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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清:我更感兴趣图像的来源以及它们如何传播丨海外高校特辑

 太行森林 2019-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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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高校特辑

她是谁

王海清 wang Haiqing

王海清,1994年生于福建,毕业于厦门大学艺术学院多媒体与综合材料专业,目前居住在柏林。她的创作从个体的经历出发,关注与个体产生关联的人际关系以及现代科技背景下的个人隐私与科技数据之间的关系。

参展经历:北京摄影双年展,北镇,2018;“剩余的时间:房间6号”,歌德学院灰盒子空间,北京,2018;集美x阿尔勒国际摄影节—在地行动单元,厦门,2017;“中国当代实验影像展”,南艺美术馆,南京,2016;怀旧的未来2.0,C-Platform,厦门,2015;“All can never set me free”个展, ;Nothing Gallery,厦门,2015。


《伊琳·科尔曼的消失》

Disappearance of Elaine Coleman

21世纪两样东西让人人有机会成为“上帝”——监控与互联网。

去年,我从微博的“附近的人”功能中找到一个陌生女孩,密切地“关注”她长达6个月,期间她以每天9张图片的频率海量地分享着自己的日常生活。我下载并收集了这些图片流里携带有丰富信息的图像,并借助文字,推断和构建了这个陌生女孩的家庭住址,兴趣爱好以及生活日常。与此同时,另一条线索来自于美国作家斯蒂文·米尔豪瑟的短篇小说《伊琳·科尔曼的消失》中一名女孩由于现实社会的忽视、淡忘,而在物理上慢慢变得透明,最终消失的故事。

我把这两个看似没有关联的女孩重叠在一起,以上帝视角窥视并杜撰着一条条故事线索——出现在女孩照片流中的飞机与新闻报道中关于飞机消失的案件;以相同的姿势从比奇角悬崖边”跃下”的自杀者与跳伞爱好者;放大至消失的超级月亮。这些意象共同指向一个与小说重叠的结局——非正常地、非自然地存在或是消失,假设了一种在现代科技背景下,人存在的社会性与消失的异常。

直到有一天我去到一个以瀑布著称的景区,意外地走到一个悬崖瀑布的顶端。瀑布的顶端是一个巨大的水泥砌的水池,所有的水从山脚下的湖里抽上悬崖,汇集到山顶的水池最后倾倒而下。显然我所确信的自然,是一个巨大的人造景观。我行走在通往瀑布顶端的小道里,如同行走在一个巨型的自然大厦。Christ of Truman,我们是Christ,同时也是Truman。Loop,太阳升起,开始美好而又虚幻的新一天。

线索一:社交网络女孩图片流以及图片信息

“关于那桩失踪案的新闻让我们既不安,又兴奋。后来有几个星期,印有一张模糊而颗粒感强的年轻女人照片的黄色寻人启事贴在邮局的玻璃门上,电话线杆上,CVS药店和重新装修过的超市橱窗上,似乎谁都不认识那个女人,不过我们中间有些人隐隐约约记得她。”

线索二:社交网络女孩拍摄的父亲过去的工作合照

“那张照片略微有点曝光过度,让她有点像是被洗掉了,有点扁平的样子,她有种发亮而不够清晰的样子。”

线索三:社交网络女孩拍摄的飞机截图

线索四:不断从比奇角跃下的自杀者和跳伞爱好者

“确实,这一点诱人相信,即相信她出于自己的意志,摆脱了她孤独的日常生活,秘密地去开始一种新生活。”

线索五:超级月亮

“她眼皮发沉,开始快要合上。她有种并非不愉快的疲劳感,一种结局感,消散感。”

线索六:模拟人生中的图层景观

“她正变得模糊,在褪色,在消失,就像黄昏中的一间屋子,她不可挽回地朝着梦的疆域而去。”

线索七:人造悬崖瀑布

(轮到你了=轮,王海清=王)

轮:在厦门大学念完本科后,为什么会想到要去德国?是一直的想法还是突然的决定?

