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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钟百超 一杨炯（650-693？），陕西华阴人，初唐四杰中排名第二。但是，杨炯对屈居第二颇不以为然，说：“愧在卢前，耻居王后。”他似乎比较认同卢照邻，排在卢照邻之前，觉得有点惭愧，而王勃排在他前面，却感到愤愤不平。但不管如何，事实终归事实，四杰中，杨炯的诗歌数量最少，成就也最低。 能够成为诗坛的杰出人物，杨炯有着非凡的童年。他幼年“聪教博学，善属文”，唐高宗李治显庆四年（659年），十岁的杨炯应弟子举及第，被举神童。翌年，十一岁的杨炯待制弘文馆。 弘文馆具有国家图书馆的性质，藏书二十余万卷，设馆主一人，总领馆务，置学士和校书郎，掌校正图籍，校理典籍，刊正错谬。同时，又具有参政议政的功能，遇到朝有制度沿革﹑礼仪轻重时，参与议事。此外，还兼具教育功能，教授生徒，学生数十名，皆选皇族贵戚及高级京官子弟，师事学士受经史书法。杨炯能够以十一岁的童子待制弘文馆，足以说明他的才华受到了朝廷的重视，并作为重点培养对象。 杨炯在弘文馆一共待制十六年。这十六年里，他做了些什么，我们不知道，但在此期间，他创作了《青苔赋》和《幽兰赋》，多少表露了渴望出仕的愿望。 高宗上元三年（676年），时年二十七岁的杨炯，终于等到了机会，他在京应制举，补秘书省校书郎，掌校勘典籍，这是杨炯第一次踏上了仕途。这期间，他写了《浑天赋》、《公卿以下冕服议》。又恰逢王勃溺海致死，写下了《王勃集序》。 永淳元年（682年），三十二岁的杨炯，经中书侍郎薛元超表荐为太子（李显）詹事、司直，掌太子家中之事，同时充弘文馆学士。除校正图籍外，还肩负教授生徒等工作。 所谓“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正处于青云直上的杨炯突然遭遇变故，使所有的希望瞬间落空。永淳三年（684年）九月，杨炯伯父杨德干的儿子杨神让，跟随徐敬业在扬州起兵讨伐武则天。事件平息之后，杨德干父子被杀，杨炯受到株连。唐睿宗李旦垂拱二年（686年），杨炯被贬到四川梓州（今四川三台县）担任司法参军。 唐天授元年（690年），四年秩满后，杨炯再次回到洛阳，并受到武则天的重用，与宋之问分直习艺馆，掌管教习官人书算等事宜。如意元年（692年）秋后改任盈川县（今浙江筒县）令，其后不久，即卒于任所，享年四十三岁。 杨炯从政27年，先后做过秘书省校书郎，太子李显的詹事司直，弘文馆学士，习艺馆教员，也担任过司法参军和县令，可是政绩平平，可谓毫无建树。一个才华横溢的士人，为何不能在政坛上实现修齐治平的宏愿呢？类似的问题常常令人困惑不已，也许永远都不会有答案。 二如同王勃，杨炯的诗歌创作在题材与风格两个方面实现了一定的突破。杨炯的诗歌作品不多，仅存30余首，并以五言见长。题材上，突破宫廷的藩篱，走向广阔的社会生活，赋予诗歌以新的内涵，既有抒发离情别绪，也有反映边塞生活；既有描绘山川风光，也有畅叙个人怀抱。 悠悠辞鼎邑，去去指金墉。途路盈千里，山川亘百重。风行常有地，云出本多峰。郁郁园中柳，亭亭山上松。客心殊不乐，乡泪独无从。（《途中》） 这首诗当写于被贬四川梓州途中，起句叠用“悠悠”二字，既表示路途的遥远，又蕴含心事重重之意，下句以“去去”对应，更显旅途之漫长与艰辛。三四句具体描写旅途的遥远，山川的险峻，着意刻画旅途之不易。五六句以风云作比，寄寓飘零之心。七八句以柳松作对比，寓含宁为苍松，不为杨柳之意，这就是魏晋风骨之所在。最后两句承接开头，以“不乐”、“乡泪”、“独”等字眼，表明思乡之情怀与神情之落寞与苦闷。全诗语言质朴，不事雕琢，正是汉魏风格的回归。 岐路三秋别，江津万里长。烟霞驻征盖，弦奏促飞觞。阶树含斜日，池风泛早凉。赠言未终竟，流涕忽沾裳。（《送临津房少府》） 这首送别诗可以用“悲凉”二字予以总括，人生有许多痛苦，而友人的离别则是苦不堪言的，因为不知何年才得以相见。在交通与通信极为不便的年代，重逢又是何等的艰难。杨炯借“三秋”的景色“池风泛早凉”，把离愁渲染得惟妙惟肖，更以传神动作的描写，“赠言未终竟，流涕忽沾裳”，表达依依不舍的深挚。