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答：虎牢关之战中李世民如何用三千骑兵打败十万大军？ | 刘三解

看到这个问题，有人肯定会含糊，这是讲军事史了？还是讲成功学？

还真不是。

问题如下：

虎牢关之战中李世民如何用几千骑兵打败十万大军？

回答如下：

这是一个典型的“李世民史书体”的故事，也是他有意识修改史书，故意让人产生的错觉。

在《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的相关记载中，窦建德军的兵力数字记录非常清晰，实数为十余万人，号称三十万。

在说正事儿之前，三解要解释一下这三本书的关系，《旧唐书》原名就是《唐书》，成书于后晋开运二年（945年），由后晋的宰相刘昫领衔修撰，属于“官修史书”，其资料的依据是当时经历过晚唐、后梁、后唐的长期战火之后残存下来的唐代官方史书，比如历代皇帝的实录及国史等。

《新唐书》也是“官修史书”，由北宋欧阳修、宋祁、范镇、吕夏卿等合撰，宋仁宗嘉佑五年（1060年）完成，由曾公亮进呈皇帝，这本比前一部《唐书》晚115年的作品，在信息量上却公认得比《旧唐书》大，换句话说，经过115年的后晋、后汉、后周，再到北宋的动荡，内容反倒多了，奇怪不？

这个问题且按下不表，先来介绍下另一本大书。

《资治通鉴》其实也属于“官修史书”，并非司马光一人的作品，而是出于众手的煌煌巨著，成书于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比《新唐书》还要晚24年，不过在内容上，也并不与两《唐书》重复。

造成这种结果的根本原因就是，“官修史书”并不是原始史料，而是以唐代国史的记录为基础，综合修史时可见的其他唐代人记录的材料，比如地方史志或私人笔记等内容，进行的“二次创作”，既然是“创作”，这个过程中就不可避免的有增、删、编、改的行为。

如果我们运气好，能够看到这些“二次创作”所依据的原始材料，自然很容易分辨哪些是作者的手笔，但是，哪怕是《资治通鉴》成书的年代，也距今近1000年，那些他们曾经过眼的素材，早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所以，当有不太熟悉历史文献的朋友问起三解史书“可不可信”的问题时，三解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古史的研究，很多时候不是你信不信，而是你“别无选择”，只能通过“互证”等方式来辨别真伪。

当然，这还不是最惨的，像《旧五代史》本为宋太祖是宰相薛居正领衔编撰，当时五代实录俱在，又有范质的《建隆五代通录》做底本，所以内容详尽，保留史料价值极高，却由于欧阳修等人基于《旧五代史》新撰的《新五代史》的文字更加凝练，最终于传播中逐渐被遗忘，以至于散失殆尽。

直到现代，史学大师陈垣祖孙三代又从《永乐大典》等书中一条条地“辑录”《旧五代史》的原文，才有了今天我们得见的版本。

事实上，从现代史学研究的角度，《旧五代史》、《旧唐书》在编撰时保留原始“实录”、“国史”的原文原样，信息价值要远远大于欧阳修等宋人经过自己理解重新书写的“新版”，问题是古人书生不这么看，故事读着舒服才是“王道”。

说了半天，还得绕回“实录”和“国史”来，今天我们仍然可见的是《明实录》和《清实录》，这个其实严格来说，也是修撰的作品，只不过是本朝人基于一系列档案资料所编撰 的当朝史，具体来说，即唐代之后，继嗣之君让史官据前朝皇帝起居注、时政记、日历等编撰“实录”，形成了惯例。

不过在唐朝，“实录”也有本朝皇帝活着时就修撰的，就存世目录来看，唐朝有如下“实录”：

《高祖实录》20卷，《太宗实录》40卷（初稿《今上实录》20卷，《贞观实录》40卷，《皇帝实录》30卷），《高宗后修实录》30卷（又《高宗实录》30卷，又100卷），《则天实录》20卷（初稿《圣母神皇实录》18卷，又30卷），《中宗实录》20卷，《睿宗实录》10卷（初稿《太上皇实录》5卷），《玄宗实录》100卷（初稿《今上实录》20卷，《开元实录》47卷），《肃宗实录》30卷，《代宗实录》40卷，《建中实录》10卷，《德宗实录》50卷，《顺宗实录》5卷（初稿《先帝实录》3卷），《宪宗实录》40卷（初稿《元和实录》），《穆宗实录》20卷，《敬宗实录》10卷，《文宗实录》40卷，《武宗实录》30卷，《唐宣宗实录》30卷，《唐懿宗实录》25卷，《唐僖宗实录》30卷 《唐昭宗实录》30卷 ，《唐哀帝实录》8卷。

