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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贡>集传》札记

2019-03-19  宇闻休闲...


刘玉文

    【笔者按】这篇文字曾在〖无棣方圆〗上发表过。据昌黎的文联主席董宝瑞先生说,不知谁在今年的愚人节前夕把本文贴到了他他的博客上去了。董先生恐怕『易引起昌黎本地网友众怒的《〈禹贡〉集传札记》,更不适合留下当活靶子,笔者(按:董自称)遂行使版主职权将其当即删除了』据说连续删除了30多次。不料偏偏在『愚人节那天深夜又了出来』,董先生有愚人忌讳,没细看,只是『在愚人节之夜过后……在删除那个帖子之前,对《〈禹贡〉集传札记》一文进行了细细研读。』你看,不知哪位朋友多事儿,竟干扰了董先生安然地欢度愚人节。无棣城里一直没有天主教堂,也从没有教会学校,与洋人交往也少,远不懂得洋节的含义和过法,尤其不知道愚人节是啥玩艺儿,更不知道是从哪儿输入的舶来品。董先生对愚人节的意义和忌讳一定相当通晓,可谓学贯中西。在董先生心目中,无棣人士无疑应属于下愚之列,在愚人节作了愚人之事,害得上智不移的聪颖机敏的董先生不得不在愚人节前夕愚人节深夜愚人节之夜过后去抓耳挠腮地跟着干了一些愚人之事。这不,让很注意纳吉的董先生触了大霉头,使得原本『对碣石考辨问题发生兴趣已有30个春秋,撰写和发表碣石考辨文章也有二十六七个年头』的董先生江浪才尽了,不得不继续跟在愚人的文字后边一个劲儿地贴补丁了。此前,经过一番咨询,听说洋人或洋教徒不久就要过圣诞节了,所以特地在圣诞节前夕再把这篇文字贴出来,作为圣诞礼物献上,以示致歉。

【正文】:

<禹贡>集传》札记

由郭云鹰先生主编的《〈禹贡〉碣石山》一书出版,总结了山东无棣人士近年来考察研究“无棣《禹贡》碣石”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引起一定的社会反响。也传来不同的声音,昌黎的董宝瑞先生就将其视为“新的‘碣石’异说”,并惊呼道:“马谷山祭起的是古碣石山的旗号”!还屡屡责问“落笔是不是显得有点轻率了些”、“偷梁换柱、强词夺理的痕迹是不是太浓了一些”、“立论者是否有点太痴情无棣马谷山为古碣石山之说,臆想和武断的成分太多了”等等。

为了进一步研讨“《禹贡》碣石”问题,利用闲暇之余补课,浏览了四种版本的《尚书.禹贡》集传,其中有:

《霞光书经》(遵依洪武正韵 敬文堂梓行)简称《霞光》。

《书经体注合叅》(钟山钱希祥 雍正乙巳纂辑  苕溪范紫登先生叅定 乾隆五十八年冬鐫 金阊书业堂藏版)简称《体注》。

《监本书经》(光绪丁未  承文信藏版)简称《监本》。

《奎壁书经》(金陵奎壁斋梓 成文信梓行)简称《奎壁》。

四种版本皆注明为“蔡沈集传”,但注释语句多有出入,然基本精神并无相左之处。受益良多,仅作札记如下:

一、“定高山大川以别州境”“兖州之北境,北尽碣石河右之地”

1、《禹贡》“禹敷土……奠高山大川”节。

《体注》云:“此记治水之大纲也,分土则区域辨,随刊则便宜审,奠山川则州境别。”

《监本》、《奎壁》传云:“定高山大川以别州境也,若兖之济、河;青之海、岱;徐之海、岱、淮;……梁之华阳、黑水是也”。

2、《禹贡》“济河惟兖州”节,

《监本》、《奎壁》集传云:“兖州之境,北尽碣石河右之地”。

由此可知,《禹贡》中所举“高山大川”其作用主要是“以别州境”。而“兖州之境,北尽碣石河右之地”,则《禹贡》篇所载之“碣石”,当然也是具有“以别州境”之功用,它位于冀、兖二州接界的古渤海之滨,而濒于“兖河”之北岸。

