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根林 一 入春以来，阴雨连绵不断，吴江垂虹桥畔水雾绕缭，松柏险隘，运河水流不息，太湖水位陡涨。 1079年，时值宋代元丰二年，发生了一起莫须有的乌台诗案，苏轼被贬湖北黄州，后居临皋亭，开垦荒坡十亩，自修草房，自题“东坡雪堂”，取号“东坡居士”，自此之后苏轼有了一个雅号叫苏东坡。苏轼在那里写了一些日记，结集为《东坡志林》，其中有一篇《记游松江》，写道：“吾昔自杭移高密，与杨元素同舟，而陈令举、张子野皆从余过李公择于湖，遂与刘孝叔俱至松江。夜半月出，置酒垂虹亭上。 子野年八十五，以歌词闻于天下，作《定风波》令，其略云：‘见说贤人聚吴分，试问，也应傍有老人星。’坐客欢甚，有醉倒者，此乐未尝忘也。今七年耳，子野、孝叔、令举皆为异物。而松江桥亭，今岁七月九日海风架潮，平地丈余，荡尽无复孑遗矣。追思曩时，真一梦耳。元丰四年十二月十二日，黄州临皋亭夜坐书。” 且不说苏轼与张先等人那次在吴江垂虹亭的“六客之会”，也不说文坛上有名的“六客之词”，这里单说苏轼与苏州之水结下的另一种不解之缘。 二 据史载，1081年即元丰四年七月，正值汛期，狂风暴雨，苏州大水，“西风驾湖水，浸没民居。凡边湖者皆荡尽，或举家不知所在。松江长桥亦推去其半，南至平望皆如扫，内外死者万余人。翌日，水退，村人渐获流尸。苏匠为棺，一日尽售，无以继之。”因此，“吴江以北，民露地而哭。”这次水灾，民居浸在水中，举家不知所终，垂虹桥也被洪水卷掉大半，从松陵到平望被洪水夷为平地，一片狼藉，死者达到万余人，连棺材都一日售尽，灾民只能随地而哭。莫非这哭声传到了身在湖北黄州的苏轼耳中？他心中念念不忘曾经工作过的苏州及其地发生的水灾，可想而知，苏州也是他一生经常牵挂的地方。那时的松江，就是现在的吴淞江。松江长桥，就是垂虹桥。这年的雨带是先从吴江开始，然后北移，到达常熟，一片汪洋。 熙宁七年（1074年），宋朝政府将两浙路分置东、西两路。当时担任检正中书刑房公事的沈括说过：察访浙东温、台等州，自熙“宁四年以后，监司未尝巡历州县，事废弛无人点检。盖监司止在浙西，乘船往来，文移旁午，指挥不一，州县莫之适从，生民无所赴愬，近郡困于将迎。乞以浙东、浙西及转运副使、提点刑狱、提举官六员分为两路，杭、苏、湖、润、常、秀、睦七州为浙西路，置转运、提举于杭州，提点刑狱于润州；越、明、婺、温、台、衢、处七州为浙东路，置转运、提举于越州，提点刑狱于温州。”因此，浙西路有杭、苏、湖、润、常、秀、睦七州组成。1089年，元祐四年，包括苏州在内的浙西七州，冬春积水，无法种植水稻，直到五六月间，大水才退，刚插晚秧，又遭遇干旱天气，结果是颗粒无收，饿死无数。一般情况下，苏州栽种水稻如果三月还没有下种，播种期就要推迟到四月以后，秧龄的时间不少于一个月，水稻移栽的时间最早就要在五月初以后，地势高的地方可以早一点种植，毕竟水稻种植与灌溉及其防除虫害等关系也非常紧密。苏州已经出现了稻作一年两季的种植局面，而那时种植小麦还不是普遍现象。小麦的种植与北方移民到苏州也有很大的关系。当时宋朝政府对苏州的赈济工作不太到位，因此，引起了苏轼的不满，在《论叶温叟分擘度牒不公状》中提出：“只如苏州积水弥望，众所共见。今来放岁分数，反不及润州，盖是检放官吏观望漕司意指，及各随本州长吏用意厚薄，未必皆是的实。”