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喧囂才顯出寂寞的深 解讀閻連科新作《受活》 尚曉嵐 海豚 | | ■作家閻連科近照■本版剪紙選自《受活》插圖■長篇小說《受活》/閻連科著/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 |
中國作家有許多來自農村，在城市裡如魚得水的為數不少，但閻連科不在其中。《受活》這樣一部看似寫鄉村的小說，其實誕生於閻連科和城市生活的緊張關系之中，呈現的是他面對這個時代內心的荒涼。
作家印象
寂寞如火
多年以前，河南有個農村少年特別崇拜城市，希望將來能在城市裡擁有一份領工資的工作。后來他看到一篇小說《分界線》，得知作者張抗抗憑這篇小說從北大荒被調到了省會城市哈爾濱，改變了命運，他覺得《分界線》是最偉大的小說，那時他連小說分為長篇、中篇、短篇都不知道。他也開始寫小說，再后來他參了軍。許多年過去了，寫作真的改變了他的命運。他寫出了《夏日落》、《日光流年》、《堅硬如水》等名作，他最新的長篇《受活》被有的評論家認為具有開創意義，說是超現實寫作擺脫了文本實驗，“第一次和貧苦人的命運相結合”。他得了獎，出了名，住到了北京。他的願望看來都實現了，可這時他說：“我在北京不舒服，回老家也不舒服，面對社會無所適從，我是要被淘汰的人了。”
他當然是閻連科，當代文壇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中國作家有許多來自農村，在城市裡如魚得水的為數不少，但閻連科不在其中。《受活》這樣一部看似寫鄉村的小說，其實誕生於閻連科和城市生活的緊張關系之中，呈現的是他面對這個時代內心的荒涼。“我與北京隔得特別遠，除了家和菜市場有關系，我和北京再沒什麼關系了。與朋友交往越來越難，距離越來越遠。日常生活沒個地方躲。年輕時向往城市，說白了是想成名成家，四十多歲了卻發現對城市很厭煩，奮斗來的生活毫無意義。”
作家要熱愛生活，這是句老話。閻連科反問道：“要是我愛不起來呢？不熱愛生活就不能進入文學嗎？”這個外表顯得非常寬厚、隨和的人，內心其實沖突得厲害。他說：“寫作者最基本的是和世界建立一種什麼樣的關系。我特別煩小說的日常化、庸俗化，我希望自己的小說有豐富復雜的含義，我覺得沒有激情沒有憤怒就不要去寫長篇，但我的小說還是灰，很少能看到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溫暖、真誠的關系，到處是冷漠和殘酷，與人、與社會、與歷史都構成了一種緊張激烈的關系。”
作家往往能通過寫作來緩解自己和現實、和內心的緊張關系，但在閻連科身上似乎也行不通。“面對社會，面對歷史，面對自己，永遠沒有勝利感，寫完后總是敗下陣來的感覺。每次寫作都是自己把自己打垮的過程，每寫一部長篇都要用很長時間重新建立寫作的信心。每次都希望與從前的作品有差別，每次都可能完不成，每次都筋疲力盡。”
閻連科這種根深蒂固的失敗感，也來源於他對當代文學的失望感，以及自己作為當代文壇一員的認識。“當代作家很難寫出傳世之作。對當代文學的失望肯定也是對自己的失望，我的作品70%是垃圾。每個作家都是在制造垃圾的過程中留下很少的精華。你閱讀名著，卻感到每一座高山你都無法翻過，你找不到這些名著給你留下的路在哪裡，即使找到了能不能翻過去也是非常痛苦的過程。現在99%的作家是無路可走的，隻有1%到2%的作家能在痛苦中獲得一點新生。”
面對所有的灰暗和混亂，閻連科想要逃避，想讓自己的內心“靜一靜”。不過這對一個始終在奮斗、渴望具體目標的人而言想必是困難的，他矛盾重重：“我不是厭世，也沒有遁世的必要。能和生活、和自己對抗下去就對抗，實在對抗不下去了再說。”
假如我們相信孟子“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那一大段教誨，或許閻連科內心那“亂糟糟的一團”是值得羨慕的。並不是有什麼“大任”在等著他，而是相形之下，我們太多人都活得太明白了，作家活得一清二楚，最本質的創作內力也就消散了，剩下的無非是名氣、技巧、媒體宣傳的相互作用，這樣的例子屢見不鮮。
正如閻連科所說：“這是讀者不養作家的時代，讀者隻養他自己。”《受活》這樣擁有沉重主題、宏大敘事的作品是我們時代文學的一個異類，這很可能使它成為一部寂寞的小說。世界本來如此，有得意，才顯出失落的痛，有喧囂，才顯出寂寞的深。
作品評價
套圈游戲
寫小說有如套圈游戲。故事從作者手中脫手，在空中有一段自主飛翔的過程，像長了翅膀一樣，這時，作者既要發揮主觀能動性，又必須抑制住自己的主觀先行，使心智和創作與故事的生長保持同一步調。筆下的萬物將自圓其說。
重要的是，套圈悠起來之后，最終還得回到地面上，罩住某個物件。小說完成了它的全過程，因其有一段凌空蹈虛的經歷，待到它再回到實處，找出症結，我們對不可知世界的認識又由此而進了一步。
