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保德林遮峪遗址龙山时期石城的初步探研

一、发现概况及其他

为了配合国家文物局制定的“河套地区先秦、两汉时期生业、环境与文化”这一课题的实施，2005年6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对黄河南流地带的山西省忻州市保德县林遮峪遗址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和试掘。调查中发现林遮峪村南一个叫堡梁的台地上有石砌的墙址及面积较大的仰韶晚期至龙山晚期的遗存。为了搞清楚林遮峪遗址的时代、文化内涵以及1971年林遮峪出土的商代铜器与遗址的关系，在对周边5平方公里范围充分调查的基础上，我所决定对该遗址进行小面积的钻探和试掘〔1〕。

调查所得的遗物可分为以下几个时代：A类有庙底沟文化遗存，泥质陶有尖底瓶、彩陶钵、彩陶盆，夹砂陶有弦纹罐等。B类有仰韶文化海生不浪类型遗存，仅见底部为小钮的尖底瓶一种。C类有阿善文化遗存和老虎山文化永新店类型遗存，是遗物中最多的一种。C类中夹砂陶和泥质陶的比例约对等；以灰陶为主，可见少量红褐陶和红陶；纹饰最常见的是篮纹、绳纹、附加堆纹、划纹、剔刺纹、方格纹、素面、磨光等；器型可辨的有罐、盆、斝、豆、器盖、瓮、壶或尖底瓶等，还有少量纺轮、石斧等生产工具。D类有朱开沟文化遗存。这种遗存较少，仅见少量三足瓮、肥足鬲、浅盘高柄豆、盉等，推测已进入夏纪年。

林遮峪遗址调查、试掘中发现的遗迹有石砌城墙、房子、墓葬等。遗址位于堡梁台地的最前端，台地的两边有很深的自然冲沟，北为圆子沟，南为杨条沟。堡梁遗址最后端有一道用自然石片或石块垒砌的石墙，暴露在地表的总长为140米，断断续续，沿自然地形高低错落。这道石墙在最宽处有三层台阶状的阶地，每道阶地宽约5～14米，高约3～5.5米。林遮峪遗址的试掘成果中虽然没有找到商代晚期与1971年发现的铜器墓相关的遗存，发现的主要遗迹和遗物属于龙山时期老虎山文化永兴店类型，但其考古学研究的意义重大，特别是遗址中发现的龙山早期的石砌城墙，更具有非凡的考古学意义。它在山西省黄河南流沿岸地区是首次发现。它的发现，填补了这一地区考古学研究的空白〔2〕。

目前，我国在黄河南流附近区域发现的石城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区域：第一，内蒙古赤峰英金河、阴河流域，主要有夏家店、药王庙、南山根、西水泉、蜘蛛山等，共发现43座〔3〕。这些石城集中在内蒙古东部地区，属夏家店下层文化系统。第二，内蒙古中南部的岱海、黄旗海地区也发现了一批石城遗址，主要出现在阿善文化晚期，有阿善、西园、莎木佳、黑马板、威俊等，共5处9座〔4〕。第三，晋、陕、内蒙古三省之间的黄河两岸，以往主要有内蒙古清水河县后城嘴〔5〕、准格尔旗寨子塔〔6〕，陕西省清涧县李家崖〔7〕、吴堡后寨子峁和关胡疙瘩、佳县石撂撂山、横山瓦窑渠和金山寨、神木寨峁和子洲县老山峁等数量可观的石城〔8〕。近年来，随着陕西省神木石峁城址的发现，沉寂已久的龙山时期的石城研究又焕发光彩〔9-12〕。2005年保德县林遮峪遗址发现的石城无疑属于第三区域。前两个区域的石城，徐光冀和崔璇先生已作过很好的论述，在此不再累述，仅对第三区域的石城加以比较，以求教学界。李家崖城址和清涧辛庄发掘者将其定在殷墟二期左右或更晚，时代上要晚于上述三个地点，应是其后继者〔13-16〕。它们的时代与山西柳林高红夯土建筑遗址时代相若，文化面貌也十分接近，本人认为应当作为同一考古学文化来看待〔17-19〕。

