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李公麟《西园雅集》，局部 蔡 襄 龙尾砚 价抵十五城的文房铭品 北宋文人对文房用品的讲求，每每见于诗文杂记或题跋中，被誉为“书法独步当世”的蔡襄也不例外。在他所编著的《文房四说》中便记载：“新作无池研，龙尾石罗纹、金星如玉者，佳。笔，诸葛高、许皆奇物。纸，澄心堂有存者，殊绝品也。墨，有李庭珪、承晏，易水张遇亦为独步。”据此可知，蔡襄心目中的四大文房铭品，除了出自宋代制笔名工诸葛高的毛笔，其余李庭珪墨、澄心堂纸以及龙尾砚全都是南唐后主李煜请良工制造的精品；其对南唐文房用品之情有独钟，可见一斑。 “龙尾砚”，即所谓“歙砚”，以采自婺源县龙尾山而得名；其石质坚韧，石纹美丽，磨墨时柔润无声，发墨如油，曾被南唐李后主誉为“天下冠”。当蔡襄友人徐虞部有幸得到一方龙尾石砚，蔡襄欣然为之题诗，而留下“玉质纯苍理纹清，锋芒都尽墨无声；相如问道还持去，肯要秦人十五城”的诗句。诗中将龙尾砚比拟为价值连城的和氏璧，足以说明此砚在当时是何其珍贵而难得。 崔生端砚 匹配书法家的万中之选 在北宋，不仅龙尾砚价值不菲，要想获得一方质量精良的端砚也极为不易。端砚，产于端州（今广东肇庆市），唐代始开采，其石质细腻、湿润，发墨佳，不损笔毫，色调高雅，又以带鸟眼之“石眼”最为珍贵。蔡襄曾于文集中记载，端州有位崔生，蓄养了百余位石工，每年开采近千枚砚石，但十年下来始终没有让他感到满意的砚石。一天，工人于后岩的百丈坑洞中剖石，取得一方色深紫、厚重润泽的石砚，长近尺，上下皆有眼，且石眼周围还有七重晕圈。崔生得此奇砚，高兴得废寝忘食，却惦念着像这样的奇宝实不可私藏。几经思量，他决定不远千里、派人将此砚赠送给当时书名远播的蔡襄。得此奇砚的蔡襄，自是欣喜非凡，为此他特别斋戒，并择定吉日，用澄心堂纸、李庭珪墨、诸葛高笔以及这方端砚，将此事书写记录下来，作为见证。 彦猷作红丝砚 天下第一的礼物 文人之间以文房四宝作为礼物，确是一件雅事。现存蔡襄《致彦猷尺牍》中也记述了友人彦猷送来一方“风韵异常”的盈尺大砚和一座花盆，欲与其易物之事。此件尺牍与《澄心堂帖》书写的时间仅相隔一年，间架结字均受颜真卿体影响，用笔秀妍流美，为蔡襄书风成熟期的代表作。“彦猷”即唐询，与蔡襄同为北宋知名书家。他在担任青州知府期间，曾负责当地砚石开采与制作事宜；在其著述《砚录》中，特别标榜青州所生产的红丝砚，色彩斑斓、丝纹婉转，当居全国名砚之首。实际上，书家独钟青州砚，在唐代已有先例，如柳公权《论砚》便提及：“蓄砚以青州为第一，绛州次之；后始重端、歙、临洮。” 蔡襄在收到这方石砚且试用过后，亦写道：“唐彦猷作红丝石砚，自第为天下第一，黜端而下之。论者深爱端，莫肯从其说。予尝求其所以胜之理，曰：‘墨，黑物也，施于紫石则昧暧不明，在黄红自现其色，一也；研墨如漆石，有脂脉助墨光，二也；砚必用水，虽先饮之，何研之差，故为天下第一。’”蔡襄由研墨、发色等使用砚石的亲身体验，给予红丝砚极高的评价，也因而成为此砚最佳之代言人。 蔡襄，《致彦猷尺牍》，宋代，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苏 东 坡 凤咮砚 代言风波 北宋文人为砚代言，时有所闻，但其中最具知名度和影响力者，自非苏轼莫属。在《苏轼全集》中，收录多达数十则砚铭，不仅记录苏轼与友人赏玩或交换、馈赠砚石的过程，有些也深涉他的生活与内心世界。这些砚铭无疑就像简短的笔记，呈现文人生活趣味丰富且感人的一面。 苏轼砚铭，以题龙尾砚者数量最多，足见他对歙砚无与伦比的喜爱；最脍炙人口的一段文句，出自《孔毅甫龙尾砚铭》：“涩不留笔，滑不拒墨。爪肤而谷理，金声而玉德。厚而坚，足以阅人于古今。朴而重，不能随人以南北。”