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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 倩 1899年，老舍出生在北京，他的一生中，创作最多、最为难忘的一座城市当属泉城济南。 午后，我漫步在百花洲，阳光慵懒，游人三两，不时传来唱戏的“咿咿呀呀”腔调，让人全身沉浸在安详中，要多惬意就有多惬意。眼前的美景，使我不禁想起老舍在《吊济南》中的描述，“趵突泉，大明湖，千佛山等名胜，闭了眼也曾想出来，可是重游一番总是高兴的，每一角落，似乎都存着一些生命的痕迹，每一小小的变迁，都引起一些感触，就是一风一雨也仿佛含着无限的情意似的。”没有融入骨血的感情，怎么会有这番彻骨感受？一泉一柳，一湖一荷，都与他肌肤相亲，四季相悦，还被他写进作品中。 我常常想，如果老舍先生没有在济南生活过，我们这座城市是不是会少了很多底色？战乱年代，是济南成就了老舍，成为他安心创作的“后花园”；同时，老舍也用才华和高格为济南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精神馈赠——他那支饱经风雨的大笔，那支饱蘸悲悯的金笔，书写底层劳动者的疾苦，也记录个人的曲折心路。读导演胡金铨《老舍和他的作品》，我对他当年在济南的创作生活深有共鸣。 老舍在齐鲁大学教学期间，宁恩承曾前去拜访，回忆道，“1931年他带着新婚太太到济南齐鲁大学去教书。他太太也在济南一个中学教书，夫唱妇随，在济南三年恐怕是老舍一生较好的一段时光。已结了婚，结束了30年的光棍生活。有一固定职业，固定收入。在国内已渐有文名，而且年富力强，三十五六岁是有为之年。1933年，我过济南，他夫妇到车站接我他家吃饭。他满面春风。按照老舍的标准就算心广体胖了。”细梳相关史料，可见老舍在教学、写作方面的繁忙，当时他开设的课程有《文学概论》、《近代文艺批评》、《小说作法》、《世界名著研究》，深受追捧。一次，教育部派特派员前来视察，竟也听得出了神，与学生们一起上了堂课。教学之余，他还兼任《齐大月刊》的编辑，翻译文学理论的文章，在此期间他发表过150多篇的作品，覆盖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诗歌、创作理论、报道等不同体裁。 作为高产作家，老舍有“小确幸”，也有小烦恼。教书、写作难以兼顾，没有足够的精力同时应付这两项工作，这与鲁迅先生的两难困境如出一辙，他在给许广平的《两地书》中曾倾诉，“作文要热情，教书要冷静。兼做两面时，倘不认真，便两面都油滑浅薄，倘若都认真，则一时使热血沸腾，一时使心平气和，精神不胜困惫，结果也还是两面不讨好。”如此背景下，我们再回忆老舍在南新街58号院（过去是54号）酷暑赤膊写作的场景，就能设身处地理解他的艰辛。以长篇小说为例，《大明湖》是他在济南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以“济南惨案”为背景，寄出后还没排好版就毁于炮火中，不幸夭折。后来，施蛰存向他约稿，创作了《猫城记》，但是主题不够鲜明，他觉得很失败。写作，说到底，还是要从最熟悉、最擅长的东西入手，他没有灰心，以北京衙门的小人物为背景创作了小说《离婚》，历时四个多月，每天日均写两千余字，“在济南热死许多人的那一个夏天，我，头缠湿巾，腕垫吸墨纸，以阻热汗流入眼中，湿透稿纸，跟酷热与小说拼了命。”多年后，捷克作家斯拉普斯基访问他时，他说这部作品是自己最喜欢的作品之一。 老舍在济南的时光是创作的井喷期，也是一生中最惬意、最自在的时光，这种美好化作了一眼直立行走的无名泉，永远矗立在泉城大地。或许，老舍就是为了写作来到这个世界的，即便后来他投身“文协”（全称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也是出于作家的良知和责任，团结全国作家，推行通俗文物。他用一支笔感知水深火热的生活，书写生命的严酷与悲欢，最终靠这支笔立于天地之间——这是一种自我完成或自我确定，也是与这个世界、与广阔空间的连接，这种精神高标，既有“闻角声，则使人恻隐而好仁”的心灵之乐，也是“就是为了那一点气节”的浩然正气，就像他在《四世同堂》第三十六章诗人钱默吟自白书中的一段话，“诗人、艺术家和思想家，都是寻求普遍的人性真理。人与人之间的相似性比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更重要……你们的身体没有什么特殊的功能是别人没有的，假若真要说出什么不同的东西，那就是你们的偏见。偏见是人自己产生的，不是从上帝来的礼物。”虽然这段话是写给日本人的，但是，值得反思的是所有人，包括老舍自己。 重新发现老舍，我从中读懂了一位作家丰饶而刚毅的内心世界，以及为了追求真理所做出的种种努力和细语呐喊；重新走进老舍，我从中读懂了他酷暑赤膊写作的精神燃烧和灵魂淬炼；这种理解也使我顿悟，被国人每过一段时间就津津乐道的“诺贝尔文学奖之谜”“死亡之谜”，其实答案就在老舍的作品中，能够领悟的人早晚会明白，无法进入的人永远迷失在外围的凑热闹中，如是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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