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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志军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 100710；2.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9）  摘 要：中国是世界四大农业起源中心区之一。中国的农业起源可以分为两个发展脉络：一是分布在中国北方地区的以种植粟和黍两种小米为代表的旱作农业起源；二是分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以种植水稻为特点的稻作农业起源。新的考古资料显示，中国农业起源是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起始自今一万年前后的耕作行为的出现，完成于距今6 000~5 000年间的农业经济社会的建立。这期间是一个数千年之久的过渡时期，在此期间，采集狩猎在人类生活中的比重日渐衰落，农业生产的比重日渐增强，最终农业生产取代采集狩猎活动，成为人类经济生活的主体。 关键词：农业起源；考古资料；旱作农业；稻作农业 中图分类号：S-09；G112 文献标志码：A 农业起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转折点。农业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开始拥有主动改造自然的能力，从而在有限的空间内获得充足、稳定、但品种相对单一的食物来源。其结果是定居生活方式出现，人口大幅度增长，人类社会发展加速，为古代文明的形成奠定了物质条件和经济基础。然而，农业的出现也造成了生态环境的恶化，水土流失、植被破坏、各种自然灾害加剧，以及定居生活带来的卫生条件恶化，人口密度引发的传染病泛滥等。农业起源在人类社会发展长河中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因此有关农业起源的研究历来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热门课题。 农业是指人类利用植物和动物的生长发育过程获取生活资源的生产行为（production）。农业起源的本质是人类对其生存环境的改造，其中包括与人类共生，并最终相互依赖的某些植物和动物，即栽培作物和家养动物。从生物进化论的角度讲，农业起源是人与动物、植物之间的协同进化过程（co-evolution）。在这个过程中，人与某些动物、植物之间的相互依赖性逐渐加强，最终这些动物和植物进化成为必须依靠人的帮助，才能进行正常再繁殖的栽培作物和家养动物，而人类社会也相应发展成为必须依靠农作物和家畜为基本生活资料来源的农业社会。 从历史唯物论的角度讲，农业起源是人类社会技术和经济发展过程。农业是由采集狩猎演变而成的在这个过程中，采集狩猎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比重日渐衰落，农业生产的比重不断增强，最终农业生产取代采集狩猎成为社会经济的主体，人类社会发展进入农业社会阶段。 考古发现证实，世界上有4个农业起源中心区，即西亚、中国、中南美洲和北部非洲。现今世界上的重要农作物和家养动物基本上都是在这4个起源中心区被驯化而成的，例如联合国粮农组织所列的世界五大谷物（水稻、玉米、小麦、大麦和高粱）均源自这四大中心区（表1）。从表1不难看出，这4个农业起源中心区为现今全球农业生产特点奠定了基础。  中国农业起源中心区可分为两条独立的源流：①以沿黄河流域分布的、以种植粟（Setaria italica）和黍（Panicum miliaceum）两种小米为代表的北方旱作农业起源；②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核心的、以种植稻谷（Oryza sativa）为代表的南方稻作农业起源。最新的考古发现揭示，在中国可能还存在着第三条农业起源源流，即分布在珠江流域地区的，以种植芋（Colocasia esculenta）等块茎类作物为特点的华南热带原始农业起源。 1 中国北方旱作农业起源 1.1 耕作行为和作物驯化的出现 现今世界上主要栽培作物的驯化时间大多是起始于距今一万年前后，这与更新世末期和全新世初期的全球气候变化有直接关联。考古发现揭示，距今一万年前后的古代人类恰好处在由洞穴走向平原的转变时期。例如，中国南方地区的石灰岩洞穴分布广泛、发育良好，考古发现了许多旧石器时代末期至新石器时代初期的洞穴遗址。但在中国北方地区，属于这个时期的考古遗址屈指可数，而且大多是露天遗址，例如北京门头沟东胡林遗址[1]、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2]、山西吉县柿子滩遗址[3]等。其中，在东胡林遗址通过植物考古浮选方法发现了少量的炭化粟粒。 东胡林遗址位于北京市的西部山区，碳十四年代测定在距今11 000~9 000年之间。