在文中，苏轼不但点出歙砚发墨如油、不伤笔毫的特性，也将其比拟为阅人无数却不改节操、具备温润朴实美德的君子。另外，在《偶于龙井辨才处得歙砚甚奇作小诗》此则砚铭中，苏轼作“罗细无纹角浪平，半丸犀璧浦云泓；午窗睡起人初静，时听西风拉瑟声”一诗。前二句，旨在描写歙砚美不胜收的罗纹、角浪纹、古犀纹；后二句，则将研墨声比作娓娓动听的琴瑟声。显然，砚石对苏轼而言，不仅具有器用功能，也能带来视觉及听觉的绝美感受，难怪乎苏轼有“仆少时好书画笔砚之类，如好声色”之自述。 龙尾砚虽是苏轼最爱，但他也曾求此砚而不可得。有一回苏轼的友人王颐得到一方石砚，欲请他题铭，苏轼以此砚“声如铜，色如铁；性滑坚，善凝墨”、又产于形如凤鸟饮水之状的龙焙山下，遂将其命名为“凤咮砚”，并写下“苏子一见名凤咮，坐令龙尾羞牛后”的诗句。没想到这番溢美之词得罪了歙州人，让苏轼在索取歙砚时踢到了铁板。他只得赶紧又写一首《龙尾砚歌》为自己的失言道歉，才如愿获赠一方歙州大砚。事件过后，龙尾砚在苏轼《龙尾砚歌》的推波助澜下，声势更加如日中天，也算得上是另类的因祸得福了。 天石砚 苏氏传家宝 苏轼一生收藏奇砚无数，引发他收藏砚石兴趣的关键却是一方毫不起眼、未经雕琢的天然砚。这方石砚不仅与苏轼坎坷的仕宦生涯相伴，后来甚至成为苏氏一门的传家宝。 在《天石砚铭》中，苏轼自述12岁那年的某天，他在后院玩耍时发现一块奇石，形状像一条鱼，色呈浅绿色，表里均有星点状的银色花纹。当他试着将这块石头当成砚台使用时，发现它很容易发墨，只可惜没有砚池。其父苏洵告诉他这是上天赐予的砚，虽然外形不完美，却具有好砚的质量，并说这方砚是他将以文章闻名的瑞兆，务必要妥善保存。苏轼于是在砚石上刻下“一受其成，而不可更。或主于德，或全于形。均是二者，顾予安取。仰唇俯足，世固多有”，以为纪念。在他看来，既然是上天赐予的形貌，就毋须加以变造；品德与外形本就难以两全，若都想兼顾，就跟世上许多仰人鼻息、跪人脚下的人没什么不同了。后来，这方天石砚在苏轼因“乌台诗案”于元丰三年（1080）遭贬黄州的途中，失去踪影。奇妙的是，元丰七年（1084）苏轼移置常州、坐船行经当涂地界时，翻开书箱竟又见到这方砚石。苏轼心中十分高兴，便把砚台连同当初父亲亲手雕刻的砚匣交给次子苏迨和三子苏过保管。 尼山天然砚，清代，2009年西泠印社秋拍拍品。取材于孔子诞生地尼山而得名，此砚极少雕琢，充分利用天然石材，充满古朴之趣。此非文中所指苏轼的天石砚 除此之外，苏轼《迈砚铭》中提到，当长子苏迈在24岁时被朝廷任命为饶州德兴县县尉时，苏轼也将砚石当成临别赠礼，并在砚底刻上“以此进道常若渴，以此求进常若惊，以此治财常思予，以此书狱常思生”，勉励苏迈要有积极进取、求道若渴的精神，且日后为官管理财政时，须顾及施惠百姓；决断案情时，也要心存悲悯。这方石砚不仅饱含苏轼对儿子的厚望，也刻铸了苏氏家族以“忠恕仁义”传家的家训。由此看来，以砚铭砥砺子孙，或据以传家，似已成为苏氏一门传统。 （传）宋苏轼，端石从星砚，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砚背雕60多根细长石柱，柱端各有石眼，仿佛天上繁星，右侧壁阴刻行书苏轼题“王定国砚铭”一首  黄 庭 坚龙尾山 为了追砚展开的田调之旅 苏轼是中国砚史上有名的“砚癖者”，但说起对砚的痴狂，黄庭坚亦不遑多让。苏轼曾在《砚铭赠黄鲁直》中引用与友人的对话，告诫黄庭坚收藏砚台的正确态度，应是足够使用就好，不需求多，毕竟人只有两只手，其中又仅有一只手能写字，更何况砚石的使用年限远超过人的寿命，若收藏超过三方砚，便是太过了！想当然耳，苏轼自己终其一生都无法约束搜购奇砚的欲望，而黄庭坚显然也没把苏轼的话放在心上，自他任职朝廷起，便积极访求名砚，甚至一度远赴南方，展开一段“追砚之旅”。 