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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在历史上有两个辉煌时期：一是春秋战国时期，开封由当时卫国的一座边陲小城一跃成为“战国七雄”之一魏国的都城大梁；第二个就是五代至北宋时期，开封相继成为都城。特别是在北宋时期，城市发展达到了鼎盛时期，而繁盛的东京城是在唐汴州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因水而兴：汴州城市地位大提升 开封在历史上的兴盛与衰败都与水息息相关。这一观点，从魏都大梁城的兴衰得到了有力的印证。在经过大梁兴盛后的千余年，开封的城市地位再次因为水的原因得以大大提升。 在开封城市发展史上，汴河是一条重要河流。如果说几千年来黄河孕育了伟大的中原文明，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汴河影响了开封几千年的繁盛与兴衰。明代李濂在《汴京遗迹志》中记载：“汴河在今县治南三十五步，即浚仪渠也。源出荥阳县大周山，合京、索、须、郑四水，东经京城内，合蔡河，名莨荡渠，又名通济渠。”若追溯汴河的历史，则是由战国时期魏惠王开凿的鸿沟演变而来。 隋唐之际，伴随着大运河的进一步疏通，汴州的水陆交通更加便利，交通枢纽的辐射作用显现，社会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特别是唐代后期，汴州城上升为中原重镇。 隋朝建立后，隋炀帝杨广为了加强对江南的控制，维护中央政权，于公元605年至公元610年，开凿了举世闻名的大运河。大运河北起涿郡，中经洛阳、汴州、山阳、江都，直到余杭，全长4000余里，构成了古代贯穿中国南北的交通大动脉。大运河共分三段，其中一段名为通济渠，它是利用原汴水故道改造而来，沟通了江淮，成为大运河的主干。大运河的开通加强了南北经济的交流，具有重要的历史影响。位于通济渠旁的汴州城，尽得漕运之利，从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与繁荣。 唐代时期，通济渠经过政府的治理与管理，其作用显得更加突出，尤其是中国古代经济重心逐渐南移之后，“戎事方殷，两河宿兵，赋税不入，军国费用，取资江淮”。而江淮财赋的输送全部通过通济渠，“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这时位居河流要冲的汴州借此良机得以迅速发展，商业贸易日益繁荣，一跃成为当时最著名的水陆大都会，为以后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乃至北宋在此定都打下了基础。 在以后的后周时期，为了沟通开封与地方的漕运联系，还大力开挖疏浚河道。当时的开封水运四通八达，成为各地财货的汇集之地。 影响深远的唐代汴州城 进入唐代，汴州的城市地位得以稳步提高。唐代的地方政府实行州、县两级制，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一度改为陈留郡，但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又改为州制。 除了水路交通的畅达，唐代时期，汴州的陆路交通也很发达，从长安往东经洛阳、汴州到山东半岛，又从汴州北上可到幽州（今北京），南下可达扬州。陆路交通的发达成为汴州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有力因素，也为后来复建汴州城奠定了基础。 汴州地处中原腹地，水陆交通便利，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但汴州周围地势开阔，无高山险川可凭，地位的重要性和防御的先天薄弱性构成了一对矛盾，若不能有效解决这对矛盾，不对汴州进行精心部署经营，在军事争夺中汴州很容易被迅速击垮，几乎不可保。 