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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中的近现代江南社会与文化 佐藤仁史 | 日本一桥大学大学院社会学研究科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2期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佐藤仁史教授 笔者的研究生涯是从传统的文献史学出发的（第一次在学术杂志上发表文章是1996年），后来才把作为重要工具的口述史这个田野调查方法引入日常研究。一开始，笔者最根本的问题意识是，明中叶以来所形成的江南社会秩序在清末民初的政治和社会变动中经历了怎样的变化。此问题意识主要来源于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初流行的两个不同学术潮流：大力推动日本明清史研究的森正夫所提倡的地域社会论，鹤见和子和宇野重昭等社会学者有关内发性发展论的讨论。但当时对于江南市镇的相关讨论，在年代上偏重于明清以及当代，对作为再生产孵化器的江南市镇，以及居住于其中并主导市镇社会的士人阶层所经历的近代到底是怎样的这一问题较少提及。基于这种情况，笔者的初衷就是希望能弥补近代江南市镇研究史上的这个缺环，而随着后来调查的展开和研究的深入，视野逐渐打开，也生发出一些新的思考。 在初始阶段，笔者着力于搜集分散在市级和县级公藏机构的地方报纸和乡镇志（包括乡土志），得到一个很深刻的印象——这些史料反复地提及作为教化启蒙或改造对象的普通民众和民间文化。最初，笔者只是试图通过搜集到的印刷文献资料来了解市镇下层社会和农村社会的实际情况。然而，在史料数位化还未开始的时代，笔者又是生活在研究区域以外，以一己之力搜集零散史料是极其困难的。在这样的情况下，笔者自然而然地想到了田野方法，去江南展开以民间信仰为重点的民间文化实地调查。这就是作为历史学者的笔者开始做田野调查的原因。笔者所参与的太湖流域社会史研究调查团队的工作，在中山大学（珠海）历史学系吴滔教授以及当地民间学者和朋友的支持与帮助下，从2004年夏天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近期出版的佐藤仁史、吴滔等所著《垂虹问俗：田野中的近现代江南社会与文化》就是这些年田野调查工作的成果之一。下文就结合此书，讨论三个问题，谈谈文献史学家在田野间如何获得研究的新视角。  第一点，在与以往日本学者所做的中国农村调查的对话中形成新的问题意识。日本学者进行的大规模中国农村调查，都是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到40年代初的华北和江南展开的（在东北地区早已在1934年开始进行）。不用赘述，由于这些调查是在战争时期的占领地进行的，利用时必须斟酌调查背景，考虑调查记录的可靠性。尽管如此，如《中国农村惯行调查》（全6卷，岩波书店，1952—1956年）那样以详细的问答形式刊行的这些调查结果，对之后的近代中国村落社会史研究的推进无疑做出了显著贡献。就江南而言，战争时期林惠海和福武直等东京大学的苏州调查团队、满铁上海事务所的华中农村调查团队，以及20世纪80年代末到20世纪90年代初滨岛敦俊主持的大阪大学团队，都以不同形式留下了相关调查的记录，再加上太湖流域社会史调查团队近年陆续刊行的2000年以后的口述记录，可以让我们获得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二十一世纪零零年代中期三个不同时间剖面的记忆，这相当有助于相关学者分析江南社会在较长时间跨度里的变迁。 村落共同体在中国是否存在，是日本学者在20世纪30年代所做的农村调查的课题之一。有关讨论早已有明确答案，即中国农村没有村落共同体，这是被日本学界广泛认同的。既然如此，那么人们的“共同性”是如何成立的？基于怎样的社会关系？这些问题成为后来研究的主要命题。福武直对华北农村和江南农村进行比较以后指出：“我们还是否定华中（即江南。日文的“华中”包括中文的华东和华中）农村作为村落共同体的性格，是因为……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除了村落的结合力不明确，村落意识淡薄之外，生活中心分散，难以确定村的地域范围”。他发现了一种以市镇为中心扩张到周围农村的生活空间，并把它叫做“町村共同体”。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到福武直的有关讨论，后来滨岛敦俊基本是继承并发展了他的看法，敏锐地看出镇城隍庙与周围的村庙之间形成的祭祀圈，亦即“解钱粮”习俗的存在。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改革开放初期日本的明清史学者在江南所做的田野调查及其所提出的问题，如何接续前辈调查，以及如何给后辈带来影响。 燕吴八景图册局部，上海博物馆藏 同20世纪80年代末到20世纪90年代初的实地调查相比，新时代的调查更深度地进入了基层社会，从中获得的一些感触带来了与福武直等人开拓性研究之间的新对话，即对之前有关共同体的讨论中一度被忽略的基层社会中的各种网络组织的关注。福武直在他的著作中早就提到一个颇有意思的观察：作为村落下位的祭祀组织，亦即以中老年妇女为中心组成的“佛会”。但佛会不一定是村落下位的组织，按照佛会核心的灵媒（苏州地区他们被称为“佛娘”“师娘”）的灵验，其势力范围（乡脚）会扩展到村落外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其祭祀圈幅度和村落共同体有鲜明的对比，也许可以说其成立的背景和机制类似于岸本美绪所展示的明末乡绅与民众关系的模式。新时代的观察者透过这种网络组织，对江南社会的理解可以达到新的阶段。 第二点，从（包括）作为“边缘”的近现代江南基层社会出发形成新的理解。田野调查的优点在于，可以听到官员和士大夫阶层之外的广泛社会阶层的微细声音。我们的调查开展于21世纪初，具体受访人除了民国时期的基层干部（副乡长、保长等）、建国初期和集体化时期的基层干部（土改小组成员、支部书记、大队长、妇女主任等）之外，还包括老农民（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地主），老渔民（水上生活的渔民、渔业村和水产村干部、半农半渔的渔民、赞神歌歌手），米行、鱼行、丝绸行等有关人员，以及教师、塾师、宣卷艺人、庙会组织人、村庙管理人、巫婆、赤脚医生等。通过对他们的生命史访谈和参与式观察，我们不仅能够了解这些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资料的“边缘”人士的实际生活情况，也能亲身体会到，他们在结合力低下而散漫的江南基层社会中是如何组织和维持各式各样人际关系的。换句话说，把眼光放到民间的主要效果在于：能够亲眼看到民众是如何利用庙宇和各种仪式，也就是科大卫所说的礼仪标签（ritual marker）来维持日常生活秩序的。
