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代以后，上海城外北郊出现了租界，租界的市政建设，经济发展很快，于是，租界成了上海的“新城”，而城里反而是经济发展迟缓的“old city”，一堵城墙阻碍了城里和城外的交通，反而影响老城厢经济进步和发展。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就形成“拆城”和“保城”两派。 《光绪上海县志·卷二·建置上·城池》收录光绪三十二年二月上海道袁树勋详陈两江总督、江苏巡抚关于拆除上海城墙文，原文很长，摘其要： 据上海绅士姚文枬等呈，称上海一隅，商务为各埠之冠，而租界日盛，南市日衰。推原其故，租界扼淞沪咽喉，地势宽而展布易，南市则外濒黄浦，内逼城垣，地窄人稠，行栈无从广设，城中空地尚多，而形势梗塞以致稍挟，资本之商，皆舍而弗顾。 上海为通商总汇，城厢、租界同在此二三十里之中，而租界则商务日盛，地段则日推日广，南市则以城垣阻隔，地窄人稠，无可展布。非唯有碍商务之进步，且益外人以轻视之心。 上海的“拆城”和“保城”两派势均力敌，互不让步，谁也说服不了谁，谁也不肯让步，于是，由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总董李平书从中调停，双方各退让一步，暂时不议拆城，但为改善城里城外交通，增开城门，于是在1909年上海增开了福佑门（新东门）、尚文门（小西门），拱辰门（小北门），同时又对宝带门（小东门）、朝阳门（小南门）和晏海门（老北门）加高至一丈五尺，加宽至一丈八尺。 一场“拆城”与“保城”之争总算平息。不过，仅两三年后，上海光复、中华民国建立，“拆城”派占了绝对的上风，始终坚持拆城的李平书又上任上海民政总长，他振臂一呼——“今日不拆，更待何时”，上海拆城筑路工程始于1912年1月，被推倒的城墙填入护城河，城墙与城濠筑成马路，于1914年全线完工，为庆祝中华民国的建立，南城墙改筑的马路命名为“中华路”，北城墙改筑的马路命名为“民国路”，由于当时的法租界与上海北城墙为界，所以北城墙改作的“民国路”的北面属于法租界，于是，“民国路”旧名又称“法华民国路”，1949年后更名为“人民路”。 城墙的大量城砖是可以利用的。当年姚文枬呈上海拆城文中就考虑到这一点，说：“填河应筑大阴沟，可将城砖代用，有余，更可修沿河坡岸。”城墙砖的规格比普通的民用砖大得多，用于建房并不适宜，而用于市政工程，那就很合适。所以，在拆城墙时，一些相对完整的城砖被拆下来后统一集中起来，以后又分别用于市政工程，2012年，上海小东门外的某工地开挖中，掘到了旧方浜的河道，掘出了不少很大的砖头，这些砖头就是旧城墙砖。 今自忠路60弄福源里地块在清末是上海最大的慈善机构——同仁辅元堂的产业，约1914年后建为“福源里”住宅小区，而“福源”即取“辅元”之谐音，当初拆城时，大量拆下的城砖暂时堆放在这里，也许，这些城砖派不上用场，才被房地产商当作建筑材料，混合后用于建造福源里住宅，这应该就是这里保存大量上海城砖的原因。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