唐代前期，朝廷以“关中本位政策”为指导思想构建了“内重外轻”的国家军事布局，全国兵力主要集中在京畿、西南和西北边疆地区，中原地区尚不作为军事防御的重点。由于这一时期政治相对稳定，中原地区并无大的战争和动乱，汴州作为中原地区的一个普通州郡，其军事地位并不突出。 随着时代的发展，汴州在拱卫东都洛阳、转输漕运、交通河北、屏障河朔藩镇等方面的重责越来越突出，汴州具有相当的军事意义。因此，唐代朝廷对汴州的军事地位逐渐重视。 随着府兵制的破坏和募兵制的兴起，唐代统治者开始对全国的军事部署进行相应的调整，全国军事布局逐渐向“内轻外重”转变。这种调整虽暂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在唐玄宗后期出现了恶性发展的势头，内轻外重局面的失控，最终酿成“安史之乱”。“安史之乱”打破了唐王朝的整体军事战略部署。在唐代朝廷和安史叛军争夺河南道的战争之中，汴州一带位于叛军与朝廷拉锯战的前沿阵地，为两军将帅所瞩目，一度成为争夺的焦点。唐王朝在汴州地区几经得失，极大地影响了河南道地区的战争形势。 “安史之乱”后，当时的唐代政权不仅将汴州地区作为中原地区军事布局体系的重点，更是以宣武重军驻镇汴州，保障汴州的安定和江淮漕运畅通。 “安史之乱”发生后的兴元元年（公元784年），宣武军移治汴州。进入晚唐，汴州常以10万大军驻守，成为重要的“王室藩屏”之地。汴州扼东南漕运之咽喉，成为黄淮之间重要的军事重镇和地区行政中心。唐代朝廷深感“汴州城隘”，意欲新修。 “安史之乱”后，唐代对内陆掌兵的刺史也多加节度使的称号，因此，唐中后期形成了割据的局面。于是，修筑新汴州城的重任落在了时任汴州最高军政长官——李勉的肩上。李勉是唐代宗室、郑王李元懿曾孙、岐州刺史李择言之子，早年曾任开封县尉，后任监察御史，累迁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工部尚书、封汧国公，后出任永平军节度使、汴州节度使等，加封同平章事、检校左仆射。唐建中二年（公元781年），李勉开始修筑新汴州城，工程历时两年多完工。焕然一新的城池呈南北略长、东西稍短、方向略向东北-西南倾斜的长方形，规模宏大、坚固宽广，周回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唐汴州城开设城门七座，其中南墙一门，名尉氏门。东、西、北墙各二门，北二门东曰封丘门，西曰酸枣门；东二门偏南曰宋门，偏北曰曹门；西二门偏南曰郑门，偏北曰梁门。 李勉还把原驻宋州（今商丘）的节度使署衙移到汴州，设在城内北部，四周筑有城墙，称牙城，周长约四里。节度使署衙所在即后来五代及北宋时期的皇城，汴州城城墙则被北宋沿用为内城墙体。 李勉的新汴州城奠定了后世开封城的框架格局，对后世开封城的发展影响深远。新的汴州城改变了原大梁城的布局，确立了城市中轴线，为北宋乃至后期都城布局中的中轴对称树立了标尺，基本奠定了今日开封城格局的雏形。当代开封考古界经过多年的勘探发掘，证明汴州城城墙基础与宋内城城墙基础基本重合，大部分叠压在如今的明清城墙之下。其中东、西两墙分别与今日明清城墙东、西墙基本重叠，南墙则分布于西南城坡住宅小区、原迎宾饭店、包公湖东湖、朱雀苑广场、封吉府街、南泰山庙街、青龙背街等沿线一带，北墙分布在市汽车公司停车场、文昌小学、市人民体育场南部、汽车四队、原二十八中等沿线一带。2000年，通过对明清城墙西墙马道进行发掘发现，唐代汴州城城墙残体叠压在宋内城城墙体下，距地表深10米~12米，残宽10米左右，系夯土版筑而成。残墙基厚约30厘米，墙基下是一层厚25厘米~30厘米的碎砖瓦层作为城墙的基础。 唐代后期，汴州人口快速聚集，加之常有大军驻扎，总人口已近30万。汴州城人口的增加速度超过了同时期的扬州，成为当时的特大城市。