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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舫 毫无疑问，作为作家的何顿是有真心，有良心，有雄心，更有野心的。他致力于文学创作三十年，以始终如一的韧性和执著坚持自己的文学理想。何顿是一个辨识度很高的作家，他的魅力缘于他的写作风格和叙事特点。何顿说：“作为作家，如果说我有什么野心的话，就是做时代的记录者和书记员，我希望百年以后的读者，手里捧着一本《幸福街》，就知道当时湖南的生活就是这样。”何顿的作品无一不是写长沙，这座城市里的人间烟火、悲欢离合。不妨想象，百年甚至数百年后的读者，在物是人非或者说日新月异的时日里，他们跟随何顿的叙事，我们可以从《生活无罪》《我们像葵花》《荒原上的阳光》《幸福街》等悠长作品里看到风华万种的长沙，这个独特的南方城市精神上成长和心灵上自足的历程。 《幸福街》是长沙真实生活的写照，讲述了生活在幸福街的两代人的故事。他写出了与他同龄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一代人，以及这一代人的后代。何顿写的是一群人，他们的出生、性格、气质决定了他们人生的关键抉择，因而得到不一样的人生结果。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到世纪末近半个世纪的岁月中，他们的遭际和情感的故事。这部小说中的人物似乎就生活在我们身边，柴米油盐、甜酸苦辣、喜乐悲欢，他们是小人物，却是这个时代如蝼蚁般低微又如竹林般茂密的存在，他们的真实而细微的命运遭遇，广阔而深刻、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社会的变迁。 何顿作品的穿透力在于，他小说中所有的细节，都是经得住时间和历史检验的。读罢《幸福街》，我再次感动于他的这种“经得住检验”的自信。他说他要成为“历史的书记员”，他希望自己是一个时代的记录者；很多年后的人们读到《幸福街》，能在书里看到中国南方真实的城市生活。在《幸福街》里，何顿塑造了李咏梅、黄迎春、黄国辉、赵春花、林志华、周兰、林阿亚、何勇、张小山……何顿用这些人物，展示了一幅琳琅满目的当代“清明上河图”，这其中有他对社会文化的洞察、白描，也有对人性淋漓尽致的铺陈和拷问。他们因不同的选择而拥有了不同的命运，这些人物性格突出，丰满立体，林阿亚和陈漫秋两位美丽的女性形象塑造得非常出彩。在那个年代，美丽的少女、卑微的出身、苦厄的遭遇，可是，她们始终没有放弃对希望的追寻。 《幸福街》是何顿送给长沙、留给未来的生命礼赞。何顿的小说平实、真实、密实、扎实，这种平实带着生命的坚硬，这种真实带着周遭的残酷，这种密实带着生命的韧性，这种扎实带着泥土的腥膻和草木的芬芳，而这四者，合成了何顿小说的文学特质，这是一种绵密悠长、不管不顾的霸蛮之气，你可以将它理解为“敢为人先、心忧天下”的湖湘精神，也可以将它理解为关乎何顿自身经历的大悲喜和大彻悟的哲学问题，是他寻求人而为人的生之尊严与死之庄重的苦难追索。 我们的很多作家在故乡的方寸间耕耘，却写出了史诗一样宏大的家族叙事、地域叙事、民族叙事、国家叙事。他用地域性语言进行个性化叙事，从地域抵达整体，开拓了中国经验的叙事美学。莫言没有走出他的高密却走出了中国，苏童发誓要写一辈子香椿街，从而写出了每一个人心底的香椿街。福克纳用美国南方的方言描绘密西西比河边的小镇，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世界级的文学大师。何顿也是如此，他的文学创作立足于长沙这块沃土，几十年如一日，长沙的一草一木、一沙一石、一颦一笑都是他的原始矿藏，难能可贵地开掘出他的既真实又虚幻、既粗犷又细腻、既朴素又妖娆的世界。他的世界就是他的风格，粗粝是他的品质，真诚是他的态度，他的叙事带着泥土的芬芳、野草的活力、人性的散漫与自由。看似漫无边际，却恰恰构成了何顿作品的宽柔、宏大。何顿的作品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与此同时，他的作品是丰富的，不仅仅停留于现实主义手法，他的极端世俗性构筑了他的现代性表达，正如现代派将宏大解构为各种看似散乱的细节，何顿的现代性在于他用散乱的细节重构了似乎太真实又太不真实的作品，这些我们记忆深处的真实，有些因为种种原因已经被我们遗忘，这样的真实令人恐惧，令人心碎，又令人盎然。 每次读到何顿的小说，我就会想到宋代词人秦观的“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毫无疑问，何顿的作品是留给历史，更是留给未来的。他笔下的时代曲径通幽又波澜壮阔，正如他所希望的，他的作品是可以留给未来的。作为一名记录者和书记员，不仅百年，更遥远的读者也一定会记得他，他们“手里捧着一本《幸福街》，就知道当时湖南的生活就是这样”，也知道当时中国的生活就是这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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