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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可势，求易道。出自《韩非子·观行》 根据可以成功的形势，来寻求易于成功的方法。商鞅为什么会做出变法的提议，并不是因为他曾在魏国侍奉魏国国相公叔痤任中庶子，未受重用；也不是因袭李悝变法在魏国成功施行的法令；确是当时形势使然。战国中期，诸侯之间的征战日烈，外部的军事压力日益增大；封建经济已经占据社会经济生活的主导地位。经济基础的深刻变化必然引起上层建筑的相应变化，秦国偏居一隅，未及中原三国影响剧烈，封建政权，面对着奴隶主贵族势力的强烈反对，为了巩固和发展封建国家的经济基础，打击奴隶主贵族的复辟势力，确保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  自西周以来，周天子按照爵位把一定的土地和人民，分别授予王族、功臣、先代贵族，让他们建立诸侯国，拱卫王室。被分封的诸侯必须服从周天子的命令，诸侯有为周天子镇守疆土、服从作战、交纳贡赋朝觐述职的义务。康王时期的《大盂鼎铭》记载了“受民受疆土”具体内容。周王对盂（人名）说：赐给你先祖南公的旗帜，用以巡狩，赐给你邦国的官员四名，人员自驭手至庶人659夫；赐给你异族的王臣13名，夷众1050夫，要尽量让这些人在他们所耕作的土地上努力劳动（王辉，2006.p.66-68）。但是，东周时期，周王室式微，并堕落成一个小诸侯。诸侯之间兼并不断发生，许多小国被大国吞并，天下的土地为各诸侯国君所有。 鲁国在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实行的按亩征税的田赋制度。《左传》：“初税亩，非礼也。谷出不过藉，以丰财也。”其中，“藉”：《孟子·膝文公》：“助者，藉也。”赵岐注：“犹人相借力助之也。”实际上，“谷出不过藉”，也就是庶人为“公田”提供劳役，公田的产出归“公”，以此作为地租。 《孟子·滕文公上》讲的“公田”是井田制中的共同服劳役的田地，不是我们上面讲的天子的“公田”或藉田。朱熹《孟子集注》说：乡遂用贡法，都、鄙用助法。贡法可理解为“献功”，助法带有强制性。郑玄注《周礼·考工记》：“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税夫。贡者，自治者所受者，贡其税谷；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敛焉。”由此，都、鄙之地有可能实行井田制。郭沫若认为《考工记》中的井田制在齐国实行过（刘梦溪，1996.p.544）。但是，到春秋中期以后，宗法制逐渐瓦解，乡遂制度也随之瓦解，乡遂用贡法、都鄙用助法的差别税收政策已经毫无意义。 关于“初亩税”的意义，学术界有不同看法。金景芳（1982）认为，“初税亩”只是剥削数量的变更, 而看不出所有制的变更迹象；宇文举（1989）认为，“初税亩”是变按人头税为按地税的开始；翦伯赞（1995）认为，初亩税是劳役地租向实物地租的转变；张松辉(1985)认为，在籍田(劳役地租)之外再加上税(实物地租) 是双重剥削；郭克煜（1994）认为，推“国中”之制于“遂”、“野”, 开始“履亩而税”, 即彻法的推广。这些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我认为，鲁、齐、晋等诸侯国改革税制是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主要原因是：第一，乡遂制度从春秋中期开始就随着宗法制的瓦解而瓦解，对不同地带、不同的人群实行差别地租率毫无意义；第二，铁器牛耕和灌溉农业的发展，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为统治者提高地租率提供的坚实的经济基础。 实行“初亩税”并没有改变土地封建所有制，也不存在领主经济向地主经济的过渡。郭沫若认为井田制的破坏是由于私田的产生（刘梦溪，1996.p.557），郭克煜认为“初亩税”会促进土地私有制的发展（郭克煜，1994.p.205）。这些推论都缺乏历史证据。 另按照秦史专家张金光先生的理论：西周春秋社会是邑社经济体，西周“王土”只是虚幻的概念，实则以相对独立性较强的农村邑社（老子的“小国寡民”）为统治根基。大环境如此，想加强集权也集不起来。随着生产力发展，邑社经济体衰亡，才催生了战国官社经济体。换言之，出现加强集权的客观条件后，才衍生了集权理念。 包括秦国在内的战国诸侯都是官社经济体制。各国变法都在追求由国家直接“制土分民”，以确立土地普遍国有制与私人使用制的二重结构。尽管如此，六国没能彻底瓦解控制乡村经济命脉的宗族豪强，无论是王室还是封君，都不得不依赖固有乡村势力维持统治。其郡县制根基存在先天缺陷。而秦国变法彻底瓦解宗族势力，乡村经济命脉被乡政府牢牢掌控，故能由国家制土分民。 众人助之以力，近者结之以成，远者誉之以名，尊者载之以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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