从遗址浮选出土的炭化粟粒虽然形态上已经具备了栽培粟的基本特征，但尺寸非常小，很有可能属于由狗尾草向栽培粟进化过程中的过渡类型。东胡林遗址的面积很小，发现了墓葬、火塘和灰坑等遗迹，但未发现房址。出土的遗物有陶器、石器和骨器，陶器是中国北方地区发现的最早之一。在出土的大量动物骨骼中未发现驯化动物的遗骸。综合以上考古资料分析，东胡林遗址的古代先民属于一个小型的采集狩猎群体，其食物主要来源于采集狩猎。但出土的炭化粟粒又说明，东胡林人很可能已经开始耕种小米了，并为耕作行为形成了一种半定居的生活方式。 在农业起源研究中，耕作（cultivation）是一个特定概念，专指人类为了有利于植物的生长而采取的行为，例如平整土地、砍伐烧荒、播撒种子、除草管理等。需要强调的是，人类最初采取的某些耕作行为仅仅是为了提高野生植物的获取量，而不是有意识地改变植物的生物特性和形态特征，所以那些被耕种的，特别是最初被耕种的栽培作物，其形态特征乃至生物特性仍可能属于野生植物。 1.2 采集狩猎向农耕生产的转变 距今8 000年前后是农业起源的关键阶段。这个时期出现了定居村落，陶器制作逐渐标准化，磨制石器的比例不断增加，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农耕生产和家畜饲养。目前在中国北方发现的、明显带有农耕特点的早期考古遗址都属于这个时期，如河北武安磁山遗址[4]，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5]和沙窝李遗址[6]、山东济南月庄遗址[7]、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8]、辽宁沈阳新乐遗址[9]、内蒙古自治区敖汉兴隆沟遗址[10]等。在这些考古遗址中多多少少都发现了粟和黍两种小米遗存。 20世纪70年代在磁山遗址考古发掘出土的小米遗存曾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11]。这些小米遗存在出土时已经完全灰化，无法辨识，其种属的鉴定是根据“灰象法”推断而成的[12]。最近有学者对磁山遗址小米遗存重新进行了植硅体的鉴定和研究，结果发现，磁山遗址出土的灰化谷物遗存含有粟和黍两种小米，但以黍为主[13]。 21世纪以来，在考古发掘中广泛开展了植物考古田野方法——浮选法，为探讨农业起源提供了新的植物遗存资料。其中以兴隆沟遗址的浮选结果最为系统，出土了丰富的炭化植物遗存，从中发现了黍和粟两种小米遗存，炭化黍粒的数量较多，炭化粟粒的数量较少[14]。隆沟出土的炭化黍粒呈长圆形，其形态特征和尺寸大小明显有别于野生的黍属植物种子，但与现代黍的谷粒也略有不同（图1）。  图1 内蒙古敖汉兴隆沟遗址出土炭化黍粒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植物考古实验室检测结果） 根据现代样品的对比分析推测，粟和黍这两种小米在其驯化过程中，籽粒的进化趋向应该是逐渐由小变大、由长变圆、由瘪扁变丰满。据此，兴隆沟遗址出土的黍应该处在由野生向栽培的驯化过程中。另外，在兴隆沟遗址的房址内发现了成批的猪头骨，经鉴定，除在个别头骨上能看到可能属于家猪的特征外，绝大多数仍属于野猪。有学者判断兴隆沟遗址出土的猪属于喂养阶段，尚未进入到饲养阶段[15]。 综合以上各种因素分析，距今8 000年前后的古代先民已经开始从事种植黍和粟这两种小米的旱作农业生产，但狩猎采集活动仍然是其生业形态的主导，即以采集狩猎为主，农耕生产和家畜饲养为辅的生业模式。 1.3 以粟和黍为代表的旱作农业经济社会的建立 距今6 0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时期是中国北方地区的古代文化高速发展的时期，目前在渭水流域、汾河谷地、伊洛河流域等几大黄河支流地区发现的仰韶文化时期的考古遗址已多达2 000余处[16]，经过发掘的也有近百处，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位于陕西西安市内的半坡遗址。 20世纪50年代发掘的半坡遗址是一处带有围壕的大型村落遗址，围壕外有氏族墓地。出土的石器包括有用以农耕生产的石锄和石铲、收割农作物的石刀、加工谷物的石磨盘和石磨棒；发现的动物遗骸被鉴定出有家猪和家犬；在一件陶罐内发现了炭化粟粒[17]。这些考古证据说明，半坡先民从事着农耕生产和家畜饲养，所耕种的农作物有粟，饲养的家畜是猪。 2002年发掘的鱼化寨遗址为复原仰韶文化时期农业生产提供了更加充实的资料。鱼化寨遗址与半坡遗址非常相似，也位于西安市内，二者相距仅数千米，也是一处带有围壕的，仰韶文化时期的村落遗址[18]。伴随考古发掘，在鱼化寨遗址开展了系统的浮选工作，出土各种炭化植物种子12 800余粒，其中以粟和黍两种小米的出土数量最多，二者合计占出土植物种子总数的61％（图2）[19]。由于鱼化寨遗址出土的植物遗存异常丰富，可以帮助我们对仰韶文化时期的农业生产状况进行科学的量化统计和分析。 通过对鱼化寨遗址出土植物遗存的分析揭示，早在距今7 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早期前段，中国北方地区古代先民就已经开始从事种植小米的旱作农业生产活动。