二、相关问题探研

据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参与调查的黄河东岸吕梁山区部分县市的材料显示，现在的柳林县高红遗址附近、兴县碧村附近都有这样的石筑古墙遗迹，其时代应该在龙山时期。将上述几个地点的古城串联起来考虑，无疑是研究龙山时期山西西部与陕西北部、内蒙古中南部考古学文化此消彼长的最重要的资料。

我们先将第三区的四个地点加以比较说明。

后城嘴石城东侧有冲沟，周围有石筑围墙环绕，面积40万余平方米，现存高为0.5米，宽0.8～1.2米，用石片叠砌而成，在遗址南端靠近浑河的断崖处，发现有分层收缩的高层石筑建筑。作者认为应归属为内蒙古龙山时期永兴店文化和夏时期的朱开沟文化，可能反映出这个时期部落之间掠夺战争的加剧。

寨子塔石城位于哈代勒乡东北约8公里的南流黄河西岸的悬崖上，现与黄河水面高差约70～90米。遗址呈北高南低的不规则长方形，南北约长290米，宽约120～175米，面积近5万平方米。东侧为黄河断崖，西侧、南侧是陡坡，有深广的冲沟环绕，仅北侧与山梁相通。在遗址的东、西、南三面山坡平缓处断断续续地建有石墙，北侧则为两道并列的石墙，石墙使遗址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据解剖得知，石墙建于遗址第三层堆积之上，并被第二层堆积叠压。构筑方法比较考究，均在墙外侧就地取土，用片状岩石逐层叠砌，石块之间填有小石块和泥土，使墙外侧形成约15～25米的壕沟。在北边石墙上还有两道石门。

石峁石城。2011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对神木石峁遗址开展了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发现了保存较好的石砌城墙以及城门和疑似马面、墩台、角楼等城防建筑。2012年的复查中确认石峁城墙保存基本完整且大致可以闭合，并构成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三个层次组合的石峁城址，面积可达400万平方米以上。2012年发掘了外城东门遗址，揭示出一座体量巨大、结构复杂、筑造技术先进的城门遗址，包含内外两重瓮城、砌石夯土墩台、门塾等设施，出土了玉铲、玉璜、壁画、石雕和大量陶器等龙山晚期至夏时期的重要文物。石峁遗址系目前所见规模最大的龙山时期至夏阶段城址。它的发现，为研究中国文明起源形成的多元性和发展过程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资料，对进一步理解苏秉琦先生倡导的“古文化、古城、古国”框架下的中国早期文明格局研究具有重要意义〔20〕。

林遮峪石城位于林遮峪遗址内一个当地人称“堡梁”台地的最前端，台地的两边有很深的自然冲沟，北为圆子沟，南为杨条沟。堡梁遗址最后端有一道用自然石片或石块类砌的石墙，暴露在地表的总长为140米，断断续续，沿自然地形高低错落。这道石墙在最宽处有三层台阶状的阶地，每道阶地宽约5～14米，高约3～5.5米。选择在当地人称为“腰子”（相连的台地最窄、最低处）的地方筑城，这样做不仅省时、省力，而且可保证石墙在修筑过程中的安全性、牢固性。石墙的修筑方法为：先在石墙外侧（东端）挖一个较深的壕沟，壕沟中的泥土利用自然的台地先夯筑或将生活区垫平；之后，用石头或石片包砌第一层台阶；顺次往上做好第三层台阶。这样做的好处是城墙前有壕沟作为第一道防线；城墙高大陡峻，防御功能良好；科学选择筑城位置，不但省时、省力，而且透露出古人的聪明和智慧。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地方石墙都这样厚，只是在东部、东南部容易攀爬处筑有石墙。石墙内部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安全的生活环境。