《禹贡》中所说的“九州”是被“高山大川”所分隔的自然地域概念,并不是行政区划。所以其边界线并不十分明确,九州州境“四至”不全,九州之中七州只有二至,徐州有三,说明当时的“州”只不过是以大河的流域为基础的、相对模糊的区域轮廓。汉武帝元封五年(前 106),全国首置十三个刺史部,“州”才成为行政区划。

《旧唐书.天文志》载:“须女、虚、危,玄枵之次,其分野:自济北郡东逾济水,涉平阴至于山茌,汉太山郡山茌县,属齐州西南之界……(得汉之)平原(郡)、渤海(郡),尽九河故道之南,滨于碣石,今为德州、棣州,沧州其北界。自九河故道之北,属析木分也。…..古之北燕、孤竹、无终…皆析木之分也”。

即西汉时的平原郡、渤海郡的辖区,包括全部“九河故道以南”地区而濒临“碣石”,这与“兖州之境,北尽碣石河右之地”相符合。此“碣石”坐落在唐代“沧州其北界”。无棣县在唐代隶属于河北道景城郡沧州,且在其北部海滨,有一座被称为“马谷山”的、“碣然特立”玄武岩孤丘。这座孤丘就是“《禹贡》碣石”,原不应有什么值得怀疑之处。

“《全晋文》卷五九引成公绥〈大河赋〉:‘览百川之宏壮兮,莫尚美于黄河。秦自西而启壤兮,齐据东而划疆’。‘齐’地,《旧唐书》卷三六〈天文志〉:‘自济北郡东逾济水,东南及高密国,东尽东莱郡之地。又得汉之北海、千乘、淄川、济南、齐及平原、渤海郡,尽九河故道之南,滨于碣石’。”(王颋:《曹操引漳——“鑿渠入海”與魏、晉黃河》) 古代诸侯有封土之道里,无“领海”之概念,因此“齐地”不可能隔海与“辽西”划疆界,自然“齐地”所滨之“碣石”也绝不可能坐落于辽西。

《新唐书.天文志》还载:“须女、虚、危,玄枵也。….得汉北海、千乘…..及平原、渤海,九河故道之南滨于碣石”“自北河(按:即“九河”)下流,南距岱山为三齐,夹右碣石为北燕”。

这完全与“兖州之境,北尽碣石河右之地”相符合。即“碣石”在九河之下流,并且是位于“以河为竟”的“北燕”和“三齐”分界线上的参照物。倘若春秋战国时代有人站在今“昌黎碣石山”的“娘娘顶”上,面对河源,去修改周初的封疆诏书曰:“南距岱山为三齐,夹右碣石为北燕”。那就连燕国昭王后来新建的辽西、右北平、渔阳郡的南部和燕国的两个都城下都、临易,还有后来荆柯要向秦王献图的膏腴之地“督亢”在内的大半个燕国都划归齐国所有了,这是燕国绝对不能接受的,也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所以,此处的碣石只能是无棣的古碣石,绝不可能是今昌黎碣石。   以往,学者们讨论《禹贡》碣石,往往只着眼于碣石的“贡道标识”的次要功用,却忽略了碣石“以别州境”的主要功用。因此,人为地给《禹贡》碣石冠以“冀州碣石”、“兖州碣石”之类的标签,不是到古黄河移徙的尾闾之地、冀兖二州的接界之域去定位碣石,而是到燕山余脉去“奉旨”寻找所谓能够望到“水何澹澹”的“特立高山”。 