由于人口密度大，城区出现了严重的居民侵街现象。过去在都城长安、洛阳长期实行封闭的坊市制度，如今在汴州则难以维系。 唐汴州城的重筑及其在交通、军事上的重要地位，为唐以后四个五代政权相继定都于此奠定了基础，而五代时期特别是后周时期对汴州城的扩筑与修缮，又为北宋政权定都开封创造了条件。进入五代，后梁朱温率先以汴州为都，使之成为北方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城市地位的提高和人口的快速聚集，为后周柴荣修筑东京外城埋下了伏笔。 藩镇之乱：李希烈汴州称帝 李勉新筑的汴州城进一步提高了汴州作为中原重镇的地位，使位于原魏大梁城之南的汴河横穿城内，成为内河。为了汴河航运的畅通，同时也为了军事防御安全，新筑的汴州城又在东、西二墙上修建了汴河东西水门，使水运交通与城市建设互为一体，也排除了防御安全上的隐患。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就是看中了汴州的地理优势和城市声望，才率大军把刚刚建好新汴州城的李勉赶走，在此叛唐称帝。李楚政权虽昙花一现，却是五代之际汴州替代长安、洛阳都城地位的一次预演。 说起李希烈，他所参与的“二帝四王之乱”是一场由于削藩而引发的叛乱，也是晚唐败落的标志事件之一。唐德宗时，李希烈为淮西节度使。建中三年（公元782年），李希烈联合李纳、田悦、朱滔各自称王，公然反唐。唐德宗连忙任命左龙武大将军哥舒曜为东都、汝州节度使，率军讨伐李希烈，叛军气势正盛，屡屡大破官军。官军屡战屡败，唐德宗又派出神策将刘德信统领讨伐李希烈，同时还命李勉为淮西招讨使，与哥舒曜共同平叛，结果官军还是不能取胜。 乘胜追击，李希烈攻陷了襄城，不久又攻陷汴州，节度使李勉退守宋州（治宋城，今河南商丘）。兴元元年（公元784年），李希烈在汴州称帝，国号大楚，改元武成。他任命张鸾子、李绶、李元平为宰相，郑贲为侍中，孙广为中书令；另剖地设置四节度，以汴州为大梁府治，以安州为南关，将石头染色做帝玺。面对官军战败的局面，唐德宗下诏赦免李希烈。但是李希烈已经当了皇帝，此时并不买唐德宗的账。李希烈乘胜继续进兵，他亲率大军五万，在宁陵与唐军激战45天，但是最终失败。他的部将翟祟晖攻打陈州（今河南淮阳），战败被俘。 由于李希烈性格残酷毒辣，对待部属非常残暴。他多次临战在阵上杀人，血流于前，而饮食照常，因此，部属中越来越多人离心离德。所以，李希烈的军队越到后来越是连吃败仗，他的部将看到大势已去，纷纷归降唐军。唐军趁机反攻，接连攻克叛军占领的郡州，李希烈主力彻底败溃。等到贞元二年（公元786年），李希烈接连在战场上失败，他的部将陈仙奇将他毒死，然后举城归降了唐军，到此朱泚和李希烈的叛乱被彻底平定。 虽然叛乱被平定，但唐德宗并没有从根本上抑制藩镇割据的发展，各节度使表面上虽还是大唐臣子，但是形成了父子相传、家族世袭的局面，军事、财赋、行政等都不受中央控制。 中和三年（公元883年）三月，唐僖宗制授朱温宣武军节度使。七月，朱温抵达汴州，自此开启了唐末朱温驻镇汴州的时代。朱温驻镇汴州的24年内，唐代朝廷的势力无法介入，也就无法对汴州进行直接的军事调整。朱温积极经营汴州，以汴州为根据地征略四方，进行兼并战争。在这一过程中，汴州控御四方的地理优势、漕运南北的枢纽地位、贯连东西的便利交通得到了充分发挥，汴州的安定与朱温的崛起之间形成了一种互动关系，为朱温的成功之路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朱温统治时期，汴州在中原地区乃至全国的地位始终处于上升状态。开平元年（公元907年）二月朱温代唐而立，以汴州为都城，建立后梁，汴州成为一国之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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