理所当然，各个地方都有不同形式的礼仪标签。就江南社会而言，虽然几乎看不到像华南社会那样明显的宗祠或族谱等标签形式，但同样有具备地方特色的替代物。譬如，宝卷就是其中之一。宝卷有前期宝卷和后期宝卷之分：前者与明中叶到清中期的教派息息相关，后者则是从清末以劝善和教化为主的宝卷发展成民国时期读本化、戏剧化的宝卷。现存的各式各样的宝卷中，值得瞩目的是以各种地方神为卷名的宝卷，譬如刘猛将和五通神等神明就是好例子。通过对这些神明的故事及其背景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到，民众在国家禁压的情况下如何来继续信仰，以及民众在表面上接受王朝国家的神明标准化等政策后，在各式各样神明的竞争环境中，如何改变其形象和性质以便争夺礼仪标签的主导权。而观察与宝卷相关的仪式和场所，则有益于我们了解当代基层社会怎样把官方颁定的文本（大传统）改头换面和消化，并根据他们自己的理解来建构新的故事。另外，在宝卷中被说唱的不少神明起源于江南农村的社庙，因此这些对江南农村社会史来说也是很好的研究题材。总之，像卡洛·金兹伯格的一系列工作那样，民间“边缘”能够使我们循着蛛丝马迹来逼近丰富多彩的“小传统”的世界，思考新的问题。 第三点，将时间和空间相对化来获取新认识。引入田野调查的历史学与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俗文学等相关学科的界限愈来愈模糊，而且也应该如此。笔者曾经以为历史学与相关学科的最大的差别在于对第一手文字材料的探索和阅读这一点上。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研究实践后，在我看来，实际上做田野调查的历史学者最大特色在于：从各自研究的时间段和地域，亦即“彼时、彼地”来观察不断被更新的“现在、此地”，然后利用这种观察“现在、此地”获得的各种线索（礼仪标签的各种痕迹）追溯“彼时、彼地”的特色。 就时间来说，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是分析“过去”的某一个时间段，因此，从历史学家站到田野的一瞬间开始，“现在、此地”就已经被他们必然地相对化了。历史学家常常希望参照“彼时、彼地”来进行田野调查。比如，上文提及的传统中国时期“町村共同体”（即乡镇社会），笔者在通过田野调查后，形成的深刻印象和表述是：在当代，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江南市镇几乎已不再具备曾经作为市场圈、社会圈（通婚圈等）、祭祀圈、文化圈的作用（在改革开放初期应该一定程度上起到市场圈的中心作用）。这种认识虽然是在描述“现在”，但实际却是在呼应“彼时”的。另外，经过一段时间后，我们曾经观察过的田野也会发生变化：近年来伴随着全球化给地域社会带来的影响，我们最初开始田野工作的改革开放初期也已经慢慢变成了“彼时”。敏锐地发现从“此时”分化出来的“彼时”，并从中解读时代变化，这也是历史学者必须具有的能力。 燕吴八景图册局部，上海博物馆藏 就空间来说（空间和时间在维度上密不可分，这一点暂时搁置），以往的江南研究关注点多集中于特定市镇的经济功能和市镇之间的商业网络等问题，但社会文化方面的研究积累是绝对薄弱的。以社会文化作为主体设计的田野调查，在空间角度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新的线索，也提醒我们认真思考“町村共同体”模式在分析当代社会时的局限性。各式各样的进香组织受核心人物（即香头、佛娘等）威望大小的影响，波及范围会超越村和市镇等地理单元。这些庙宇（神明）的信仰圈波及整个江南，宗教职能者主持的进香组织、巡礼庙宇的会，也有不同的规模。所以，我们深刻认识到需要综合性地分析空间问题：村落下位、村落、市镇、县、超县、大地域等不同层面的地域社会之间的重叠、交错的关系；人们对各个空间给予的解释和意义。发现“现在”的空间特色，然后自然而然地联系到“彼时”的重叠性，这样的时间往返分析是历史学者最擅长的手法。笔者最近注意到李天纲的《金泽：江南民间祭祀探源》一书，就是采取这类方法的研究个案。书名冠以一个市镇，但其意在于透过细致深入的微观分析来阐明围绕该市镇的政治状况、宗教政策、全球化给基层社会带来的诸多问题等。这种“小市镇、大问题”式的问题意识和思考方式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以上是笔者在过去的调查和研究过程中得到的若干心得，称不上是全面性讨论。近年的江南研究，无论是在研究题目上，还是分量上，都有了快速的发展，需要讨论和对话的问题堆积如山。就笔者个人的研究兴趣和关心的问题而言，本文中没能涉及的还包括士人的空间和民众的空间之间的关系、陆上人和水上人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希望另有机会用充足的篇幅和时间来展开相关的讨论。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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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吴八景图册局部，上海博物馆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