通过上文的论述可以看出，四处城址之间有很多共性，综述如下：

1.同在黄河岸边，紧邻黄河。

2.均充分利用自然地形，在遗址平缓处筑墙，陡峻处则很随意。

3.土石共筑，先挖土将遗址垫平，其余土夹筑在城墙中间，所取土的地方紧临城墙，城墙筑成之时，也是城壕完工之日。

4.城址中均有较厚的文化层，其中有灰坑、房址、墓葬等遗迹，所含内容丰富，是城墙使用期间及废弃后的遗存。

当然，每个石城都有自己的个性，如寨子塔石城有两道石门；后城嘴石城面积很大，应是中心聚落；石峁石城是目前发现的石城中面积最大的，加上有城门、门塾、类似马面的防御措施，其发掘、研究价值大增；林遮峪石城居于它们中间，由于石城内发现过商代铜器墓葬，特别让人注意，虽然通过调查，仅有很少的商代遗物被发现，但起码说明在殷墟期石城还在使用，这一现象与清涧李家崖石城、清涧辛庄商代土石混筑的建筑遗址便可以联系起来研究，无疑是研究商代方国的最好材料。

另外，陕西省考古同行在配合子洲—吴堡高速公路建设中发现后寨子峁遗址。遗址中发现石墙及与石墙同时代的窑洞居址、灰坑、动物性的祭坑等遗迹，并伴随有大量的陶器、石器、骨器等，其年代与当地庙底沟二期文化考古学年代相当，具体的材料至今还未见到〔21〕。李家崖石城某些方面与上述四项共性相吻合，这一点田广金、郭素新先生通过环境考古材料已有精彩论述〔22〕，但城址中明显存在早期材料，这一点在《李家崖》发掘报告中可以看到，只是编者没有将石城的时代提至龙山时期〔23〕。

三、小结

晋、陕、内蒙古三省之间黄河南流处这一地区在庙底沟二期至龙山时期出现的石城遗址并不是偶然的，它与这一地区在文化发展上是息息相关的。这一时期的石城与内蒙古中南部、东部的石城相互呼应，连成一大片。从以往发掘的情况来看，无论是时代，还是文化面貌，在龙山时期存在更多的共性，将其归入“老虎山文化”应该没有太大问题。过去有学者将其命名为“阿善文化”“寨峁文化”“永兴店文化”“白泥窑文化”等，今天看来，有失偏颇，正如严文明先生所说：“如果每发现一个更好的遗址就更改一次考古学文化的名称，势必不胜其烦，并且容易引起混乱。”〔24〕它们是不是“老虎山文化”的几个地方类型呢？田广金先生在《内蒙古中南部仰韶时代文化遗存研究》《内蒙古中南部龙山时代文化遗存研究》两篇文章中提出将空三足器出现以前的仰韶晚期遗存命名为“海生不浪文化”，其中包含了“庙子沟类型”“白泥窑子类型”“阿善类型”，而将龙山时期遗存命名为“老虎山文化”，其中包含了“老虎山类型”“永兴店类型”〔25-26〕，田先生此后还重申过这一观点〔27〕。这一意见现在来看是具有合理性的。林遮峪石城从遗址试掘的情况看，始建时代应在龙山早期，彻底废弃应在商代晚期，文化面貌包含“海生不浪文化阿善类型”“老虎山文化永兴店类型”“朱开沟文化”三种文化遗存，但遗址中的文化发展存在缺环，尤其在夏代至商代早期，缘由不得而知。

晋、陕、内蒙古三省之间发现的大批石城遗址，严文明先生认为“与其他地区的夯土城址有所不同，多是随地形山势由大石头砌筑城垣，这种山城往往坐落在险要地方，多数应是军事城堡，少数较大的山城里面也有数量不等的常住居民”，并且进一步阐明：“城的出现应是战争经常化和激烈化的产物……这一时期出现的大量的制作精美的石钺和石镞，就是军事活动激烈化的直接反映。”〔28〕它的出现与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中的早期城址遥相呼应，想必不是历史的偶然巧合。

注释：

〔1〕吴振录.保德县新发现的殷代青铜器.文物，1972（4).