這是我讀了好作品之后的籠統感受。閻連科的小說從前沒讀過，《受活》是首次。總的來說，這本書讓我幾次想起奧威爾的反烏托邦小說《1984》，一樣的反諷，一樣層層遞進，深入到政治黑暗的心臟。閻連科是不滿足於套一個小獎品的，於是乎他讓套圈久久地在空中行駛，顫顫巍巍，讓人擔心，但你同時期冀著有一個大獎在后面等著。至於作者能否套著一個大的，每個讀者的心理期待不同，自然說法不一。我個人的看法，《受活》是從反烏托邦出發，回歸於小烏托邦。
他真是敢寫且會寫，雖然全文用河南方言寫就，那語言越讀越有味道，鄉土得華嚴貞淑，鄉土得形而上。借助於法國印象派畫家馬奈的一幅畫，《奧林匹婭》，可以更好地理解閻連科的寫作風格。馬奈將人物（裸體女人，皮膚白得耀眼）置於高光高調中，產生一種獨特的壓縮式立體感，又佐以黑女奴為背景，通過強烈的對比色來形成具有詩意的深度，“由暗色到亮色沒有中間調子”。閻連科的《受活》，人物是沒有影子的，他們直抒胸臆，腦筋不會拐彎，故事裡根本沒預留出人物性格發展的空間。他們的性格與命運幾乎可以說是先天的，宿命的，而在此世，他們隻為呈現天意。閻連科寫了兩組相對照的人物，一是雙槐縣胸懷大志的縣長柳鷹雀，一是在茅枝婆領導下的受活庄村民，一群盲聾瘸拐的殘疾人，兩者都想在現實世界中完全按照個人意願建設天堂，並且為此他們身體力行著，是實在的行動者。
這本小說讀著有趣，某些章節甚至能讀出金庸、古龍的機巧來。比如受活庄的殘人表演團在魂魄山被關了禁閉那段。閻連科的創作舉重若輕（反之亦然），真是一個重量級的套圈好手。
詞語解讀
閻連科解讀《受活》關鍵詞
小說虛構了一個叫受活庄的地方，這是一個遺世獨立、鮮為人知的村落，所有村民都天生殘疾，視健全者為另類。主人公柳縣長異想天開，想用重金購買列寧的遺體以發展旅游經濟，在這一過程中，受活庄被柳縣長驚喜地發現了，於是，這個由殘疾人組成的村庄開始了走向外部世界的不歸路：村民們組建了絕術團，在柳縣長的帶領下紅遍方圓百裡。
■緣起：1991年《參考消息》上有條報道，說的是蘇聯解體后俄羅斯保護列寧遺體的經費短缺。此外還聽說過一個盲人村。於是想像就來了，就有了“受活”這樣一個基本由殘疾人組成的村庄，有了縣長欲籌款購買列寧遺體，修建紀念堂，發展當地旅游致富的荒唐夢想，有了這些殘疾人離開故土，為籌款為發財而登台演出的悲劇命運。
■主人公：柳縣長是用漫畫夸張的手法塑造的一個非常獨特的干部形象，他被權力異化，被“土皇上”式的東方政治文化異化，被生前死后的願望擺弄得荒誕而殘酷。受活庄的領袖茅枝婆希望村民過上好日子，可從“合作社”時代開始她一步走錯，步步走錯，幾十年都在為將這個本來被遺忘的村庄帶入體制而贖罪，讓受活庄重新成為體制之外的桃花源是她的最終理想。
■隱喻：我試圖描繪當前社會發展帶給我的混亂感受和內心焦灼不安的思緒。有評論家說我是“用烏托邦反烏托邦”，其實受活庄最后退出體制並不是我開出的藥方，離開了現實，歸宿最終是虛無的，退回去也是靠不住的。
■現實主義：有評論家說《受活》是“狂想現實主義”、“超現實寫作”。目前流行的所謂“深刻揭露現實”、“深刻反映男女情感”的小說相當淺薄，它們隻承認來自生活經驗的真實，其實與現實沒什麼關系。《受活》至少有別於這樣的現實主義。作家最基本的能力是“無中生有”，把不可能變為可能，把不存在變為存在，而不是把真的變成真的，把存在變成存在。真實不存在於生活，隻存在於寫作者的內心。小說的精神應當同現實相連，而表述上離日常性的真實越來越遠。當我在寫作中徹底放棄了日常的真實，將一切都打破，就會非常有新鮮感，它支持著我的寫作向前走。
■方言：《受活》全部用豫西方言寫成。如今漢語創作對方言的擠壓十分嚴重。盡管方言寫作與當前的消費文化相抵觸，但如果沒有這樣一種語言文化存在，漢語將變得十分單薄。我希望能通過方言來豐富漢語寫作。
■注釋：《受活》每一章都附加了注釋（稱為“絮言”），與正文共同構成小說。一是文中某些方言需要注釋才能看懂，二是出於一種寫作技術上的便利，注釋使現實、歷史、傳說很自如地相互溝通。
■單數：《受活》的章節與頁碼全都用單數標明，全書中二、四、六、八之類的雙數也被盡量回避。因為在河南北方，甚至在東方文化中，雙數總是代表吉祥，那麼單數透露出的就是“不祥”的文化氣息，這也是傳達小說氣質的一種方式。
■命名：《受活》中的人名、地名大多以動植物的名字命名。章節名稱是從“毛須”、“根”到“果實”、“種子”，猶如一棵植物的生長。時間採用六十年一個甲子的舊歷。這都帶有輪回、回歸的意思。寫作的過程就是返鄉的過程，無論那個家鄉能不能回去，有沒有回去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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