其实,所谓“高山”是相对的,禹时还没有“海拔”基准概念,古人一般只对“相对高度”感兴趣,高出海面 60余米的海滨碣然特立的孤丘,要比高差悬殊不大的上百峰峦中相对高出60余米的山头更加明显,因为前者远近看皆为特立“孤标”,而后者则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从远处望去(不管是从海上,还是陆上),那高出一点的山头充其量就像一根锯条上的“大锯齿”而已,根本无“导航”作用可言。即使今天的现代船舶,不用无线电导航仪或“卫导”,仅仅以数百里之外的“昌黎碣石”作为导航、转向标识,就能进于海河口,而找到塘沽新港,无异于痴人说梦。远的不说,而今进出葫芦岛的舰船有谁以昌黎的娘娘顶“导航”? 禹时的人力小舟可能尚未使帆,只能傍近岸曲折航行,进入河口、港湾只需在其附近找一个明显而熟悉的标识即可。正如现代船舶进港仍以并不特别高大的灯浮、水鼓,甚至是大烟囱作导航标识,这是航海常识,为何大河口附近的60多米高的明显孤丘就不具标识作用呢?船行于大海,为保证航行安全和不偏离航线,宁肯选定靠近航道的小型岛礁做参照物,绝不会选择百十里之外的甬道似的一排山头作导航标识,这是近海航行常识。不信,就去请教一下航海人员。如果按照清谈者的奇思妙想,原始的“岛夷”尚能在数百里之外“夹右”一个山头即可保证“入于河”,那末明代郑和下西洋就容易多了,他只需选择珠穆朗玛峰、乞力马扎罗山等几个大山头就行了。

一说到“《禹贡》碣石”,有人就以为必定是“特别高大”之山。这也是误解,胡渭《禹贡锥指略例》云:“禹所名之山,苞举宏远,非一峰一壑之目也…….至若厎柱、碣石、朱圉、大伾之类,则又狭小孤露,与一峰一壑无异。盖山陵之当路者,不得不举为表识,未可执前例以相绳,以为必广袤数十百里之大山,而疑古记所言之非也”。此乃一言中的。

无棣古碣石符合“狭小孤露,与一峰一壑无异”“不得不举为表识”之意,胡渭之所以对无棣古碣石产生怀疑,不是因为它不够“苞举宏远”的标准,而是因为囿于《禹贡》后世出现的“九河”之名称的“马颊”与“笃马”而已,岂有他哉。他只是说“宋二股河下流合笃马河经此山(按:指无棣马谷山)入海,非禹迹也,安得指马谷为碣石,刘氏(按:指明代学者刘世伟,他认为马谷山即《禹贡》碣石)凿空无据”。众所周知,古黄河,洪水期水溢横流为“九河”,枯水期归入干流,整个津南一带的大平原几乎全部是黄河挟沙淤积而成,安知今“笃马”河道非昔之九河故道乎?史念海先生在其《黄河流域诸河流的演变与治理》一书中说:“西起太行山下和颖河之滨,东达泰山之麓,北至天津,南迄淮河,其间都曾经成为黄河河道摆动和泛滥波及的地区”。《水经注.淇水》注云“无棣沟……由东北经盐山(即马谷山)入海……‘北至于无棣’乃四方所至之地”。无棣沟是大河支流,《中国历史地图集》也有明确标注,无棣沟迄今仍流淌在河北省盐山、海兴的沃土上。用数千年之后 才出现的“宋二股河下流合笃马河”去否定九河故道,分明是胶明清之“柱”而鼓禹夏之“瑟”,并非“刘氏凿空无据”。

   《清史稿.海防》载:“顺治十一年,令苏利为水军都督,驻军碣石,为山东海防之始。……(咸丰)八年,饬天津镇总兵赴山东,详堪海丰(按:今无棣县)一带海口。九年,以海丰县大沽河有防营故址,饬崇恩等拨兵防守。”此山东海防驻军之“碣石”,断然不会是昌黎碣石,理当无甚异议。