《砚山行》即是黄庭坚在舟车无法通行的条件下，途步抵达歙县新安城200公里外的龙尾山，见到当地采石制砚的景象，有感而发的诗篇。诗云：“森森冷风逼人寒，俗传六月常如此；其同有石产罗纹，眉子金星相间起。居民山下百余家，鲍戴与王相邻里；凿砺磨形为日生，刻骨镂金寻石髓。选湛去杂用精奇，往往百中三四耳；磨方剪锐熟端相，审样状名随手是。不轻不燥禀天然，重实湿润如君子；日辉灿灿飞金星，碧云色夺端州紫。”诗中，黄庭坚不仅清楚描述砚石品种和开采情况，也盛赞歙砚的品等超越了端砚。日后，当黄庭坚终于得到一方龙尾砚时，他甚至发下宏愿，愿以此砚长伴左右，藉以弘扬大义。 洮河砚 苏黄以砚会友 虽酷爱名砚，但黄庭坚对“砚友”可是相当慷慨。苏轼在《鲁直所惠洮河石砚铭》中，便记述黄庭坚曾在元佑元年（1086），将得自好友刘昱的一方洮河石砚转赠给自己，作为两人深厚友谊的见证。 “洮河砚”主要产于甘肃洮河沿岸，其大量开采始于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名将王韶由吐蕃手中收复临洮一带、并在此驻军之后。此后，洮砚方成为当地进献朝廷的贡品。据赵希鹄《洞天清禄集·古砚辨》记载：“端、歙二石外，惟洮河绿石，北方最为贵重。绿如蓝，润如玉，发墨减端溪下岩。然石在临洮大河深水之底，非人力所致，得之为无价之宝。” 洮石应真渡海砚，宋代，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砚面斜通水池，中央辟作方形砚堂，上部刻兰亭图，下部刻海水鱼龙呼啸，砚侧环刻十八罗汉渡海，砚底浮雕二巨龙云海翻腾，边环刻楷书乾隆御题，为洮河石砚之佳作 由此可知，洮砚以石质坚润、色泽碧绿、发墨快著称；又由于其石材位于深水之中，取得不易，更加使雅好文房的文人趋之若鹜。黄庭坚初得洮河石砚，即作诗咏道：“久闻岷石鸭头绿，可磨桂溪龙文刀；真嫌文吏不知武，要试饱霜秋兔毫。”而被惠赐洮砚的苏轼，也以“洗之砺，发金铁。琢而泓，坚密泽。郡洮岷，至中国。弃矛剑，参笔墨”，盛赞此一得自远方的贵重名砚，同时表达对友人赠砚雅兴之最深谢意。  米 芾紫金砚 苏子瞻携吾紫金研去 在文人交游的过程中，名砚经常扮演重要角色，多见相赠或借取之事。但如果借砚不还，一桩美事可能就变成一场风波。建中靖国元年（1101），米芾任职真州发运司，当时苏轼刚好自海南北归。为了庆祝两人久别重逢，米芾特地拿出心爱的谢安《八月五日帖》请苏轼题跋，并将珍爱的紫金砚借予苏轼把玩。不幸的是，苏轼在一个多月后卒于常州。米芾得知其后人打算以紫金砚陪葬，心有不甘，遂赶紧将砚追回。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紫金研帖》，正是米芾向苏轼家人索回紫金砚的明证。内容提到：“苏子瞻携吾紫金研去，嘱其子入棺。吾今得之，不以敛。传世之物，岂可与清净圆明本来妙觉真常之性同去住哉？” 宋米芾《紫金研帖》，台北故宫博物院博物院藏 紫金砚呈赤紫色，质理润泽，发墨佳，叩之铿锵有声。原石产地在山东临朐，近王羲之故乡琅琊临沂，故又有“右军乡石”之称。米芾当初收到这方紫金砚后，鉴定出其石质与更早之前购得的右军砚相同，品等应在名闻遐迩的端砚、歙砚之上，遂将它视为“人间第一品”。 （传）宋米芾，凤字紫金石砚，1972年北京市元大都遗址出土，北京首都博物馆藏。上窄下宽“凤”字形，底有两长方小足，形制带唐砚遗风，砚背署“元章”款行书铭文九行 米芾传世的《乡石帖》中，即清楚记载了他“新得紫金右军乡石，力疾书数日也。”因得此砚而连着好几日振笔疾书，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也难怪他会将此砚看作和生命一样重要，无论如何都要追讨回来了。 