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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浓重的宗教氛围 在杭州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宗教和宗教文化也随之产生和发展，并对西湖园林的发展变迁产生了重大影响。道教起源于中国，东汉末在国内兴起，不久就流传到杭州。被称为道教之大宗的张道陵，据传在天目山避绝尘世，修炼多年。不久发源于古印度的佛教，在东晋初由僧人慧理来杭州传播，并在灵隐开山结庐。到五代吴越国时，杭州佛教已很盛行，被誉为“东南佛国”。以后来自阿拉伯国家和欧洲的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也先后于盛唐和明朝在杭州这块土地上安家落户。一二千年来，各类宗教在杭州的发展几乎没有中断，开展宗教活动和反映宗教思想与文化的寺院教堂更是遍布全市各地。至建国初，杭州市区还有寺院教堂680多座，可见宗教在杭州这块宝地上影响之大和生命力之强。 两千多年来，宗教对杭州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杭州社会发展中发挥过不少作用。“天下名山僧占多”，杭州秀美的湖山，自然成为佛、道两教聚集的地方。从某种意义上讲，佛教和道教的先人们甚至可以被称为西湖山水最早的开拓者。即使到现在，在西湖山水之间，佛、道两家的文化影响还无处不在。杭州众多寺院的宏伟建筑，造型美观的经幢、石塔，都是杭州古建筑中的宝贵财富，对杭州建筑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分布于西湖山林中精美的佛教石窟造像是中华民族宝贵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中国的宗教文化是一座丰富多彩、瑰丽神奇的宝库，是中华民族博大精深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杭州有不少寺院教堂在国内外有重要影响，正是这些宝贵的宗教遗产，丰富了杭州历史文化内涵。 1．厚重璀璨的佛教文化 早在东晋，环西湖一带已有佛寺的建置，晋成帝咸和元年（326）建成的灵隐寺便是其中之一。隋唐时，各地僧侣慕名而来，一时围绕西湖南、北两山之寺庙林立。吴越国建都杭州的一段承平时期，寺庙的建置更多了，如著名的昭庆寺、净慈寺等均建成于此时。唐代及五代时期，佛教发展中也经历了一些波折。后周时期的斥佛毁寺，对佛教产生了重大影响。北宋初期一反后周时期对佛教的政策，转而对其进行保护。南宋迁都临安，本来佛教势力就大的江南地区，随着政治中心的南移而较前更为兴盛，逐渐发展成为佛教禅宗的中心，著名的“禅宗五山”都集中在江南地区。元朝时期，由于统治者大力推广佛教，杭州也再次成为江南佛教的中心。元初，江南释教（即佛教）都总统、色目人和尚杨琏真伽，下令在杭州恢复佛寺30余所，并在南宋皇宫（1277年毁于大火）遗址上新建5所佛寺。杭州各寺院僧侣为了“上答洪恩”，并扩大佛教影响，在灵隐飞来峰附近大肆开凿佛像。这些佛像分布在西湖的四周，至今还保留着120多尊。元代所雕凿的这些佛像，促进了我国石窟艺术的发展，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的结晶，它们显示了我国劳动人民的智慧，是我国古代艺术的宝贵遗产。  2．蓬瀛世界的道家仙境 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理想是道家所代表的终极目标：得道成仙，入住蓬莱世界。“蓬莱世界”在现实中是没有的，但是人们对“蓬莱世界”的境界仍然孜孜以求。西湖山水美如仙境，具有“蓬莱”品质，白居易曾喻湖中天然岛屿孤山为“蓬莱宫在水中央”。千百年来，人们在建设西湖时，极力维护与增强这种境界。湖中三个人工小岛（小瀛洲、湖心亭、阮公墩）虽建于不同朝代，但最后却在共同的文化追求下完成了这种境界的外化景观——“一池三山”的理想景观模式。人们在游览西湖时，也自然而然被导入这一境界，在忘我的氛围中陶醉在自我理想的观照之中，其乐融融，实现了传统文化的回归。人们把杭州誉为“天堂”，与西湖这种境界品质殊为有关。 3．中庸平和的儒家理想 西湖之山无大起大落。其水少大风大浪，常态下多风和日丽和或微风细雨；西湖空间适度，令人观景不至于太实而一览无余、太虚而空洞无物；西湖景观尺度适当，勿需大俯大仰，视觉舒适平坦……这一切颇具中国儒家中庸素质，是儒家过无不及、不偏不倚生活态度与处世哲学的物化。因此，人们在西湖游观，面对平和的山水景观，心态自然也十分平和，久而久之，则陶冶人们的心性，令人彻悟人生。西湖山不高而圆润，水不广而多姿，堤岛玲珑，桥塔小巧，皆以曲线为要素。虽有“一株杨柳一株桃”、“映日荷花别样红”的点缀，但山“堆青黛”，湖“泻绿油”，山水以青绿为基调，整个西湖显得秀丽动人。湖内外的亭台楼阁、古寺画舫，使西湖雅意绵绵。西湖山水各组成部分造型丰富，但格调柔和，节奏轻缓，以阴柔为特征。西湖的这一美学品质，是基于其山水的本色及人们对这一本色的理解与尊重。 （连载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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