二、《禹贡》大河“至碣石入于海”。

1、《禹贡》“既载壶口”节。

《体注》、《监本》、《奎壁》传曰:“禹治水施功之序,则皆自下流始……兖州最下,故所先;雍州最高,故独后。 ”

2、《禹贡》“至于衡漳”节。

《监本》、《奎壁》传曰:“禹之导河,自洚水大陆至碣石入海”。

朱熹老夫子曰:“故某尝谓禹治水,必当始于碣石九河。盖河患惟兖州最甚,兖州是河曲处,而此处两岸无山,皆是平地,所以溃决必常在此,故禹自决处道之,用工犹难。孟子亦云‘禹疏九河,瀹(yuè)济漯而注于海’盖皆自下流以杀其势。……禹治水,乃是自下而上,又自上而下。后人以为自上而下,此大不然!不先从下泄水,却先从上理会,下水泄未得,下当愈甚,是甚治水如此。” (《朱子类语》第五册  黎靖德编 北京 中华书局 1994

3、《禹贡》“夹右碣石入于河”节

 《监本》《奎壁》传曰:“碣石,《地志》载北平郡骊城县西南河口之地。……自北海入河,南向西转而碣石在其右转屈之间故曰‘夹右’也……又按郦道元言,‘枕海有石如甬道数十里,当山顶有大石如柱形,韦昭以为碣石’,其山昔在在河口海滨,故以志其入贡河道。” 

《霞光》传曰:“碣石在北平郡骊城县西南大河之口海水之滨也……自北海入河,南向西转而盘旋于碣石之左,碣石在其右转屈之间,故曰‘夹右’也”。

《体注》注云:“碣石山峙于大海之滨,当逆河入海之处”。“由北海入河自海而南向,则望碣石以接河滨,由右而西转则自碣石以达河口,舟在左石在右转屈之间,视之若在挟掖之右,故曰‘夹右’”。

4、“九河既导”节。

《监本》《奎壁》注曰:“九河入海之处有碣石在其西北岸”

5、“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节。

《监本》《奎壁》 传云:“九河见兖州…….洚水、大陆,九河、逆河皆难指实。然上求大伾,下得碣石,因其方向,辨其故迹尤可考也。” 《禹贡》“九河”节集传,对九河所在,一言在“沧州”、“棣州”、“饶安”,两言在“德州”、“无棣”,认为九河在“德、棣、沧州”之间,古今并无争议。

《体注》云“逆河……河流始于雍,经于冀、豫,终于兖也”。

此外,《史记.夏本纪》作“夹右碣石入于海”。[正义]:“播,布也。河至冀州,分布为九河,下至沧州,更同合为一大河,名曰逆河,而夹右碣石入于渤海也。”《汉书.沟洫志》载:许商以为“古说九河之名,有徒骇、胡苏、鬲津,今在成平、东光、鬲界中……今河虽数移徙,不离此域”。

.杜佑《通典.州郡》卷八:“周职方曰:‘东北曰幽州…川曰河、济’。河在景城郡无棣县界”“(九河)其徒骇、鬲津、钩盘、胡苏并在景城郡,马颊、覆釜二河并在今平原郡”。

总上所述,其一大河至碣石入于海;其二冀兖二州以大河为界;其三大河始于雍州经于冀州而终于兖州。根据这三个要素,碣石位置就在大河终端的冀兖之域。入河需“夹右”,说明碣石坐落于当时大河干流北岸附近。史籍中并没有说碣石“正当河道”,所谓“正当河道”是有人为“标新立论”作反驳依据而臆造的。试想,立于沙基海岸的“碣石”,岂能能成为第二个“中流砥柱”。并非仅如董宝瑞先生所狐疑的“马谷山祭起的是古碣石山的旗号”,而是已成定论:无棣古碣石乃名副其实的“《禹贡》碣石”。