王:来德国念书算是比较突然的决定。但我在大三的时候就曾经差点辍学去荷兰读书,所以其实我很早之前就计划要出国念书,最终选择来德国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和我大学的导师有关系,他曾经在慕尼黑美术学院学习,并且在德国呆了八年。他所携带的德式思维方式和看待问题的角度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然,也因为德国学校是免费的,这也意味着我可以以更低的成本生活在这里更长的时间。

轮:柏林是个艺术气氛非常浓厚的城市,聚集了相当多纯艺工作者,能谈谈这几个月里你有哪些不同于国内的感受吗(包括教育/文化/城市氛围等各方面)?

王:我从厦门来到柏林所接受的刺激还是相当大的,毕竟温差20几度,哈哈。首先,厦门的当代艺术相当匮乏,并且,厦门是一个温和缓慢的旅游城市,长久地居住在厦门带给我很大的惰性,甚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完全没有什么创作热情,只是生活着。但柏林一定是一个充满冲突和矛盾的地方,你可以感受到很多事情曾经或者正在发生,这里活跃着大量渴望表达的艺术工作者。这一方面给我了我很大的创作热情。同时,柏林所携带的反抗精神,也鼓舞我开始去思考更多元的问题以及思考我的立场和态度。当然,柏林的club24小时公共交通也非常诱人,不管你几点从club出来,都可以安心地坐地铁回家。太阳出来的时候,每一个公园都坐满了出来晒太阳喝酒谈天的年轻人,但同时在柏林的街头不管几点钟都可以看到拿着酒瓶的醉汉和乞讨的人,可以感觉到柏林在巨大的自由之下,也隐藏着同样巨大的失落。

《伊琳·科尔曼的消失》展览现场,2017-2018

《伊琳·科尔曼的消失》展览现场,2017-2018

轮:2017-2018年的《伊琳·科尔曼消失》好像是一个转向,从你早些年对个体经验的关注,延展到了对数据和隐私、存在与消失这些主题,是什么契机促使你创作了这个作品?

王:的确,《伊琳·科尔曼消失》是我离开学校开始工作以后完成的作品,早期的创作我非常依赖于个体经验和更多感性的东西,这是创作者都会经历的阶段,从自我身上找自我。我曾经经历过一个阶段——我觉得发生在我身边的事和我没有关系,我和大部分中国的年轻人一样只关心局部生活,因为我找不到一种内在的驱动力去关心这些事情。当然我可以选择做一些更受关注的议题以及更流行的表达方式,但这可以是任何人的作品,而不一定是我的作品,所以我花了很长时间搞清楚自我和我如何与周围产生连接。

我现在回过头看会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个很好的基础,在一步一步走来的过程中,我开始慢慢理清什么是真正激发我去关注周遭发生的变化和事件的原因,以及我真正关心的部分是什么。在这个基础上,我才可以开始用我的角度去思考和感受这些变化带来的影响。同时,在退化建筑的工作经历也很大程度上帮到我从更多元的角度去看待发生的事情,我们每周会花大量的时间去讨论某个话题,他们更加理性的男性视角某种程度上也弥补了我从女性视角看问题的不足。对于数据和隐私,以及存在与消失的主题其实在我早期的作品里已经有出现一些影子,这是比较内核的作品精神,也会在之后的创作中不断发展和延续下去。

《伊琳·科尔曼的消失》展览现场,2017-2018

轮:除了挪用和编辑他人的图片之外,你还使用了模拟人生的截图和小说文本等与其进行互文,怎样看待虚拟对现实的插入和改变?

王:其实纵观现在的年轻艺术家的作品,可以发现很多人都开始大量的使用虚拟图像和虚拟媒介。首先我觉得这是媒介发展带来的一个必然结果,我们就成长在这些媒介的影响下,我们从小使用电脑,玩电子游戏,视频聊天,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同时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也经历着科技快速变革带来的巨大的媒介变化。同时,虚拟世界可以看作是对现实世界的平行或是补充,它仿佛产生了一个现实世界之外的剩余时间,就像ObEN即将推出的虚拟形象PAI,它与区块链结合,可以很大程度上地学习和模仿主人,并成为虚拟世界的一个角色。某种程度上一个虚拟的世界已经在被一步步的建构起来,同时我也好奇虚拟世界再进一步壮大的过程中,该如何与真实的世界平衡又或者真实的世界如何一步步被吞噬。

小说也同样构建的了一个新的时间空间,小说的故事的故事在更早的时期,互联网还没有进入到人们的生活,在那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关于一个女孩存在与消失的故事在我们生活的现代科技时代重新显现出来,将这两个故事重叠去产生不同时间维度上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以及去想象未来科技背景下我们将再如何去对面和解决这样的问题。

《伊琳·科尔曼的消失》展览现场,2017-2018

《伊琳·科尔曼》展览现场,2017-2018

轮:《天体》这个作品也挺有趣的,能展开讲一下么?相较之前的几个录像作品而言,为什么这次想到用摄影和手工书的形式去呈现?

