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三月，再读汪曾祺

汪曾祺生前照片。资料图

《汪曾祺全集》

他的文学世界不构成对现实世界的批判或者消解，但他的世界也不是现实世界的复制或者映射，用他自己的说法是“我想给读者一点心灵上的滋润”

法治周末记者 管依萌

“春天的早晨，尤其是下了一场小雨之后，就可听到叫卖枸杞头的声音。”“早春的一场雨后，拿着蛇皮袋就钻进山里‘打鸡爪’。”“北京人春天吃萝卜，叫‘咬春’，春而可咬，这两个字很美。”

在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汪曾祺笔下，春天是个享受美食的季节。而汪曾祺就诞生于一个可以“咬”的春天。3月5日，是汪曾祺诞辰99周年。不久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历经8年编校、共计400余万字的《汪曾祺全集》，可谓对其最好的纪念。

汪曾祺的创作生涯历经半个世纪，跨越两个时代，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其代表作品有《受戒》《大淖记事》等，风格平淡质朴、亲切自然。

1997年5月16日，这个曾在《蒲桥集》中写到“我觉得全世界都是凉的，只我这里一点是热的”的老人离开了。他辞世之后，各类作品以不同形式被多家出版机构频频再现，深受中外读者喜爱。

对苦难生活报之以歌

热爱美食的汪曾祺对食道颇为精通。他若与人谈起吃来，会喜形于色，兴致不亚于写小说。他喜欢逛菜市场，“看看生鸡活鸭、新鲜水灵的瓜菜、彤红的辣椒，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

汪曾祺笔下的食物温暖而带着生活气息。新鲜的水果、端午的鸭蛋、故乡的野菜……所有这些寻常吃食，在他的笔下都有了烟火气，鲜活了起来。曾有媒体评论，汪曾祺就像街头巷尾的寻常老者，絮叨着一日三餐的柴米油盐，话里话外都是生活的滋味。

汪曾祺一生经历过不少苦难，然而在他的作品中却往往把苦难一笔带过。

当年，汪曾祺不仅要扛着一百八十斤的麻袋走跳板，还要在三九天里去公共厕所刨粪。但每次收工回家后，他只字不提自己的遭遇。他的文字中永远流淌着温情，即使在特殊时期，他的文章仍旧能够自然地构建出一个随遇而安、恬淡安闲的世界。

相较于苦难，他更愿意发掘生活细微之处的转变和人性的善良，这与他出生的家庭、环境息息相关。江南水乡那绵柔的水流淌在汪曾祺的血液里，赋予了他随和、包容的气质。

汪曾祺的长子汪朗认为，父亲作品有着恬淡和悲悯的意味，但他又能把身边种种的不如意尽量淡化。“我觉得他在创作时有刻意美化生活，就像他写的《人间送小温》，他觉得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就别再刻意放大或夸张这些不好的方面，而是更愿意发掘生活中美好的事物，多给读者带去点正能量。”

“不论哪一段时期，他都是用一种比较平和的态度去面对。”汪朗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他始终对生活保持乐观。”

独树一帜的文学名家

在写作上，汪曾祺注重文章结构的整体性，与此同时，文章用语也非常讲究。有时，他的遣词造句可以用“较真”来形容。

同时，汪曾祺对自己的作品又不是很在意，文章写完以后经常不知道扔哪儿。“也没有底稿，发表以后他也不再看一看，也不再校一校，所以有些东西漏子比较多，错的也不少。”汪朗说。

汪朗回忆，父亲汪曾祺每天早上7点起床，吃一碗加豆瓣儿的阳春面，再沏一杯浓茶。之后，“闭目发呆”地坐在沙发上。有时候可能发呆半个小时，有时候可能发呆四十分钟，等文章整体想清楚了，再去铺纸拿笔。

不仅如此，汪曾祺写作不喜欢没有顺序的状态。因此，他总是打好腹稿以后再动笔，所以，行文流畅便如家常便饭。而在写剧本时，甚至只有一个场次的对白、唱词都能够背下来之后，他才会动笔。

在汪家的日常玩笑中，汪曾祺总被定位为“一个不入流的边缘化的作家”。而汪曾祺给自己的评价则为“名家而非大家”。

“中国过去的文人有所谓大家和名家之分，大家就是文章写的非常有气势，而且忧国忧民。名家就是写点小品，尤其晚明的那些。”汪朗一直认为父亲这是谦虚，后来经人“点拨”才发现，父亲除了自己以外，再未称呼其他人为名家。“他虽然谦虚，可骨子里还是非常傲的。”

在外人看来“随遇而安”的汪曾祺，内心对自己的才华是极度自信的。

这种自信，在《泰山很大》中可以窥见。诗仙李白的“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在汪曾祺看来“有点洒狗血”，“让人有底气不足之感”。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杨早评价汪曾祺：“就像我们这个时代的曹雪芹。他是京派最后的余韵，他曾经是在民国文学文脉当中活跃的一个人。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他再次异军突起，是一个时代的记录者。”

