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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惠芬 李村的《常任侠日记中的丁玲》（《书城》2015年第十期）说，丁玲在《魍魉世界》中说她于1935年春天，最后搬入苜蓿园之前，“先后住在明瓦廊与螺丝转弯”，却没有提将军庙祁家桥。而常任侠1935年2月28日的日记则记：“同风子、高植午餐于丁玲女士处（彼住将军庙祁家桥吉如里一号二楼蒋宾之先生）。其同居冯达患病，午餐后同丁玲及其子玲玲（子名麟女名慧）、风子、高植游古林寺，至金女大参观。”李村以为，丁玲没有提以上第一个括号里说的将军庙祁家桥，可能是在这里住的时间很短，后来忘记了；却可能是她搬到苜蓿园之前，住过的最后一个地方。“遗憾我见闻不广，不知道蒋宾之先生是谁，有关情况还没有查到。” 查《魍魉世界》，她其实是有所记载的。虽然未有“将军庙祁家桥”的字样，却明确提到在明瓦廊与螺丝转弯之后另住过两处。一处是“一九三四年十月初我在医院生了祖慧”，“十月半我从医院搬到中山大街”。但这显然还不是她搬到苜蓿园之前最后住过的地方。因为之后她又记道：“（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冯达检查身体，医生说是三期肺病，不能工作，要卧床平躺休息，还要吃有营养的食品。”而此时，明瓦廊以来一直赁屋同住的姚家也发生了变故。姚蓬子要去芜湖编《芜湖日报》，每月有一百元钱，和妻儿两地生活，花费自然紧些。“我也同样感到经济的拮据，冯达治病，要花钱；小孩雇奶妈也要花钱”，这样“两家都愿意节省开支，合伙吃饭，减少佣人，日用开销都由姚蓬子老婆经营；而且他们夫妇去另找了房子，在城北一个比较僻静的新造的两楼两底的屋子里，租赁了楼上的三间。姚蓬子的妻子带着孩子住一间大些的兼吃饭。冯达一个人住一间小些的养病。我带着孩子住另一间”。“在这里过了几个月，我又借口城外空气好，想法要搬到城外乡下去。”“终于在一九三五年春天，便又搬到苜蓿园。” 这应当便是她搬入苜蓿园之前的最后一处住所。虽然没有写“将军庙祁家桥”，但“城北”正是将军庙祁家桥的方向所在。另从描述的租赁的房子看，和其时祁家桥一带的状况也很吻合。1929年末，国民政府公布了关于今后南京城市建设的《首都计划》。其中的第五章规定首都道路的命名办法为：城南道路，以南京旧称建康、金陵、白下等命名；城中道路，以国内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等命名；城北道路，以全国各省省名，如山西、湖南、察哈尔等命名。将军庙今已不存，其街道也在2002年并入了马台街；然祁家桥还在，仍妥妥地位于以“全国各省省名”命名的山西路上。《南京建置志》说，1933年，南京以城市各区域之功能、历史状况和自然界线为基础，划设八大行政区。将军庙所在的南京今鼓楼地区为第六区，“境内陆旷人稀”。《南京建置志》又说，民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南京城市的面貌依旧，没有明显变化，鼓楼以北的城区内遍布塘洼荒地，仍有“城北乡”之称。及至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城市面貌才有了较大变化。按照《首都计划》的规划，鼓楼区境内开辟了一批新的主次干道，沿路建造了政府机关的办公楼，并在山西路偏西一带造了建筑总面积达六十八万平方米的“新住宅区”。姚蓬子夫妇在“城北一个比较僻静的新造的两楼两底的屋子里”，租赁到的“楼上的三间”，当是这六十八万平方米之一。 让我们再整理下以上所据：鼓楼区（那时叫第六区）位于南京城区的西北，本有“城北乡”之称，将军庙则在鼓楼区的西北。由于《首都计划》的施行，原来“地旷人稀”的城北鼓楼区内出现了许多新建筑，住宅区则主要建于“以全国各省省名命名”的山西路上。而之前我们已经了解，与将军庙相近的祁家桥正是在山西路上。如此，不难发现，丁玲所说的“城北”和常任侠日记中的“将军庙祁家桥”乃是“相叠”的。或者说，《魍魉世界》所记的“城北一个比较僻静的新造的两楼两底的屋子”的“楼上的三间”，正是常任侠日记中的“将军庙祁家桥吉如里一号二楼”。 至于“蒋宾之先生”，窃以为乃是“彼”的解释或“同义反复”。且让我们再读常任侠的所记：“……午餐于丁玲女士处（彼住将军庙祁家桥吉如里一号二楼蒋宾之先生）。其同居……”李文说常此记后不到一周便东渡了，这括号中的句子因而有理由让人理解是他对丁玲这个新朋友所作的一个“通信录”（若在“一号二楼”与“蒋宾之先生”间加一逗号，一切就更清楚了）。丁玲本名蒋冰之，幽居中的她，处境特殊，自告或友人告记其地址名姓时自不会用“丁玲”之名，而更可能是以本名“蒋冰之”告记之。常此条记于他与丁玲交往的第二次，他很可能并不知道丁的本名该作何写，声口相传中，将“冰之”误记为“宾之”是极有可能的。而从他其后的“午餐后同丁玲及其子玲玲（子名麟女名慧）”一语来看，常当日似正有着（或犯着）用近音字笔记 / 笔误的“习惯”（毛病）。“玲玲”是“麟”的近音字，“宾”则与“冰”近音。 另可为证的是他1936年3月15日的所记：“至苜蓿园四十四号蒋冰之女士处。同丁玲坐谈至午。”初看之下，还以为他在这里记了两个人，其实不过是他惯用的“同义反复”的记叙法。但这时他对“蒋冰之”的了解显然已不下于对“丁玲”的了解。而“先生”云云，不过尊称耳。常任侠时任中央大学实验学校高中部主任，并与他人一起编辑《诗帆》杂志，以李村的说法，在诗坛上已小有名气。而丁玲成名甚早，被捕后更因舆论的关注而声名愈振。常久仰其名而初识未久，顺手写下“先生”两字，并不为过和难以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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