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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洛阳铲是北邙一带的盗墓贼发明的一种盗墓工具，它的出现，加剧了北邙墓葬被盗掘的进度，让许多历史考古学家愤恨不已。 但如今，洛阳铲在考古实地探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众多考古工作组必备的器材之一。 可以说，考古学家对于洛阳铲是又爱又恨。不过，洛阳铲究竟是怎么来的呢？没有洛阳铲的时候，摸金校尉们是如何盗墓的呢？且听我细细道来： 明代有个人叫王士性，这个人官做得不太大（最高做到布政使，算是一省之长），但在做官的同时，其足迹几乎遍布内陆十三省，尤其喜爱记录民土风情，还将其整理成一本书，名曰《广志绎》，在这本书的第三卷《江北四省》中，曾对于洛阳古墓和盗墓之风做过这样的记载： “洛阳水土深厚，葬者至四五丈而不及泉，辘轳汲绠有长十丈者。然葬虽如许，盗者尚能以铁锥入而嗅之，有金、银、铜、铁之气则发。周、秦、汉王侯将相多葬北邙，然古者冢墓大隧道至长里余者，明器多用金、银、铜、铁，今三吴所尚古董皆出于洛阳。然大冢禁于有司，不得发，发者其差小者耳。”
从这段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两点：首先，洛阳盗墓人使用了一种叫“铁锥”的工具，通过刺入墓葬，然后闻下气味，然后才决定是否发掘；其次，由于有法律约束，盗墓贼还不猖獗，但洛阳出土的古董已经流落到江南一带。 有人认为，王士性所说的“铁锥”就是洛阳铲的前身。不过，“铁锥”仅仅具有刺穿功能，并不具备提土功能。从王士性的记载来看，这种“铁锥”比较类似于洛阳本地所使用的“铁火杵”，俗称“扎杆”。 “扎杆”，一头是尖锐的长铁钎，可以利用杠杠原理向地下压，通过手感来感知地下的土层。一般生土比较坚硬，不易穿透，而活土较为松散，容易进入。用这种方式在找到墓口然后实施盗掘。寻找古墓葬的同时，也可以通过观察铁钎尖部的残留物，来分析墓葬的类型和随葬品的种类。 考虑到王士性本人是南方人的缘故，在一些器物方面的名字、功用等记载上可能稍有出入，这个完全可以理解。不过，他的记载至少说明，在明代已经出现了一种通过土、气等来判断墓葬地理位置的盗墓工具。 从目前来看，真正的洛阳铲出现在民国时期，相传是邙山南麓马坡村的李鸭子发明的。李鸭子家境贫寒，以刨古墓为生。1923年，他到孟津县赶集，见集上卖水煎包的正在搭棚子，用一把筒瓦状的短柄铁铲子，在地上挖坑插棚杆。那铲子往地下用力一戳，提起就带出不少土来。 李鸭子灵机一动：这样的铲子探墓肯定比钢锨容易多了。于是他用纸贴着铲子撕出一张图样，回家后找铁匠琢磨着打造了一把，发现在盗墓时十分好用。
只需要将铲子的手柄接长，就可以将地下几米、甚至十几米的土带到地面上。老练的盗墓者眼观鼻闻手搓，从土的颜色、结构、包含物，就能知道有没有墓葬、是什么年代的墓、墓穴有多大。此后，洛阳铲就迅速传开了，加上当时时局不稳，对于盗墓贼又没有法律约束，北邙山上的古墓算是糟了灾。 比如说，洛阳金村地下西周的一处王陵古墓群，在当地民众挥动洛阳铲、铁锨的群体发掘下，文物被洗劫一空，多数流落到海外。日本人梅原末治编撰的《洛阳金村古墓聚英》记载了238件金村大墓出土的文物，件件是国宝。另外，还有数千件文物被日本人梅原末治认为价值没有那么大，就没有在书中记录。
洛阳铲不过是一件工具，在盗墓贼手中是为了盗墓，而到了考古学家手中则成为考古利器。一直以来，在田野调查和田野发掘中间有一个环节无法通透，那就是考古钻探。从西方流传过来的考古学理论和方法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当有了洛阳铲之后就不一样了。 从此，田野考古的流程就变了：先是在田野调查后，确定大概的地理方位；紧接着依靠洛阳铲进行考古钻探，判断墓葬的具体位置，以及土层深度等诸多要素；进而考古挖掘，让地下文物以更好的面目展现在世人面前。 起初，在东周王城、汉河南县城、隋唐东都城、汉魏洛阳故城等遗址发掘均采用了洛阳铲进行考古钻探，随后，又拓展到安阳、郑州、西安等其他城市，洛阳铲逐渐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手段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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