热忱即猛烈地迸发出来，他在日记中说：“予生性好事，恐怕事实上非多负些责不可。”事实也是如此，张凤举不久即去了内陆，张元济年事已高，主要工作还是郑振铎在做。为收书，郑振铎还专门刻有两枚图章：一枚长方印——‘不薄今人爱古人’，作为收来的古书、新书的暗记；另一枚图章为“书生本色”，作为开银行账号之用。2月4日，他起草了同志会办事细则，从此开始正式的搜购行动。

日夜焦虑的事总算有了着落，郑振铎立即提出，玉海堂、群碧楼两家的文献亟需早日收下，北来书商觊觎已久，农历年内没有款到，恐怕书商们捷足先登。经鉴定和几次磋商，于2月收进玉海堂刘氏藏书，其中有宋版《魏书》和元版《玉海》及明刊、抄校本七十多种。随即于3月初购进杭州胡氏藏书七百八十种，其中多原丁氏八千卷楼和许增娱园旧藏；又购进上元宗氏所藏金石书二百二十余种。当时藏书巨室张葱玉、瞿凤起两家亦在零星出售藏书，皆曾数次售予同志会，其中佳妙纷呈，披览不睱。这两个月中，同志会还从书肆得到诸多重要史籍，收获颇丰。

之后郑振铎将精力放在了邓邦述群碧楼藏书上。群碧楼藏书质量、数量上较玉海堂更胜一筹，其收藏的两部宋版书《群玉诗集》和《碧云集》尤为珍贵。然而北方书商听说群碧楼售书，纷纷聚集苏州。上海书商孙伯渊赶去，与他们合资，约以四万五千至五万元将书全部买下。郑振铎闻讯，急忙找到孙伯渊，反复与他商议，劝他们以民族大义为根本，绝对不可将藏书分散，各取所需。最后以五万五千元从孙氏手中将藏书购下。谈到此次购书，先生在给张寿镛的信中写到“浪费、乱买，当然对不住国家；如孤本及有关文化之图书，果经眼失收或一时漏收，为敌所得，则亦大对不住国家也。故我不惜时力，为此事奔走，其中艰苦，诚是‘冷暖自知’”。

玉海堂、群碧楼藏书都被郑振铎他们出巨款买下，书商们知道，在郑振铎这个又是行家、实力又足的“大书商”面前，他们不会得到什么了，于是转而向郑振铎走动起来。郑振铎深受黄丕烈收书方法的影响，对凡是找他的书商，一律热情接待。久而久之，书商们有了好书，总是先拿来给郑振铎。这耗费了先生巨大的精力，却也颇有收效，他在《求书日录》中写到“以我的力量和热忱吸引住南北的书贾们，救全了北至山西、平津，南至广东，西至汉口的各类古书和文献。没有一部重要的东西能逃过我的注意”。

上海书籍散失的局面得到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