文学评论家王干则认为汪曾祺打通了现当代文学和中外文学，打通了小说、散文文体及民间文学和文人文学间的界限，属于大器晚成的恒星型作家。

事实上，汪曾祺早前对于京派并没有什么研究。在看了《京派小说选》后，自认为被列入这一派可以接受。“京派不是京味，很多人把京派和京味弄混，京味他不是太接受，但是京派相对认可。”汪朗解释道，“因为京派作家林徽因、废名、沈从文都是他认可、崇拜的，所以把他作为京派的最后一个尾巴，他倒是不反对。”

汪曾祺曾非常明确地表示过自己不是乡土派。他认为乡土派的创作态度和创作立场都是封闭的，只是把自己圈在那么一个小地方，而他虽然写了一些家乡的东西，却是用开放的角度来反映的。

对汪曾祺的各种定位，包括他的自我定位，比如“最后的士大夫”“一位抒情的人道主义者”等，杨早认为都有一些道理，“但是细究起来都像是瞎子摸象，都是片面的象”。

汪曾祺的独一无二之处或许在于读者对他文章的感受。初读汪曾祺的作品时没有门槛，看似浅显简单。“你觉得他的文字很美，但是你可能很难说清楚那是怎样一种独特的美，似乎很好模仿，但真的去模仿一下，恐怕只能骗骗外行。”杨早说。

汪曾祺在《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自序中写到：“我以为气氛即人物，一篇小说要在字里行间都浸透人物，作品的风格就是人物的性格。”

谈到汪曾祺作品，就会碰到“完整”二字。《汪曾祺全集》主编之一李建新说：“我理解的完整是几乎每一篇完成度都相当高，都充分的表达了作者的意图，无论是语言、技术还是情绪，我们整体看汪曾祺的小说也像浏览一位绘画大师一生的作品，有名作，有素描，还有速写，甚至是小纸片上随手画的几笔，这一切都让作家的形象更为丰富饱满，让人觉得更亲切。”

相比于“完整”，杨早更想用“浑然”来形容汪曾祺。从事创作50多年，中间有各种力量拉扯、限制、压抑他，但是汪曾祺就像坚韧的气球一样，不管怎么拍打他、推打他、遮盖他，这个气球始终是气球。

“打开整部汪曾祺全集，无论是小说、散文、戏剧、文论、书信、诗歌，都在营造这样一种气氛，不管你打开哪一种作品，汪曾祺都会把你带入他的那个世界，他的作品就好像爱丽斯奇境里面那个树洞入口。”杨早解读道，“一旦进去以后，会发现用‘汪眼’看到的世界跟你熟悉的世界不一样，他的这个世界不构成对现实世界的批判或者消解，但他的世界也不是现实世界的复制或者映射，用他自己的说法是‘我想给读者一点心灵上的滋润’。”

一个追求“没大没小”的老头儿

汪曾祺在文学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是在家人眼里，这成为他向家人“撒娇”的筹码。

“你们要对我好一点，我以后可是要进文学史的。”每每提及文学史，女儿就会“打击”汪曾祺：“老头儿，你别做梦了！”

汪朗和他的两个妹妹直呼汪曾祺为“老头儿”。时间长了，汪朗的女儿也称爷爷为老头儿。其实，在汪家，“老头儿”是尊称。

汪家最大的特点就是“没大没小”。虽然被称为“中国当代最具名士气质的文人”，但是汪曾祺在家里却常被“开涮”。汪朗曾在多种场合中多次回忆父亲随性、达观的为人为文之道，坦言：“有这么一个父亲非常幸福，他从来没有对我们沉下过脸。”

无论在家中还是在外，汪曾祺都将身段放得很低，从来不端架子。“在我们家，有几个人他就是几把手，三个人就是‘三把手’，四个人就是‘四把手’。如果加一只宠物，那他就还要往后排。”汪朗笑言。

“‘没大没小’就是他的追求。”汪朗解释道，汪曾祺认为家里重要的和谐因素就是平等。诚如汪曾祺在散文《多年父子成兄弟》中描述的父亲与自己、自己与儿子之间那种亲近、温馨、平等的关系，在家里，他不端着架子、不一本正经，讲究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这样的家庭环境下，也造就了汪家人随和、好相处的气质。

汪曾祺擅长写作，却不擅长说甜言蜜语。他把对家人的爱藏在心里，只是默默地做事。“虽然父亲在外人眼里是一位大作家，但他只要在家，饭都由他来做，不管每天多忙，到时间该买菜做饭，一刻不耽误，一直保持到70岁，毫无怨言。”汪朗回忆。

汪曾祺的“淡然”不仅体现在作品上，对于子女的教育，他也并不像多数父母那样“望子成龙，望女成凤”。

“我们觉得跟他学的最基本的东西就是精神层面的东西，一是认真做事，二是平等待人。”汪朗说。

责任编辑：高恒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