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监管层也做player也要引入博弈的话，那监管层又需要另一个监管层来监管，这不就递归了么？
万维钢
这个问题是中国皇帝经常面临的困境，也可以说是专制统治的根本困境。派官员管理人民，可是官员会腐败，所以必须设立一个专门监督官员的机构。这个监督机构自己也会腐败，所以必须再设立一个监督和制衡这个监督机构的机构。就好比明朝有锦衣卫不行还得有东厂，有东厂不行还得再设个西厂，皇帝眼中靠得住的只有太监，因为太监没有后代就没有自己的长期利益，必须对皇帝忠诚。
造成这个递归的技术原因在于监督都是单箭头，每一方只要像监督他的一方负责。单箭头的监督根本就看不过来，最后只好搞些什么“忠诚”之类的思想教育。
现代社会早就破解了这个递归，因为现代是多箭头、而且还是多元的权力格局。民众和社会团体可以监督政府机构，社会机构和政府机构可以互相监督。这个结构就不像以前是一棵树，而是一张网。树上的每个单元都隶属于它的上级，对上级负责；而网上的每个单元相对是平等的，是自己对自己负责。
在现代社会，很多统计、评级和监督是由独立于政府的社会机构、甚至是私人机构完成的。比如像标准普尔给金融机构评级、盖勒普搞各种民意测验，他们并不是作为一个工具去完成谁的任务，他们做这些事的目的可以说就是为了继续做这些事 —— 他们的价值是自己的信誉，而不是得出对谁有利的结论。
当然，世界上没有绝对完美的体制，私人的统计机构也可能腐败。但是，我们后面将会讲到，在一个由众多 player 组成的社会里，人人为自己负责 —— 而不是被谁管着，社会规范和道德水平可以是比较好的。
万老师这一课让我想起了十年前的一个故事。那时我刚进一家杂志社工作，正巧赶上老板实施工资改革，从原来的固定薪资改为按稿计酬。编辑们按新制度算了算，发现如果维持原来的工作量每个人的薪资都会略微减少，大家无形中被降了薪。大家于是联合起来抵制改革，并写了联名辞职信，若要改革则集体辞职！很可惜剧情没有按预想的方向发展，双方也没有坐下来谈判，老板只说绝不接受下属的要挟，居然全部批准辞职。最后编辑们丢了工作，这本杂志也从此走向没落。请问万老师，我可不可以把这件事的双方看作是玩了一场看谁是小鸡的游戏呢？编辑这一方算是主动拆下了方向盘，最终还是两车相撞，出现这种结局，是因为预期结果不够惨烈，所以都不愿意丢了颜面吗？对于这件事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呢？
万维钢
谢谢分享！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有些关键的细节我不知道，比如当时这个老板到底有多在意杂志的兴旺，他本人在其中有没有直接的利益，编辑们的工作在多大程度上是可替代的，编辑是不是早就想走了，所以我们没办法评估这个结局对双方来说有多么不可接受。
还有，这个博弈的主要矛盾是什么？老板想要的到底是改革分配方式呢，还是给编辑降薪？如果是想改革，那为什么不把稿酬提高一点，让大家的收入水平至少跟以前一样呢？按理说稿酬还应该比以前更高，才有推动改革的积极性。如果是为了降薪，那对不起，辞职是非常合理的做法。
单纯从博弈论角度来说，编辑一方不应该直接拆方向盘。Brinkmanship 的要点在于逐步提高危险，你动一下也给对方动一下的机会，在让冲突升级的同时还保留谈判的可能性。
先谈，说改革可以，但稿酬标准需要提高。不行，那就明确表示反对改革。还不行，那就以休假的名义罢工。再不行，口头提出辞职。再不行，再书面正式辞职，但是不翻脸。整个过程中不但不让步，而且还每一次都比上一次强硬，但是是逐步的升级，不一次谈完，分几轮谈，磨而不破。与此同时，换个人或者通过第三方，私下跟对方勾兑 —— 要让步必须双方同时让步。我们看工会斗争没有一上来就说辞职的，都是边罢工边谈。
最近我有个同学辞职了。他在一个金融公司有个很高的职位，现在形势不好公司要给他降薪，他不同意，谈判之后决定辞职。但是辞职归辞职，双方并没有翻脸，公司给了他一笔补偿，而他保证不损害公司的利益。不合作，也不等于变成敌人，纯粹是就事论事。理性人对理性人，这不挺好吗？
万老师，如果碰到不要命的怎么办？就是要以“死”相搏，就是那种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最佳的策略是不是就是让步呢？
万维钢
的确是这样。博弈论的前提是双方都是理性的。如果一方是非理性的，那么有两种情况。如果另一方不知道他是非理性的，那么非理性的一方最终会损失重大，可能就没命了，可是理性的一方也会遭受损失。而如果理性的一方知道对方是非理性的，那为了避免自己受害，就会选择让步。