凡是带“今上”二字的，肯定是皇帝仍健在时的作品，而这一大堆的书目看着不少吧？今天，只剩下韩愈所撰的《顺宗实录》留在他的文集中传世，其余的，均为“己佚”，仅能从《资治通鉴》等书中见到引用。

这里面确切涉及到“玄武门之变”和“开国功绩”时的内容的，只有《高祖实录》、《今上实录》、《贞观实录》、《皇帝实录》等几本，北宋的几位史学大家，比如司马光、宋祁等人，都指斥唐代“大奸臣”许敬宗肆意删改了《实录》导致了太宗朝诸多记载失实，这也是个1000年的“屎盆子”。

其实，许敬宗哪怕是做了一些事儿，也不过是“小把戏”，见《唐会要》卷六三《修国史》中记载：

贞观十七年七月十六日，司空房玄龄、给事中许敬宗、著作佐郎敬播等，上所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太宗遣谏议大夫褚遂良读之，前始读太宗初生祥瑞，遂感动流涕曰：“朕于今日富有四海，追思膝下，不可复得。”因悲不自止，命收卷，仍遣编之秘阁，并赐皇太子及诸王各一部，京官三品以上欲写者亦听。

翻译过来就是，这一天，房玄龄、许敬宗等人把编撰好的高祖、太宗实录交作业，太宗特别命褚遂良读给自己听，结果刚听个开头说他出生时有祥瑞的时候，就感动得流泪，说自己想起来父母，太难受了，就让人把这两份作品收起来，分赐太子、诸王，三品以上的京官可以随意抄录。

注意，那时候的书不是印刷的，是抄写的，一张长纸，装为卷轴，就像今天装裱的书法作品，所以叫“收卷”，而唐初的三品以上，不同于明清，实际上是宰相以及勋贵重臣，可以去传播。

也就是说，唐太宗很满意，不过这里又涉及到了他“为什么满意”？

恰恰因为他曾经不满意。

《唐会要》卷六三《史馆杂录》记载：

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太宗谓谏议大夫褚遂良曰：“卿知起居，记录何事，大抵人君得观之否。”对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

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记之耶？”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君举必书。”黄门侍郎刘洎曰：“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矣。”

太宗谓房元龄曰：“国史何因不令帝王观见？”对曰：“国史善恶必书，恐有忤旨，故不得见也。”太宗曰：“朕意不同，今欲看国史，若善事固不须论，若有恶事，亦欲以为鉴诫，卿可撰录进来。”房元龄遂删略国史，表上。

太宗见六月四日事，语多微文。乃谓元龄曰：“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朕之所以安社稷，利万人耳，史官执笔，何烦过隐，宜即改削，直书其事。

至七月八日，又谓遂良曰：“尔知起居，记何事善恶，朕今勤行三事，望尔史官不书吾恶。”

这一段话非常长，就讲讲大义，说的是贞观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李世民问褚遂良，你写的起居注，我能看不能？褚遂良给了个钉子碰，说我的史书就是善恶必书，警戒君王的，没听说过有皇帝自己看的。

结果太宗上心了，说，我干坏事你也记？旁边的黄门侍郎刘洎也犟，跟着褚遂良一起顶，说史官不写，天下人也会记得。

逮着专业干部下不了手，唐太宗干脆找宰相房玄龄，让他交作业。房玄龄也屈服了，为他删略国史之后，送上。

太宗发现涉及“玄武门之变”的文字非常隐晦，就说了，我干这事儿天经地义、理直气壮，史官不用隐瞒，直接写就行。

没想到过了几天，到了七月初八，唐太宗又对褚遂良说，我现在多做好事，希望你们能不写我坏的地方。

注意，这段话的时间，实际上是贞观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至七月初八之间，而《资治通鉴》中司马光为了维护他心目中“圣君”的形象，把这个故事搬到了贞观十七年七月，也就是房玄龄、许敬宗等人上实录的时候，并将上述的删略“国史”改成了删略“实录”。

其实，唐朝的“国史”是纪传体的，而“实录”则是编年体的，完全是两种东西，时间也对不上，可见，唐太宗动心看“国史”在前，下指示修改史书也在前一年，即贞观十六年，而贞观十七年的“实录”，则是这一大政治谎言工程的完工。

为什么听了第一句话，自己出生的“祥瑞”就哭了不听了？

唐太宗是感到欣慰，故事改到连自己这个当事人都不知道的程度了，给“次子”吹出生时的祥瑞，无疑就是神化李世民个人的“纯谎言”，可能他自己都不好意思了，还不忘拿出去传播。

而这一堆“神话”，恰恰是《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相关记载的底本，更何况还有欧阳修、司马光这些唐太宗的“脑残粉”为他涂脂抹粉，甚至忽略了一系列的基本常识，当然，只是忽略，而非罔顾史德的篡改，这几位宋儒在某些不熟悉的领域犯糊涂，也不奇怪。