意思就是，你们的赈灾行为是根据长官意志行事，而不是依据灾害发生情况采取实事求是的赈灾措施。受灾严重的苏州有目共睹，赈灾救济反不及其它受灾程度相对较轻的地方。 三 1090年，元祐五年，太湖再次发生洪水。已经改任杭州太守的苏轼忧心忡忡，到了五六月间，浙西数郡大雨不“止，太湖泛溢，所在害稼，六月初间，米价复长，七月初，斗及百钱足陌。见今新米已出，而常平官米不敢住粜，灾伤之势，恐甚于去岁。”“亲见吴江平望八尺，闻有举家田苗没在深水底，父子聚哭，以船筏捞摝。云：半米犹堪炒吃，青穟且以喂牛。”青穟是未熟的谷穗，只能用作喂牛的粮草，太湖洪水导致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灾荒。按照朱长文在《吴郡图经续记》中介绍：“其稼则刈麦种禾，一岁再熟。稻有早晚，其名品甚繁，农民随其力之所及，择其土之所宜，以次种焉。惟号‘箭子’者为最，岁供京师。”吴中风俗，以春分节后种、大暑节后割者为早稻；芒种节后及夏至节后种、至白露节后割者为中稻；夏至节后十日内种、至寒露节后割者为晚稻。但过了夏至后十日再种，就不会结谷了。而一种名叫箭子稻的，米粒瘦长尖细，雪白，味道香甜，九月成熟，是专供京师的贡品，属于正宗的苏州稻米。还有一种比较有名的稻叫红莲稻，五月种，九月收，赤皮，有“米半有红粒，味香”之说，唐代陆龟蒙曾经专门写诗赞之：水“国初冬和暖天，南荣方好背阳眠。题诗朝忆复暮忆，见月上弦还下弦。遥为晚花吟白菊，近炊香稻识红莲。何人授我黄金百，买取苏君负郭田。”相当于秋菊花白之时，正是红莲稻熟之际。而如今，暴雨不断，既难以果腹，又怎能上贡？苏轼之忧是真忧，苏轼之急是真急。 九月十七日，苏轼上奏：“体问得，盖是苏、湖、常、秀大段灾伤，兼自八月半间至今阴雨不止，灾伤之余，所收无几，又少遇晴干，已熟者不得刈，已刈者不得舂，有谷无米，日就腐坏。见今访闻苏、秀州在市米价，已是九十五文足，添长之势，炎炎未已。”水灾带来了稻谷未收，而且欠收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必定造成米价飞涨。而民以食为天，苏州一地以米为主要食粮，米价的飞涨也一定会影响到社会稳定，不免引起了苏轼的担忧，想起当年在湖州时写的那首《吴中田妇叹》“：今年粳稻熟苦迟，庶见霜风来几时。霜风来时雨如泻，杷头出菌镰生衣。眼枯泪尽雨不尽，忍见黄穗卧青泥。茅苫一月垅上宿，天晴获稻随车归。汗流肩赪载入市，价贱乞与如糠粞。卖牛纳税拆屋炊，虑浅不及明年饥。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怎会不勾起他心中的忧虑呢？！ 四 太湖洪水并没有就此停止，运河水涨加快。1091年，元祐六年三月，苏轼受诏，离开杭州赶赴京城汴梁，沿着运河一路考察，夜宿吴淞江，途中所见：“以浙西二年水灾，苏、湖为甚，虽访闻已详，而百闻不如一见，故自下塘路由湖入苏。目睹积水未退，下田固已没于深水，今岁必恐无望，而中上田亦自渺漫。妇女老弱日夜车畎，而淫雨不止，退寸进尺。见今春晚，并未下种，乡村阙食者众，至以糟糠、杂芹、蓴食之。又为积水占压，薪刍难得，食糟饮冷，多至胀死。并是臣亲见，即非传闻。”而且“春夏之间，流殍、疾疫必起。