对于《禹贡》碣石在“河口之地”,有人质疑,首先是维护“古碣石即今昌黎碣石”说的人们,据董宝瑞说“迁安学者马恂在主笔重修同治四年(1865年)版的《昌黎县志》时就曾指出:‘蔡九峰作《尚书传》,于所引《汉书·地理志》骊城县大碣石山在其西南,而自增‘河口之地’,《汉书》本无此四字也。九峰生于南宋,南北分裂,何由知北方之山川形势?此不过以意为之耳!然碣石之不必在河口,不在海滨,不必繁称博引,即《禹贡》之文思之,可晓然矣!’”( 董宝瑞文《〈禹贡〉之碣石非两地》)

郦道元《水经注》言“大石如柱形,韦昭以为碣石”,“韦昭以为碣石”并不等于郦道元自己以为“碣石”。蔡沈是南宋人士,没到过辽金管辖的辽西一带,怀疑他对碣石在“河口之地”的注释“不过以意为之耳”。“无独有偶”,韦昭(204-273年,曹操北征乌桓时他才四岁)乃三国时孙吴的四朝重臣,当时也是“南北分裂”,右北平归曹魏管辖,那韦昭“何由知北方之山川形势”?有何证据证明韦昭曾到右北平亲眼见到“枕海…甬道,大石如柱形”?是否“不过以意为之耳”?同理,郦道元时代也是“南北分裂”,生于北朝,他“何由知南方之山川形势”?而为何《水经注》内竟有南朝的“山川形势”?有何证据证明郦道元曾亲耳听到三峡“高猿长啸,属引凄异”?是否亦有“不过以意为之耳”之嫌?

按照这种人的“考证逻辑”,司马迁没见到三皇五帝、五霸七雄、汉高文景,所以其《本纪》也无可取之处?

《汉书.地理志》的编纂者班固,乃雍州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士,按照“马恂”先生们的逻辑,有何证据证明他履亲过所记述的九州山川?或否也同样存在“何由知之”“以意为之耳”的疑问? 

诚如董宝瑞先生所说的“具有较大的权威性”“我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夫人李永藩籍出治所在古城卢龙的旧永平府一带的谭其骧先生在撰写论文《碣石考》时,若能亲自到昌黎沿海实地勘察一下,也就不会推测另有一块‘碣石’没于陆了。” (董文《碣石考絮语》)说明谭其骧老先生在1976年第2期《学习与批判》发表的《碣石考》,也同样没到昌黎沿海实地勘察,那谭老“何由知昌黎娘娘顶之山川形势”?可否亦有“不过以意为之耳”之嫌?

坚持“《禹贡》碣石在无棣”的人士,可以以此逻辑“怀疑”是班固把“骊成”县和当时无棣所属的“高成”县给弄混了。《汉志》应在“高成”下注明“碣石在县东南”就对了。这就会嘎然平息“千年聚讼”!省得“马恂”先生们,把个“骊成大揭石”硬当成《禹贡》碣石,在右北平、辽西,东西南北、陆地海上象摆积木似的,人为地摆划了数百年,还没有摆放稳当。

三、古之学者误认为“平州碣石”为《禹贡》碣石,也是基于“九河当在此地”“禹河入海乃在碣石”这一必要前提

“九河既导”节。

《监本》《奎壁》注云:“程氏以为九河之地已沦于海。引碣石为九河之证,以为今沧州之地北与平州接境,相去五百余里,禹之九河当在其地。后为海水沦没,故其迹不存。未没于海之时,从今海岸东北更五百里平地,河播为九。在此五百里中,又上文言‘夹右碣石’。则九河入海之处有碣石在其西北岸。九河水道变迁难于推考,而碣石通趾顶皆石,不应仆没。今兖冀之地既无此石,而平州正南有山而名碣石者,尚在海中,去岸五百余里,卓立可见,则是古河至今以为海处向北斜行,始分为九。” 此段解释虽犯了“削足适履”的错误,但他坚持“禹河入海乃在碣石”的观点并没有错。