这就正好可以说回虎牢关之战了。

窦建德大军的人数，上文已经说了，有十几万人，而对照各处记载显示，此战，窦军被杀三千余人，被俘的又有五万人，还有一部分逃跑溃散的残部，总数规模上是大体吻合的。

但是，关于参战唐军数量的记载却远没有这么清楚，只有几处：

1，唐太宗领3500骑兵东进虎牢；

2，唐太宗亲帅500骑兵去观察敌营；

3，唐太宗派出王君廓的千余骑兵去抢夺对手粮草。

这也是最吊诡的地方，唐朝自己的国史对对手的数量、伤亡、俘虏言之凿凿，对自家的军队却语焉不详。

而从这有限的记载来看，虎牢关之战，似乎还真是唐太宗亲帅3500骑兵打败了10多万人，但是，这段古代战争军迷特别津津乐道，甚至吹嘘出了从不存在的“玄甲军”的历史，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黎州总管李世勣。

李世勣原名徐世勣，原本归属瓦岗军翟让部，在李密内讧斩杀翟让的政变中，徐世勣险些丧命，于是受李密派遣，攻占黎阳仓，通过开仓放粮大肆招纳河北、关东的义军，其势力范围一直覆盖到今天山东省的沿海地区。

李密被王世充击败归唐后，徐世勣也跟随投降唐朝，并被赐姓李，但是很快就被南下的窦建德击败，短暂投降了窦建德，又把老爹丢在对方营中，自己单骑归唐，而失去了本身势力和地盘的李世勣，只是区区一个“总管”。

要知道，唐初武德年间，为了争天下，李唐大肆分割政区，哪怕是一县之地都可以设州，几个这样的“迷你州”就会任命一个地方军阀势力为“总管”，职位的含金量，完全是与手里的实力正相关。

处于人生低谷的李世勣恰在此时投入了李世民的麾下，据《旧唐书》记载：

四年，从太宗伐王世充于东都，累战大捷。

又东略地至武牢，伪郑州司兵沈悦请翻武牢，勣夜潜兵应接，克之。擒其伪刺史荆王行本。

武德四年，跟随李世民进攻盘踞在东都洛阳的王世充，屡战屡胜，又向东占地盘至虎牢关。此时，王世充派自己的亲族，受封荆王的王行本做郑州刺史镇守虎牢关，不想部下沈悦暗通李世勣，并接引李世勣的兵马入城。

注意其中的关键点，就是东略地至虎牢，会是单枪匹马吗？

当然不能够，这一句话，恰恰说明李世勣是一支领有明确任务的“偏师”统帅，而非跟随李世民进入的虎牢。

要知道，面对洛阳坚城，李世民在几次外围战胜利之后，已经确定了重兵围困，分兵略地，消灭外援，最终困死洛阳的大战略，只是没想到窦建德援兵来得这么快，这么猛。

所以，当得知李世勣攻克虎牢，且窦建德大军即将来援的消息之后，李世民亲帅3500骑兵移兵虎牢关，也就是说，此时虎牢的守军，已经是李世勣部+李世民的骑兵。

之后的战况发展也印证了这一点，拥有绝对人数优势的窦建德部久攻虎牢不克，在城下攻防对峙了了一个多月，才有了最终的决战。

试想，如果真的虎牢关的唐军总兵力只有3500骑兵，长达一个多月的阵地战攻防，有没有可能保留实力保留得如此之好？

而这恰恰是司马光、欧阳修等人最缺乏常识的部分，哪怕再是雄关险寨，面对优势兵力的持续围攻，也不可能保持一个月的锐气，所谓防守反击，防守不住，哪儿来的反击？

所以，李世勣在此战中，绝不是一个“陪客”，甚至可能他才是真正的主力，不过无从验证，只能找些旁证，比如战后的“论功行赏”，见《旧唐书》：

又从太宗平窦建德，降王世充，振旅而还。论功行赏，太宗为上将，勣为下将，与太宗俱服金甲，乘戎辂，告捷于太庙。

也就是说，跟着李世民大败王世充、窦建德的李世勣，在论功行赏的时候，以李世民为上将，李世勣为下将，一起穿着金甲乘戎辂到太庙去告捷。

要知道，告捷太庙的还有一个人，就是此战的副帅李元吉，排在李世民、李世勣的中间，也就是说，李世勣在整个大战中，凭借功绩，越过了一大群比他资历更老、实力更大的“总管”，而这个“大功”却并没有在任何记载中明示。

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猜测，李世勣真正的大功，恰恰是在虎牢对窦建德决战的胜利，只不过，在高祖朝，这份“尊荣”还有他的一份，等到了太宗朝，就只能光荣全部属于领导了。

当然，李世勣的这份“识趣”和许敬宗的“曲笔”，都为他们在贞观朝换来了足够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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