但是，农业生产并没有取代采集狩猎活动成为仰韶文化早期的经济主体，通过采集劳动获得的可食用野生植物，例如菱角、藜科植物种子，仍然是当时的重要食物资源之一。随着技术和社会的发展，仰韶文化经济生活中的农耕生产比重逐渐增强，采集活动的作用逐渐降低。到距今6 0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中期，通过采集野生植物获取食物资源的必要性已经微不足道了，以种植粟和黍两种小米为代表的旱作农业生产，终于取代采集狩猎活动成为仰韶文化的经济主体，从此，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北方地区正式进入了以农业生产为主导经济的社会发展阶段。 考古发现显示，仰韶文化在中期阶段，即庙底沟文化时期，表现出了跃进式的大发展势头，分布范围大扩张，文化影响力强劲，聚落分化显著，彩陶艺术辉煌等。这进一步说明，仰韶文化时期是中国北方旱作农业形成过程中的关键阶段，在仰韶文化中期建立起的农业经济社会为随后的华夏文明起源奠定了基础。 1.4 小麦的传入对旱作农业的冲击 最后需要说明，与南方稻作农业不同的是，中国北方旱作农业在形成之后又发生了一次重要的转变，由西亚传播进入中国的小麦逐步替代了本土起源的粟和黍两种小米，成了中国北方旱作农业的主体农作物，由此形成了数千年以来中国农业“南稻北麦”的生产格局[20]。小麦在旱地农作物中是高产作物，传入中国北方地区后，势必对本土的产量较低的谷物品种造成冲击，促使当地农业生产逐步由以种植粟和黍两种小米为主向以种植小麦为主的方向转化。根据现有的植物考古资料得知，小麦的传入和由此造成的中国北方旱作农业生产特点的转变过程，起始于距今4 000年前后[21]。 2 南方稻作农业起源 2.1 耕作行为和作物驯化的出现 相比较旱作农业起源，稻作农业起源脉络比较清楚。目前在中国发现的距今一万年前后的古代稻遗存出土自4处考古遗址：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和吊桶环遗址[22]、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23]、浙江浦江上山遗址[24]。其中在上山遗址通过浮选出土了少量的炭化稻米，但在出土的一些红烧土残块中发现了大量炭化稻壳，另外在出土的上山文化时期碎陶片的断面上可以清晰地观察到陶土中掺和有稻壳（图3）。考虑到上山文化时期古代先民在制作陶器的过程中有在陶土中掺入稻壳的特殊工艺，以及出于某种目的经常焚烧稻壳的行为，可以推测至迟在距今一万年前后，稻已经成为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植物种类。  图3 浙江浦江上山遗址出土陶片中掺加的稻壳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植物考古实验室检测结果） 然而，这一时期的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都属于野生动物遗骸，未发现驯化动物。可以确定功能的石器和骨器基本都属于狩猎工具或器物加工工具，没有发现明确的农耕工具。由此可见，距今一万年前后，这一地区仍处在采集狩猎阶段，但考虑到当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定居生活，以及考古发现的炭化稻米和通过其他途径发现的炭化稻壳遗存，这一阶段的古代先民在采集自然生长的野生稻的同时有可能开始耕种稻，即实施了某些耕作行为。至于被上山先民耕种的究竟是野生稻还是栽培稻，即在形态特征和生物特性上属于野生稻还是已经进化成为栽培稻，这是值得今后认真分析和研究的另一个学术问题。 2.2 采集狩猎向稻作农业转变的关键时期 与旱作农业起源过程相同，距今8 000年前后也是稻作农业起源的关键阶段，目前在中国发现的、明显带有稻作农耕特点的早期考古遗址也都属于这个时期，例如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和八十垱遗址[25]，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26]和嵊州小黄山遗址[27]，河南舞阳贾湖遗址[28]和邓州八里岗遗址[29]等。这些考古遗址或多、或少地都出土有炭化稻米或带壳的稻谷以及一定数量的杂草类植物种子。杂草（weed）通过长期的进化演变成为以人工生境为主要生存环境的植物群体，其中田间杂草与人类耕种的农作物相伴而生，因此考古遗址出土的田间杂草可以间接地反映农耕生产情况。 但是，除了水稻和杂草之外，在这些遗址还普遍出土了野生植物遗存。例如在贾湖遗址就发现了菱角（Trapa sp.）、莲藕（Nelumbo nucifera）、栎果（Quercus sp. ）等采集获得的可食用野生植物遗存。经过量化分析结果发现，与采集获得的野生食物资源相比，这些考古遗址出土的水稻遗存并不具备明显的优势。