所以，做出非理性的样子，让对方知道自己是非理性的，这对自己有好处。理性的人可能会假装非理性。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会在公共场合搞哭闹、好像不管不顾一样。
这就是为什么《被讨厌的勇气》那本书说人们之所以发怒，其实都是把发怒当做了欺压别人的手段。
那怎么对付这样的人呢？你应该假定对方是理性的。分析利益格局，如果不是真的已经家破人亡身患绝症丧失了所有活下去的理由，这个人为啥不要命了？闹多半都是故意的。
我们可以借鉴美国一个机场的管理人员对闹事者的处理手段。要点在于你首先要让对方平静下来。要求他必须降低音量、小声说话。你告诉他，有什么诉求咱俩可以谈，但是你必须好好说话，你哭闹我不跟你谈。这是既给压力又给出路。让对方明白闹是没用的。
对方一旦平静下来，他就进入理性状态了，或者说他就暴露了他是个理性人。这时候再谈，你就不会吃他非理性的亏了。
这个办法就是要先说破、并且否定对方的非理性。我目测过，这一招很好使。
来自日课：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大街上有很多环保口号，我认为是错误的，比如“爱护卫生从我做起”。根据博弈论，不管我乱不乱扔垃圾，总有人会乱扔垃圾，每个人都这么想，每个人都可能乱扔垃圾，那么街上就应该有很多垃圾，既然有很多垃圾，也不妨再多我扔的这份垃圾，所以我还是很可能会扔垃圾。所以这句话起不到半点教育作用。请问万老师这种推理对吗？
万维钢
非常有道理！以前人们都做过实验，你如果在大学里宣传酗酒的坏处，说每年有多少多少大学生死于酗酒，结果就是学生们认为酗酒是个普遍的现象，是社会规范，酗酒的人反而就更多了。
再比如说，有些地方的墙上写着“此处不许随地小便”……人们反而认为这就是个随地小便的地方。
有些行为经济学家认为应该改变宣传语，改成比如说“真正的哈尔滨人都不乱扔垃圾！”这种激发地域荣誉感的说法。
但是保护环境卫生哪有那么容易。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投入人力物力，让环境已经变好。在已经很脏的地方扔垃圾毫无心理压力。但是这个地方明明很干净，要做第一个扔垃圾的人，那是非常不容易的。把流着污水的土路铺上漂亮的地砖，每天清洗，才是解决城市卫生的根本办法。
万老师，博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但在任何时刻博弈各方的最优策略已经确定，对理性的人来说，一个博弈的最终结果不是从一开始就是确定的吗，既然这样，为何大家还要博弈呢？谢谢！
万维钢
博弈动作发生在纳什均衡达成之前。如果现在的局面已经是均衡的了，那的确就没什么可博弈的了。事实上我们生活中大部分事情都是均衡的，我们并没有一天到晚跟人博弈。
但是均衡随时都有可能会被打破。比如一个部门的权力格局本来已经均衡了，这时候突然空降了一个高管，或者突然有一个高管退休了，均衡就会被打破。
在理想的情况下，新的局面刚刚出现，所有相关信息就已经被各方参与者知晓，各方迅速计算出了新的均衡点，那就会非常平稳地实现了过渡，表面上看没有什么博弈动作。但这其实也是博弈，了解自己的位置本身就是博弈的结果。
如果有很多信息不明确，各方就会采取一些试探性的动作，包括威胁和承诺、讨价还价，这些都是博弈。只不过大多数情况下，博弈都体现在谈判上，而不必大动干戈。
你说的很对，聪明人真没必要大动干戈。诸葛亮有句话叫“智者先胜而后求战，暗者先战而后求胜。”聪明人在头脑里模拟战争就足够了。
但是聪明人也要做各种博弈动作。比如你去考了一个关键的证书，那这就增加了你的博弈筹码，别人就得重新给你安排位置。可是你要没有证书，别人不会先给你安排位置。如果只有一个位置，先有证书的人可就把位置抢走了。
现在中国并不对外打仗，但是你得有备战的动作。你不能说我们勤劳勇敢的中国人随时可以成立一支强大的军队，所以你们不要欺负我们 —— 要知道成立军队是需要时间的。你已经有军队是一种博弈，没有军队就是另一种博弈。
有些聪明人会不自觉地把“我能”当成“我有”，以至于就不屑于去做这件事情。其实“能不能”，和“有没有”，是两码事。
先发制人，就是要把我们的能变成有，把对手的能变成不能。
不过不一定所有局面都是先发有利，有时候后发反而有好处，咱们下周再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