逐州去年所籴常平米虽粗有备，见今州县出卖，米价不甚翔踊，但乡村远处饥羸之民，不能赴城市收籴，官吏欲差船载米下乡散粜，即所需数目浩瀚，恐不能足用，夏秋之间，必大乏绝。”水灾引起的恐慌已经有所耳闻，但百闻不如一见，粮荒似乎迫在眼前。蓴，并不是粮食，而是一种水中之菜，出产在松江，叶似凫葵，四月生，名雉尾蓴，最为肥美。自此之后，叶子生长加快，根茎细如钗股，长短随水的深浅发育，细长如丝，名丝蓴，五月六月作为菜品之用。而在大水之后，已经只能作为粮食食用，似乎到了树根可以充饥的程度。 那年七月，苏轼在灾状中写道：伏“见浙西诸郡二年灾伤，而今岁大水。苏、湖、常三郡水通为一，农民栖于邱墓，舟筏行于市井。父老皆言耳目未曾闻见，流殍之势甚于熙宁。臣闻熙宁中，杭州死者五十余万，苏州三十余万，未数他郡。今既秋田不种，正使来岁丰稔，亦须七月方见新谷，其间饥馑变故，未易度量。吴人虽号柔弱，不为大盗。……恭惟二圣视民如子，苟有可救，无所吝惜。”苏轼体察民情于言表可见一斑。原来在熙宁四年（1071），太湖发生了洪水，众田皆没，长洲县更加厉害。而今的洪灾，与熙宁年间发生的灾情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街巷已经完全成了水巷。人在巷中行，如舟在河中划一样。 因此，已经担任翰林学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的苏轼对吴淞江两岸的水患不治，非常牵挂。苏轼认为，三吴之水，潴为太湖，太湖之水，溢为松江，入海之水，一日两潮，潮浊而江清，海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驶，随辄涤去，海口常通，故吴中少水患。自宋朝仁宗庆历以来，松江沿岸开始大筑挽路，建设垂虹长桥，以植木千柱于水中，平时虽然没有什么妨碍，但到了夏秋涨水之时，桥上之水，常高尺余。自长桥挽路之成，虽然方便了公私漕运，却阻碍了松江下泄洪水，因此吴中多水患。今欲治其本，长桥挽路因不可去，惟有凿挽路于旧桥外，别为千桥，桥谼各二丈，千桥之积为二千丈，水道松江，宜加迅驶。然后官私出力，以浚海口，海口既浚，而江水有力，则泥沙不复积，水患可以少衰。这时，宜兴人单锷所著《吴中水利书》一卷，对太湖水源、水灾及治理提出了主张，苏轼得知后认真阅读，感到单锷“考实其言，图上利害”，极为精到，就写了《进单锷吴中水利书状》。非常遗憾的是，没有被皇帝采纳。 1092年，元祐七年，苏州、湖州、秀州又是水灾不断，人死过半。时在扬州任职的苏轼根本没有一丝豪放之意，而是时时牵挂着苏州的灾情：虽水稍退，“露出泥田，然皆无土可作田塍。有田无人，有人无粮，有粮无种，有种无牛，殍死之余，人如鬼腊……” 元祐年间，苏州连续大水，苏轼心念国泰，情系灾民，连续上书陈述灾状，提出赈济方案。宋朝一度对太湖进行了治理，并修筑了运河上的望亭堰牐，阻挡运河洪水的下泄。但是，太湖洪水并没有得到彻底根治。 而今，站在太湖大堤上，碧波荡漾，远眺黛山，心旷神怡，不免想起了苏轼的《如梦令》“：城上层楼叠巘，城下清淮古汴。举手揖吴云，人与暮天俱远。魂断，魂断，后夜松江月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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