另外，动物考古的鉴定和分析也显示，这一时期的考古遗址出土动物遗存以鹿为代表的野生动物占多数，家养动物如狗和猪的出土数量非常少，说明与种植业相伴的家畜饲养业也是刚刚起步。因此，距今8 000年前后的古代先民虽然已经在从事稻作农耕生产，并且开始饲养家猪，但是他们的食物来源仍然主要依靠采集渔猎或采集狩猎。 换句话说，当时的社会经济主体是采集狩猎（渔猎），属于农业生产范畴的水稻种植和家猪饲养仅仅是辅助性的生产活动。 2.3 采集狩猎向稻作农业的转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在20世纪稻作农业起源研究中，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被看作是最为重要的考古发现，这主要是归功于其特殊的埋藏环境，为考古发掘保存了大量的水稻遗存。2004年在河姆渡遗址附近新发现的田螺山遗址为探讨稻作农业起源提供了更多的资料。田螺山遗址与河姆渡遗址直线距离仅7 km。两处遗址的文化内涵基本一致，都属于河姆渡文化遗存，碳十四测定年代在距今7 000~6 000年间。田螺山遗址与河姆渡遗址的周边环境也十分相似，所在区域地势湿洼，文化堆积长期被水浸泡，有效隔氧，为各种有机质文化遗物提供了良好的保存条件。因此，在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异常丰富的植物遗存，其中包括水稻遗存（图4）。  图4 浙江余姚田螺山遗址出土稻米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植物考古实验室检测结果） 除了水稻遗存之外，在田螺山遗址也发现了大量可食用的野生植物，例如栎果、菱角、芡实（Euryale ferox）等。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栎果，栎果俗称橡子，是壳斗科（Fagaceae）栎属（Quercus）各种树种的果实的统称。栎果与稻谷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成熟季节在秋季，易于集中采摘；果仁富含淀粉，经过浸沥脱涩可以食用；栎果可以储藏，田螺山遗址出土的栎果就是集中发现于几个储藏坑内。由此看出，在收获季节、食用方式、营养成分、储藏功能等诸多方面，栎果与稻谷基本相同。对人类而言，这两类食物不是互补的，而是可替换的，确切地讲，如果其中一类能够得到充分供应，就没有必要再费力获取另一类。与稻谷相比较，栎果加工复杂、不易消化、口感差，因此人类如果通过稻作生产能够收获到足够的稻谷作为粮食，就没有必要再通过采集获取并储藏栎果作为食物。换句话说，田螺山遗址古代先民之所以要通过采集获取并储藏大量栎果作为食物，主要原因就是当时通过稻作生产获得的农产品不足以养活聚落居民，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继续实施采集活动，以便获取包括栎果在内的野生的可食用植物。 因此，以河姆渡遗址和田螺山遗址为代表的河姆渡文化时期仍然处在稻作农业的形成过程中。虽然河姆渡文化先民确实从事着稻作农业生产，而且稻谷也应该是当时人们重要的食物资源，但是稻作农业生产并没有完全取代采集狩猎活动成为社会经济主体，通过采集获得的野生植物，例如菱角、芡实，特别是栎果，仍然是当时不可或缺的食物资源之一。由此看出，稻作农业起源是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而不是一蹴而就的社会变革。那么，如此漫长的稻作农业起源过程究竟在何时才能完成？根据现有考古发现，良渚文化时期应该已经进入到农业社会阶段。 2.4 稻作农业经济社会最终的建立 良渚文化是分布在环太湖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年代在距今5 200~4 300年间。近些年来在良渚文化分布的核心区域，即浙江余杭地区发现了一座宏伟的良渚古城[30]，城墙分为内外两重，其中内城的城墙周长6.8 km，墙基宽20~145 m，全部用大卵石铺垫，墙体用黄土堆积。城内中心是莫角山宫殿基址，为一个规整的长方形高台，东西长670 m，南北宽450 m，高约10 m[31]。另外，在良渚古城的北部和西北部发现了一个由11条防洪大坝组成的大型水利工程，绵延10余km，大坝用草裹泥包垒砌而成[13]。 根据初步估算，良渚古城及水利工程的修建需要约1 200万m3的土方量。如果不考虑施工细节，按照一万人每年劳作200天计算，整个工程需要6年以上的时间。一个距今5 000年前的区域性古代社会群体竟然有如此强大的社会组织能力，能够常年抽调大量劳动力从事与基本生活资料生产活动无关的建筑劳役，这表明良渚文化时期的稻作农业生产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拥有了比较完善的农业生产体系和管理制度，农耕生产的劳动效率提高，水稻的单位面积产量增加，所以仅需要投入一部分社会成员从事稻作农耕生产，就可以为全社会提供充足的粮食。 植物考古的新发现也证实了良渚文化时期稻作农业生产水平的高速发展。