〔2〕马昇，王俊.山西省保德县林遮峪遗址调查试掘有重要发现.中国文物报，2005-9-28（1-2).

〔3〕徐光冀.赤峰英金河、阴河流域的石城遗址//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4〕崔璇.阿善文化述论//中国考古学会第八次年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5〕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清水河县文物管理所.清水河县后城嘴遗址//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北京：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7.

〔6〕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清水河县文物管理所.准格尔旗寨子塔遗址//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北京：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7.

〔7〕张映文，吕智荣.陕西清涧县李家崖古城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8（1).

〔8〕王炜林，马明志.陕西新石器时代石城聚落的发现与初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11期，2006年1月.

〔9〕王炜林，孙周勇，邵晶，等.2012年神木石峁遗址考古工作主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12-10-21（8).

〔10〕李政.令人震撼的中国史前规模最大的城址——专家高度评价陕西石峁遗址.中国文物报，2012-10-26（7).

〔11〕陕西省考古研究院.2014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考古调查发掘新收获.考古与文物，2015（2).

〔12〕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神木县文体局.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后阳湾、呼家洼地点发掘简报.考古，2015（5)

〔13〕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李家崖.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

〔14〕李家崖遗存的族属，编者认为“李家崖文化应是商周时期盘踞在陕北、晋西北以及内蒙古南缘（内蒙古清水河县）地区的劲族——鬼方先民的文化遗存”。关于李家崖文化遗存源流，编者认为比较复杂，以蛇纹鬲、陶甗、陶盆、陶三足瓮为主要特征的器物群和朱开沟文化遗存存在明显差异，看不出“二者之间在器物方面有某种承上启下的因素”，“说明它们是不同性质的考古学文化，但时空上又并存、文化上又相互影响”。李家崖文化遗存中的三足瓮均为乳状袋足，未见牛角状实足敛口瓮，而山西游邀、薛家会、峪道河、杏花等地夏文化阶段遗存中均能见到它。至于与围坊三期之间的关系，从目前的资料看，还是不太明确。

〔15〕种建荣，孙占伟.晋陕高原发现商代晚期规模最大的建筑遗迹.中国文物报，2014-2-14(1).

〔16〕种建荣，孙占伟.陕北发现商代大规模重楼环屋式建筑群.中国文物报，2014-12-9(8).

〔17〕马昇，谢尧亭，王京燕，等.山西柳林高红发现商代夯土基址.中国文物报，2005-3-2.

〔18〕马昇，王京燕.对柳林高红商代夯土基址的几点认识.中国文物报，2007-1-12.

〔19〕王京燕，高继平.山西柳林高红商代夯土基址发掘取得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07-1-5.

〔20〕孙周勇.201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陕西神木石峁遗址.中国文物报，2013-4-12（7).

〔21〕陕西省考古研究所.2004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考古年报.

〔22〕田广金，郭素新.中国北方畜牧—游牧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8.

〔23〕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李家崖.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

〔24〕严文明.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两个问题.文物，1985(8).

〔25〕田广金.内蒙古中南部仰韶时代文化遗存研究//内蒙古中南部原始文化研究文集.北京：海洋出版社，1991.

〔26〕田广金.内蒙古中南部龙山时代文化遗存研究//内蒙古中南部原始文化研究文集.北京：海洋出版社，1991.

〔27〕田广金.论内蒙古中南部史前考古.考古学报，1997(2).

〔28〕严文明.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中原文物，19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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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来源：《珞珞集——王建先生90周年诞辰纪念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