砚山 可换《送梨帖》也可换海岳庵 除了紫金砚，米芾所收藏的砚山同样也让其身边的文人趋之若鹜。砚山，是一种天然形成峰峦的砚石；若将山麓底部琢平，可用以研墨，亦可当成假山来观赏，兼具实用与欣赏的功能，是文人最喜爱收藏的文房清供之一。苏轼便曾觊觎米芾手上的一方砚山，后因索取不成，改由密友刘季孙出面购买，当中之来龙去脉，可见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致景文隰公尺牍》（又名箧中帖）。 宋米芾《致景文隰公尺牍》，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即刘季孙原本想用手上珍藏价值不菲的王献之《送梨帖》，换取米芾收藏的一座砚山以及欧阳询的二件法帖、王维六幅《雪图》、犀带一条、玉座珊瑚一枝等。但因砚山当时被王诜借去，迟迟未归还，米芾便写了这封信给刘季孙，告诉他愿意再加上一件怀素帖作为筹码。可惜的是，由于王诜归还砚山时，刘季孙已出发至隰州任官，且其到任一个多月后便去世，遂让苏轼想要购买砚山的努力付之一炬！整桩交易最后以失败收场。 砚山除了可用来交换书画，还能用来购屋。米芾手上最贵重的一方砚山，原属南唐后主李煜收藏之宝物。据蔡绦《铁围山丛谈》记载，此砚山直径超过一尺，前方耸立36座大小如手指的山峰，左右为岗阜坡陀，中间凿盆为砚。当南唐灭于宋后，这方砚山流落民间，被米芾发现，旋即以重金买下。后来，当米芾迁居润州（今江苏镇江）、欲在当地购屋，便以此砚山向苏仲恭之弟交换甘露寺下的一座古宅，改建成居所“海岳庵”。但不久之后，这方砚山辗转流传，进了徽宗皇帝囊中，深藏内府，从此不复得见。
虽然李后主旧藏的36峰砚山并未流传下来，传世的《研山铭》卷仍可看到米芾这位砚痴如何以“五色水，浮昆仑。潭在顶，出黑云。挂龙怪，烁电痕。下震霆，泽厚坤。极变化，阖道门”等结合自然形象与丰富想象力的语汇，极尽所能地描绘他眼中所见幻化万千的砚山；再加上其大字行书运笔刚健灵活，结字具飞动之势，通篇充满雄浑磅礴的气势，使人仿佛也能稍稍感受此砚山的神秘力量。
米芾，《研山铭》，局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在此手卷后面，还附有一幅后人所作之《研山图》；只见充满古意的纸本上，描绘着参差耸立、棱角尖锐的奇峰，一旁还分别以隶书标示出“华盖峰”“月”“方坛”“玉笋”“龙池”等名称，令人观之如见经时光洗礼的祥石。即便图绘中的此座研山未必为米芾当时宝藏之物，但透过其形象，文人爱砚、以砚与友人互相赏玩唱和的情境，仿佛鲜活呈现在今人面前。 文｜廖尧震，《典藏·古美术》总编辑 本文刊载于《典藏·古美术》2015年7月号，原标题为《砚痴札记：苏、黄、米、蔡——北宋四家与他们的砚》。 参考书目与延伸阅读： 孙文芳《中国名砚揽胜》，北京：中华书局，2006 洪丕谟《中国文房四宝》，台北：理艺出版社，1992 张元庆《古代士人与砚之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2005 “米芾的书画世界”主题网站（网址http://tech2./mifu/），台北故宫书画处制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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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芾，《研山铭》，局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