“江津万里长”一句，更显气势与浑厚，颇有魏晋风格。 天将下三宫，星门召五戎。坐谋资庙略，飞檄伫文雄。赤土流星剑，乌号明月弓。秋阴生蜀道，杀气绕徨中。风雨何年别，琴蹲此日同。离亭不可望，沟水自西东。（《送刘校书从军》） 这首诗是为送友人从军边塞而作，首联把友人比作天将，奉命挂帅出征，在军门前召集兵士，二、三、四联用虚笔描写友人的文韬武略，以及在战场上英勇善战、报效国家的情景，既是对友人从军这一壮举的称赞，又是一种极度的羡慕。五六联从想象中回到现实，慨叹自己不能经历战争的风雨，只好弹琴度日，既是表达对朋友的羡慕，也流露出无奈。尾联把离愁进一步予以强化，朋友渐行渐远，自己登上离亭遥望，已经看不见友人的踪影。这一离别，犹如河水，各奔东西。尽管充满凄美情调，但从格调上看，却是高昂激越，气势浑厚，催人奋发向上，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御沟一相送，征马屡盘桓。言笑方无日，离忧独未宽。举杯聊劝酒，破涕暂为欢。别后风清夜，思君蜀路难。（《送梓州周司功》） 首联点题并说出送别的地点，用虚笔想象友人旅途的艰难。颔联道出了离愁的原因及心绪，颈联状写解忧的方式，举杯劝酒，破涕为笑。尾联又运用虚笔，写别后的情景，照应首联。这首送别诗，笔调深沉婉转，情意缠绵悠长，语言明丽轻快，格调清新自然。 赵氏连城璧，由来天下传。送君还旧府，明月满前川。（《夜送赵纵》） 这是一首巧用典故的送别诗，以连城璧比况友人赵纵，赞美其高贵品质及名声，又以完璧归赵的故事，寄寓一路顺风，平安抵达的美好祝愿，可谓构思巧妙，一语双关。一个“满”字，既是对满月的描绘，又是对满腹别情的抒发，亦有一箭双雕之妙。全诗语言洗炼明快，通俗晓畅，格调高雅，气象宏大，是一首不可多得的佳作。 情景交融，借景抒情是山水诗的基本特点，由于每个人的经历与情怀迥然不同，山水诗的表现手法自然也大异其趣。杨炯的山水诗，借山水的壮丽奇秀，奇骏雄伟表达远大的志向和无限的惆怅，这种极大的心理反差，构成了诗歌的凄美风格。 三峡七百里，惟言巫峡长。重岩窅不极，迭嶂凌苍苍。绝壁横天险，莓苔烂锦章。入夜分明见，无风波浪狂。忠信吾所蹈，泛舟亦何伤。可以涉砥柱，可以浮吕梁。美人今何在，灵芝徒自芳。山空夜猿啸，征客泪沾裳。（《巫峡》） 泛舟巫峡，放眼两岸，杨炯看到的不仅仅是窅不极的重岩、凌苍苍的迭嶂、横天险的绝壁，更有自己的豪迈英气和报国之志。怀抱忠信，可是美人不见，唯有自我欣赏。那一声声的猿啸，不正是征客的呐喊吗？“入夜分明见，无风波浪狂”，一个士人的本心，亦如巫峡，日月可鉴，即使无风，定要掀起万丈波浪。 敞朗东方彻，阑干北斗斜。地气俄成雾，天云渐作霞。河流才辨马，岩路不容车。阡陌经三岁，闾阎对五家。露文沾细草，风影转高花。日月从来惜，关山犹自赊。（《早行》） 早行之时，东方渐渐透亮，北斗星依然斜斜地挂在蓝天。地面雾气腾腾，白云在初阳的照耀下慢慢变成彩霞，草尖上露水尚未散去，飞絮随着风飘至高处，仿佛美丽的鲜花，这是一幅多么恬静的画面，给人一种自然美的享受。 边塞诗是唐诗的一道亮丽风景，即使没有亲赴边塞的杨炯，也借用汉乐府旧题，创作了一些反映征战生活的边塞诗，其中最为出名的就是《从军行》：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从军行》） 这首诗与卢思道的《从军行》有异曲同工之妙。作为一名军人，肩负着守土卫国的责任，边塞告急，心理的第一反应便是不平，诗的首联便渲染了这种战争气氛。颔联描写军队领命辞京出师，以及围困敌人龙城的情景。颈联描写战斗的场面，大雪弥漫，狂风呼啸，军旗失色，鼓声交织，从侧面讴歌将士们英勇杀敌，坚强无畏的精神。诗的尾联抒发了自己对从军的向往，千百年来，一句“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令多少读书人投笔从戎，驰骋疆场，叱咤风云。 塞外欲纷纭，雌雄犹未分。明堂占气色，华盖辨星文。二月河魁将，三千太乙军。丈夫皆有志，会见立功勋。（《出塞》） 塞北途辽远，城南战苦辛。幡旗如鸟翼，甲胄似鱼鳞。冻水寒伤马，悲风愁杀人。寸心明白日，千里暗黄尘。（《战城南》） 侠客重周游，金鞭控紫骝。