《史记.夏本纪》 “冀州”节,同是唐代人对同一段中的注释就截然相左。唐代张守节的[正义]云:“黄河自胜州东….又东北至平州碣石山入海也。”而司马贞的[索隐]则云:“盖碣石山有二,此云‘夹右碣石入于海’,当非北平之碣石”。

[正义]“同为逆河入于海”时却又注云:“河至冀州,分布为九河,下至沧州,更同合为一大河,名曰逆河,而夹右碣石入于渤海也”。此“碣石”似在沧州而非平州。孰是孰非?求之迹,平州断无黄河故道;度之理,则水向低处流,黄河不会翻越燕山从昌黎入海。

即使主张把古黄河延长到平州入海的学者们,也回避了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平州的河流基本是向南流入于海。如果古黄河从“平州碣石”入海,那末,平州境内的滦河等十数条河流就必然是黄河的支流,那平州一带就属于“黄河流域”了。恐怕连主张《禹贡》碣石在昌黎的学者都不承认这一事实。因为既然古黄河不能人为地延长到平州,那就只能回到古兖冀接界之域去寻找《禹贡》碣石。

清代河间人士纪晓岚在《滦阳消夏录》中曾说:“九河皆在河间,而大禹导河不径直入海,引自北行数百里,至(平州)碣石乃入?”

古之学者有的之所以把“平州海中”的一个“大揭石”,误认为是《禹贡》碣石的另一原因,是兖、冀之域的“碣石”即无棣古碣石并不十分高大,且从春秋以来此山又数易其名;加之此山长期处于九河漫流的滩涂湿地,古代鸿儒大师们多专事著书立说、讲经授徒,钻研古经籍的“考究”学者,也往往是以经注经或相互转注,无暇涉足此海滨之地,因此误为“今兖冀之地既无此石”,随之又臆造出九河碣石苞沦于海的神话,甚至不惜把沧州陆地向东北拉伸五百里去屈就“尚在海中”的“平州碣石”。于是乎,平州的“大揭石”也嬗变为“大碣石”还衍生了“小碣石”,并因大禹的灵光而神气起来。

运用现代的科学知识已证明,碣石沦于海是错误的,“九河”也不可到辽西入海。所以,把那一带的什么“山”、“石”称之为“碣石”、“古碣石”、“今碣石”都是无可非议的,但若说成是“《禹贡》碣石”,就必须与大禹平治水土有关。

再说,大禹治水北北不过恒、卫。翻遍了整个《禹贡》篇的“九州”章或“导山”“导水”章,怎么也查不到“神禹”导辽西一带的濡水、榆水、大辽水或平州某某山的记载。《禹贡》是记述大禹治水的事迹,其当务之急是“随山浚川”,而不是为东北什么“鸟夷”去修陆路贡道或“国防公路”。他怎么可能抛下“势重役烦”的治水工程于不顾,而跋涉千里,冒险到“深昧不测”的戎狄之地去考究燕山、阴山的余脉到何处入海呢?就算如董宝瑞先生所云,如今藏在昌黎娘娘顶后还有一个海拔400余米高的“棒槌山”又名“小碣石”,传说是大禹的“拴船柱”。大禹能在那里“拴船”,无疑今昌黎碣石在当时也是大海中的一个“孤岛”,即使大禹“遽敢深入”彼地,但当时没有钻探设备,他怎么会知道此“孤岛”的水下基脉是与燕山相连而不是与努鲁儿虎山相连呢?以今日“大中华”的疆域去臆测舜禹时代华族的活动范围未免太简单化了。虞舜时“蛮夷猾夏”、“分北三苗”,春秋齐桓公征孤竹,战国燕将秦开拓东边,西汉飞将军李广任右北平北平太守的腥风血雨的记载以及盛唐时代“摐金伐鼓下榆关”的事实,说明在大禹年代也不会是百族敦睦、万国和合的大同时代。大禹时代被困于滔天洪水之中的华夏族人也没有能力跑到其生存空间以外的地方去“支援第三世界”,实施导山导水的浩大工程。

