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难800多人，新四军历史上最惨痛的一次事故只因为一艘破船

抗战结束后不久，国共两党重启和谈，为避免内战，实现国内和平，同时为了体现共产党人追求和平的诚意，中共中央决定，从1945年10月上旬开始，将长江以南的苏浙军区部队和苏南、浙东地方干部全部北撤到苏中地区。

按照计划，很快第一、三纵队在第四纵队主力的掩护下，经江阴等地渡江先后到达苏中地区的东台、刘庄地区。10月11日，叶飞、金明率第四纵队主力也经宜兴、溧阳、武进等地，在孟河、小河镇一线渡江。作为最后一批北撤人员，第四纵队政委韦一平等，在完成掩护主力部队北撤的任务后，于10月15日夜到达江苏武进县孟河镇长江边，准备北渡。

当时，国民党对北撤的新四军加以层层拦击，并增派20多艘舰艇日夜在长江中巡游，妄图伺机消灭转移中的部队。由于当时新四军海军实力几乎为零，在长江与国民党巡逻船遭遇只能被动挨打。为避免与国民党军冲突，新四军北撤部队一般都选择夜间，在敌人巡防间隙偷渡。

1945年10月15日晚，第四纵队政委韦一平率领四纵队一个全副武装的特务营和江南被服厂的职工、干部（大多是女同志）及干部大队，共计近千人登船，到深夜12点左右登船完毕，开始起航。全体同志以为他们不久就会和江北的同志们回合，谁知迎来的却是一场噩梦。

由于国民党的封锁，渡江船只很不好找。四纵后卫部队所乘船只“中安”轮，是一只有几十年船龄的老船，且底仓已经漏水，在行驶过程中需要不停的往外淘水。正因为如此，国民党对它的监视不怎么严格，能够被新四军找到。 “中安”轮载客量只有大概500人左右，考虑到如果按实际载客量登船，需要往返两次，天亮前部队无法完全北渡，所以四纵领导决定全部登船。在征询船员意见并得到肯定答复后，近千名新四军全部上船一起渡江。危险的祸根就此埋下。

当时轮船对大多数人来说还是新鲜事物，人们很少接触，尽管有很多人身处江南水乡，但也是第一次坐轮船，只知道大轮船装载能力很强，却不知道中安轮底部钢板老化、超载过多，存在严重隐患。加之又是夜间航行，江面风急浪高，水底暗流涌动，当船行至泰兴县天星桥西南约两公里的江面时，轮船舱底漏水突然严重起来，尽管船员想尽办法也没能有效控制，船体开始倾斜。新四军官兵也通过移动位置试图平衡船只，延缓沉没时间，使轮船能够行驶到江边浅滩处，给大家逃生的机会，但是都没有成功，最终不幸在江中沉没。由于是江心位置，水流湍急，风大浪高，四周漆黑一片，又是10月天气，江水冰冷。虽然没两岸群众闻讯自发救援，但还是酿成巨大损失，遇难人800多人，获救者不足100人。

四纵政委韦一平，1924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苏中抗日根据地的创建者之一，在最后关头，他将生的希望留给警卫员，自己不幸遇难。在这次事故中遇难的团级以上干部还有苏浙公学政治部副主任王绍杰、溧阳县县长徐公鲁、新四军6师供给部长李建模、苏浙军区供给部卫生科长方木青、苏浙军区供给部粮秣科长周剑华、苏浙军区第四纵队司令部侦察科长彭安、苏浙军区第四纵队政治部组织科长吴志斌、宣教科长王一、宣教科副科长司徒阳等人。800余经过抗战洗礼的英勇官兵，没有死在硝烟弥漫的战场，却倒在了一次事故之中，教训惨痛！

中安轮沉没后，由于内战初始，形势紧张，当时只能安排将遇难人员先行打捞上来，对打捞船体则既无时间、也没能力，只能暂时搁置。直到1960年4月12日，中安轮的船体才由上海打捞工程局打捞出水，而这距事发时间已有15年。

1985年，在800英烈牺牲40年后，江苏省政府决定在泰兴北郊为烈士们修墓迁葬，立碑建馆。 1986年7月8日，烈士墓穴竣工后，将原安葬在天星桥江边龙王庙的烈士忠骨迁至泰兴北郊安葬。1987年10月15日，位于泰兴公园内的中安轮遇难烈士纪念碑、纪念馆建成并正式对外开放。

烈士们终于可以安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