蛇弓白羽箭，鹤辔赤茸鞦。发迹来南海，长鸣向北州。匈奴今未灭，画地取封侯。（《紫骝马》） 《出塞》首联展现塞外战火不断，胜负未分的局势，颔联刻画将士的气色及精神面貌，颈联描写将士的兵力与气势，尾联表明将士的意志与抱负。《战城南》首联状写塞北的辽远及战争的苦辛，颔联通过描写幡旗与甲胄，展现士兵与军队的实力，颈联状写边塞的气候，反映生活的艰苦，尾联表明将士们的心志与决心。《紫骝马》首联通过重周游、控紫骝反映将士们热爱驰骋，衷情沙场的情怀，颔联对弓箭和战马的描写，突显军队的昂扬斗志，颈联将士们来自南方，却有志于北方守土，尾联抒发消灭匈奴，觅取封侯的远大志向。 作为初唐四杰之一，杨炯在诗歌创作上继承了古乐府诗歌传统，敢于突破六朝绮靡诗风，在思想内容上较六朝文人的作品要高，在艺术风格上显得清新朗健。虽然他的创作虽未达到更高更完美的艺术境界，但至少在上官体风靡的诗坛上吹进了一股清新之气。而且在奠定五言律诗的体制、改造齐梁诗方面，杨炯也起到了开路先铎的作用。明人胡应麟说：“盈川近体，虽神俊输王，而整肃雄浑。究其体裁，实为正始。”（《诗蔽》内编卷四·近体上）张说也给予很高的评价，称杨炯“文思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 但是，与王勃和骆宾王等相比，杨炯的诗歌不论在内容上还是在艺术造诣方面，都略微逊色。他的五律、五排多沿用古乐府旧题，在风格和技巧上缺乏个人的独创性。从内容与形式比较，比不上王勃文的清爽朗俊，也缺乏骆宾王文那种流丽奔放的气势。 三除擅长诗歌创作外，杨炯也工于辞赋与骈文。虽说不服王勃，并耻居其后，但面对《滕王阁序》，最终也不得不心悦诚服了。王勃不幸遇难之后，写一篇纪念文章的任务，自然就落在了杨炯身上。 杨炯的《王勃集序》不仅仅是一篇纪念文章，更是一篇文学宣言书。集序开宗明义指出了文学的宗旨，“大矣哉，文之时义也。有天文焉，察时以观其变；有人文焉，立言以重其范。”文，包括文章，文学，乃至文化都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关于天的文化，通过观察四时就能看到气候的变化；至于人的文化，具体到文学和文章，通过立言成为世人的垂范。 文学创作总是在批判中得到更好的传承与发展，没有批评的文化传承是盲目和滞郁的，必定会走向衰亡。初唐时期，六朝以来的文风依然占领着整个文坛，尤其是以上官仪为首的文场变体，更是一次文风的大倒退。这种文风，正如杨炯在《王勃集序》中所指出的那样：“尝以龙朔初载，文坛变体，争构纤巧，竞为雕刻，揉之金玉龙风，乱之朱紫青黄。影带以绚其功，假对以称其美。骨气都尽，刚健不闻。” 如何摆脱上官体诗单纯追求形式对偶、以绮错婉媚为美，以及缺乏骨气与刚健的不良风气？杨炯一方面肯定王勃“思革其弊、用光志业”的文艺主张，倡导“壮而不虚、刚而能润,雕而不碎、按而弥坚”的艺术风格，一方面提出“愈江南之风，成河朔之制”，努力恢复建安风骨。 正是由于王勃等人的努力，诗风有了一定程度的好转，于是“长风一振，众萌自偃。遂使繁综浅术，无藩篱之固；纷绘小才，失金汤之险。积年绮碎，一朝清廓；翰苑豁如，词林增峻”，这一评价尽管有所夸大，但作为文学改革的旗手，他们在唐代诗歌发展中所作的贡献将永远彪炳史册。 四作为一个初唐杰出诗人，杨炯是伟大的。敢于站在时代的前列，与王勃等人一起推动诗歌变革，并以实际的创作活动，践行了自己的创作理念，这是难能可贵的。 文人失意，自古亦然。杨炯聪明博学，文采出众，却无法施展才华，“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这句话，与其说是杨炯羡慕从军的将士，向往边塞，不如说是厌倦了官场，对书生这一角色的彻底绝望。“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怀抱儒家理想的书生很多很多，而能够达至愿望却少之又少，这是为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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