王:《天体》也算是比较早期的作品,是当时对身体和身份探索的一个尝试。一座城市会有一个坐标,而我站在城市的一个点,我也可以有一个坐标,如果我放一颗鸡蛋在地上,它也会有一个坐标。我当时在想能被识别到的最精细的坐标可以精细到什么程度呢?只要这个坐标精确到小数点后的n位,是否就可以测量到一个非常小的物体的位置,而这个位置都是这个物体相对于地球的位置。所以,我用微距镜头拍摄了我身上所有的痣,并用仪器为每一颗痣找到了在地球上的一个相对坐标,精确到小数点后的6位,意味着稍做移动,数据就会发生变化,这样我的每一颗痣都会得到一个不一样的坐标。这对我来说也不叫摄影,我只是需要获得这些图像,而拍下来是相对简单的方式。

《天体》,摄影、手工书,2016

后来在小学期美国马里兰艺术学院的一位客座教授的手工书课上面尝试去把这个作品以手工书的形式呈现。我当时的构想就是希望这是一本地图书,可以摊开成一个大的地图,也可以完全收起来,每一颗痣都是地图上的一个小点。而地图上大陆的部分我用了身体的展开图,并根据每颗痣的位置标注了相应的坐标。当我给德国朋友展示这件作品的时候,有一个有趣的发现,白种人的身体因为有一些身体斑的缘故,痣对他们来说不是一个很好识别的东西,但在中国,我们甚至可以根据每一颗痣的位置去算命。这种身体差异带来的观看角度让我有一些新的思考。

《天体》,摄影、手工书,2016

《天体》,摄影、手工书,2016

轮:据说你平时也会拍些胶卷,为何没有把它们编辑成一个作品?是对这种作品形式失去信心了吗?

王:有趣的是,我参加过一些摄影展览,但我真的不会拍照。我对于摄影的理解,不如说是对图像的理解,我更感兴趣这些图像的来源和以及它们如何传播,而不是去拍摄这些图像。我相信我们同龄学习艺术的人都经历过一段对摄影非常有兴趣的阶段,我也曾经对摄影有很大的热情,但摄影对我来说始终是一种碎片化的记录,它的状态更接近诗(我也写一些诗),当要去讨论更多问题的时候,我往往无法只用摄影去完成(也有可能是我真的拍不好照片,哈哈)甚至在有一段时间,我手机摄像头坏掉了,我将近半年连生活照片都不怎么拍。我当然相信摄影作为一种创作媒介的重要性,并且如果条件允许,我很愿意收藏摄影作品,只是相对于我来说,这不是最合适的表达方式。

《Make-up:Cover02》,录像,2分42秒,2015

轮:在今天大数据的语境下,你觉得数据的最终命运是什么?日常生活中你会采用一些手段保护自己的图片、资料之类的数据吗?

王:数据的最终命运我觉得我没有能力回答,我只能说在数据和科技的发展过程中,我更加关心它将以何种方式解决或是平衡人与人之间的社交关系,人与机器的关系,政治关系甚至是更加社会化的关系。说实话我是一个数码白痴,我会为了下载一张图片而选择用手机号码登入一个不安全的网站。我曾经在一天内收到数十条垃圾短信轰炸,所以如果有一天有人拿着我的裸照威胁我,我也只能认命。但除了数据安全和数据保护,我认为未来更多的数据会以更加开源的方式存在,如何共享会是很大的议题。

《Make-up:Cover01》,录像,1分15秒,2015

《Make-up:Eating Lipstick》,录像,1分31秒,2015

编辑&采访 / Zhang Ye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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