“我国远古时期‘大禹治水’、“驱逐旱魃”的传说,正是海河流域人民早期与洪水斗争的反映”(王育民:《中国历史地理概论》.第五节海河的巨变)。海河流域的滨海“碣石”,岂能跑到辽西去。

四、“导山”是为了“导河”

《禹贡》篇中,并未注明什么“导山”、“导河”章,这是后世学

者研读时添加的。集传者把“导山”理解为“随山”,以此与《禹贡》卷首的“随山刊木”相对应。认为“导山”的目的是在于“治水”,而不是去开发与洪水无关的山区。“导山”中所提到的山名都是与大河流域有关的山峦间的“小流域”,而不是考察、划分山峦之间的地质脉络。近年发现的西周青铜器《遂公盨》铭开头就说:“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即使在草木榛榛、鹿豕狉狉的洪荒之处“刊木”,也是为便于视察水情临时通行或清除堵塞洪水的蔽障,不会去单纯修筑与治水无关的山间通道。

1、《禹贡》“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节。

《监本》《奎壁》注曰:“此下随山也……禹之治水,随山刊木,所标识诸山之名,必其高大可以辨疆域,广博可以奠民居。……初非有意推其脉络之所自来。….若必实以脉言之,则尤见其说之谬妄。…….次一支乃为太行,又次一支为恒山,其间各隔沁潞诸川,并不相连属。豈自岍、岐跨河而为是诸山哉?此北条,大河北境之山也。”

《霞光》注云:“此下随山也。凡水之势皆因于诸山……导太行恒山以至于碣石,正欲使太行之水入河,恒山(之水)入滱至碣石河口海滨之地止焉。曰‘入于海’者,禹自雍州之岍山直地抵冀之碣石,使诸山之水同入于海焉。……此北条大河北境之山,河、济所经。”

《体注》传云:“雷首以至碣石皆冀州山……此北条大河北境,雍冀二州之山,河、济之所经,禹之隋山始于雍州……治太行恒山以至于碣石,皆冀之东河山也,其间不但河、济顺流,而汾、洚、漳、沁、恒、卫等水皆有归向矣。……导山共四条,导水共九条,导此诸山则可知河、济之势入于海,而浚河、济之功可施矣。”又云:“天下水源皆出于山,水势皆因乎山,故导水必兼导山。如北条大河北境诸山,乃河、济两大水所出入之处……治大河北脊之太行与恒水发源之恒山以至于海边之碣石,而冀州东河之山导矣。……虽有导山、导水之异,其实随山为治水,故以‘导’为文。……谓之‘及’者,以相距之近也。谓之‘至于’者,以其相距之远也。”另在“恒卫”节注云“恒水出恒山北谷,东流入滱水,卫水出恒山灵寿东,入滹沱河”。

2、“导河积石……同为逆河入于海”节。

《霞光》注云:“九河即为兖之东河也。”

《监本》《奎壁》传云:“‘九河’见兖州。….…九河、逆河皆难指实,然上求大伾下得碣石,因其方向,辨其故迹,则犹可考也。”

《体注》注云:“分而为九,合而为一,皆水势之自然,禹特顺而导之耳,此见河流始于雍经于冀豫终于兖也。”

既然岍、岐至于碣石诸山乃“北条大河北境之山,河、济所经”,导冀州诸山是“以为浚河、济”;所导之河“经于冀豫终于兖”; “恒山至于碣石”之“至于”就是“相距之远”,即恒山、碣石就不一定是山脉相连,那么这“终于兖”的“海边之碣石”、“碣石河口海滨之地”之碣石,定然是渤海西岸的沧州无棣古碣石,决不会是平州之“大揭石”或“碣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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