例如，属于良渚文化时期的茅山遗址古稻田，面积已经达到一定规模，稻田经过规划和修整，拥有整齐的田埂、道路和灌溉系统[32]。再如，在莫角山高台边缘发现的一处储藏粮食的窖穴，从中出土了数量惊人的炭化稻米，经过计量换算，出土炭化稻米在未被炭化之前的总质量约达13 t。 再则，当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到良渚文化时期，考古遗址的数量突然剧增，环太湖区域特别是杭州湾地区的良渚文化遗址分布异常密集[33]，这说明，在良渚文化时期，长江下游地区发生了一次人口大幅度增长。在人类发展史中，人口增长速度总是受到基本生活资料增长速度的抑制，但如果在某个历史发展阶段，一个特定区域内的人口突然大幅度增长，一般都与基本生活资料获取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密切相关，即当时的社会经济终于摆脱了采集狩猎方式，转而完全依赖于稻作农耕生产方式，因为只有依靠相对发达的稻作农业生产，才能维持在相对狭小区域内聚集的大量人口的生存。 3 结束语 农业起源是一个非常漫长的渐变过程，而不是一蹴而就的社会经济变革。考古新资料显示，中国古代农业的形成过程经历了数千年之久。 在距今一万年前后，生活在中国北方和南方的古代先民同时开始耕种某些特定植物，北方是粟和黍两种小米，南方是稻。暂且不论当时这些被耕种的植物在形态特征上和生物特性上是否进化成为栽培作物，耕作行为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社会发展史中的新篇章——农业经济社会已经在孕育之中了。 距今8 000年前后是中国古代农业形成的关键阶段，不论是在北方还是南方，都发现了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早期农业生产的考古证据：成规模的常年定居村落，具备雏形的农业生产工具，已经显现驯化特征的家养动物，形态特征基本属于栽培作物的农作物遗存等。但是，根据出土植物遗存的量化分析结果，再结合其他考古现象综合分析，在这个阶段，北方和南方的生业形态都表现为以采集狩猎（或采集渔猎）为主、以农耕生产为辅的特点。这一时期的中国古代农业尚处在形成过程的早期阶段。 距今6 000年前后，北方旱作农业率先完成了由采集狩猎经济向农耕经济的转变过程。迟至距今5 000年前后，长江中下游地区才相继完成了向稻作农业的转变。中国古代农业形成过程的发展速度，北方快于南方，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其中环境因素最值得关注。温暖湿润、水泽遍布的长江中下游地区自然资源丰富，为人类生存提供了相对稳定的食物来源，因此在稻作农业出现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当地古代先民仍然是以采集渔猎作为获取食物的辅助手段甚至主要方式。然而，普遍干凉的气候条件使得中国北方地区的自然资源相对贫乏，季节性食物短缺现象严重，因此无法应对农业出现之后必然发生的人口膨胀，致使北方地区古代先民被迫放弃所熟悉的采集狩猎方式，及早地转向依赖农耕生产维系生活来源。 中国古代农业起源完成之后，南方地区稻作农业的生产技术和生产规模虽然在不断发展，但以稻谷为主体农作物的生产特点至今都没有改变。然而，北方地区旱作农业在发展过程中却发生了一次重大的转变，在距今4 000年前后，起源于西亚的小麦传入到了中国，凭借其优良的高产的品质，外来的小麦对本土的粟和黍两种小米产生了冲击，并逐步取代小米成为北方旱作农业的主体农作物。从此奠定了数千年来“南稻北麦”的中国农业生产格局，一直延续至今。 中国是世界农业起源中心区之一，在农业经济社会形成之后仍然持续不断地发展和完善。中国古代先民根据各地区的自然环境特点和农业生产条件，创造和发展出了科学环保、因地适宜、丰富多彩的区域性农业文化传统，这些农业文化传统不仅为当地农民的基本生活资料提供了保障，而且还起到了维持区域生态功能、保护当地自然景观、丰富精神文化多样性等作用，成为中国乃至全球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参考文献 [1] 北京大学文博学院,北京大学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市门头沟区东胡林史前遗址[J].考古,2006(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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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 origin of agriculture；archaeological data；dry-land agriculture；rice agricultu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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