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磊：北大藏汉简《赵正书》中的秦始皇形象

关于秦始皇，林剑鸣先生认为：“一个人生前只活了五十岁，但死后却被人评说了两千余年。此人就是秦始皇。秦始皇本人就是一个谜一样的人物，他的一生充满了神奇色彩和极其矛盾的现象。”学界对秦始皇的讨论也曾在上世纪掀起过热潮，对他的功过是非也存在着较大的争议。钱穆先生曾道：“近世言秦政，率斥其专制。然按实而论，秦人初创中国统一之新局，其所努力，亦均为当时事势所需，实未可一一深非也。”诚然，秦始皇的形象也应多元，而非仅仅的贬低。

以往对秦始皇进行解读主要是依据传世文献的记载，比如《史记》，其对我们认知秦始皇所起的作用自不待言。北大藏汉简《赵正书》亦有对秦始皇形象的刻画，由于成书于西汉早期，早于《史记》，有利于我们加深对秦始皇的了解和认知。

一、传世文献所见秦始皇形象

传世文献中有关秦始皇的记载，散见于《过秦论》、《战国策》、《史记》、《新语》、《淮南子》、《盐铁论》、《汉书》等典籍中，秦始皇大都以负面形象呈现，是一个典型的专制君主。

西汉贾谊在《过秦论》中对秦始皇形象进行了刻画，代表了汉代士人对秦始皇的普遍认知，对后世影响深远。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便曾引用贾谊的《过秦论》，曰：“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

由于写作需要以及政治需求，贾谊在《过秦论》中虽对秦始皇的功过均有涉及，但以负面形象为主。

一是功超先祖，威严无比。《新书·过秦上》载：“施及孝文王、庄襄王，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㝢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搞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始皇既没，余威振于殊俗。”

二是自以为是，错而不改。《新书·过秦上》：“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新书·过秦下》：“秦王足己而不问，遂过而不变。”

三是贪鄙多疑，诈力暴虐。《新书·过秦下》载：“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

我们从《过秦论》的字里行间中，能感受到贾谊对秦始皇的形象构建较差。原因自然比较复杂，除了政治上固有的批判外，儒家思想的“仁义”、汉初“无为而治”的道家氛围可能都起到了作用。归根到底，在贾谊的思想中，秦始皇虽有大功，但偏执威严，暴虐多疑，绝非“仁爱”之君。

《史记》对秦始皇的定位比较多元，虽记录有秦始皇的正面形象，如虚心纳谏、知错能改、知人善任等，但对秦始皇的负面记载更多，甚至以此奠定了秦始皇在史书中的形象。

一是“忘儿时之义”，对故人不善。《史记·刺客列传》：“燕太子丹者，故尝质于赵，而秦王政生于赵，其少时与丹驩。及政立为秦王，而丹质于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归。”

二是“少恩而虎狼心”、“得志亦轻食人”。《史记·秦始皇本纪》缭曰：“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

三是“疑下”，不信任臣属。如《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帝幸梁山宫，从山上见丞相车骑众，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后损车骑。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语。’案问莫服。当是时，诏捕诸时在旁者，皆杀之。自是后莫知行之所在。听事，群臣受决事，悉于咸阳宫。”

四是不听谏言，一意孤行。《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

五是“刚戾自用”、“意得欲从”、“乐以刑杀”、“专制独裁”、“贪恋权势”等。如《史记·秦始皇本纪》：“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于是乃亡去。”

六是信鬼神，求长生，却被术士欺骗。《史记·秦始皇本纪》：“因使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臣等求芝奇药仙者常弗遇，类物有害之者。……原上所居宫毋令人知，然后不死之药殆可得也。………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药，数岁不得，费多，恐谴，乃诈曰：‘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故不得至，原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

七是以法为本，无仁爱恩义。《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于是急法，久者不赦。”

八是焚诗书愚百姓。《史记·秦始皇本纪》载：“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史记·李斯列传》载：“始皇可其议，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使天下无以古非今。”

关于司马迁《秦始皇本纪》的构成，李开元先生认为是由“司马迁所撰写的《秦始皇本纪》；贾谊的《过秦论》下中上三篇；《别本秦世系》；班固著《评秦始皇本纪文》”四篇拼凑而成。从体例来看，司马迁是认可贾谊对秦始皇的形象构建的。在此之外，司马迁还重点刻画了秦始皇的长生思想，进一步把秦始皇的愚昧展现出来。

《战国策》对秦始皇的形象定位是贪、威严。如《战国策·燕策三》：“丹之私计，愚以为诚得天下之勇士，使于秦，窥以重利，秦王贪其贽，必得所愿矣。诚得劫秦王，使悉反诸侯之侵地，若曹沫之与齐桓公，则大善矣……燕国有勇士秦舞阳，年十二，杀人，人不敢与忤视。乃令秦舞阳为副。……至陛下，秦舞阳色变振恐，群臣怪之。荆轲顾笑舞阳，前为谢曰：‘北蛮夷之鄙人，未尝见天子，故振慑。愿大王少假借之，使毕使于前。’”《战国策》通过侧面烘托，塑造了一个政治上贪婪，形象上威严的君王形象。

《新语》、《淮南子》、《盐铁论》、《汉书》等典籍对秦始皇都有不同程度的描述，主要是“刑法太酷、奢靡与横征暴敛、穷兵赎武等”。

综合传世文献记载，秦始皇的形象以负面为主，主要有贪鄙多疑、专制独裁、严刑峻法、不讲仁义、自大威严等。由此也可看出秦始皇的形象有固定化的倾向，我们从中看不到秦始皇有“仁爱”之举，“爱民”之心，其所作所为大都可以打上“负面”标签。

二、《赵正书》所载的秦始皇形象

《赵正书》对秦始皇的描述性文字虽然不多，但非常具体。从不同侧面彰显了秦始皇将死之时的悲痛、疑虑、惆怅、不舍的感情。这为我们加深对秦始皇的了解，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1.流涕

“流涕”者，流泪哭泣也。秦始皇“流涕”之言，不见于传世文献，然《赵正书》中两见。一是：“秦王赵正出游天下，还至柏人而病。病笃，喟然流涕长太息，谓左右曰：‘天命不可变于？吾未尝病如此，悲□……’”二是：“赵正流涕而谓斯曰：‘吾非疑子也，子，吾忠臣也。其议所立。’”

要说明的是，“哭泣”在战国秦汉间较为常见，时人也并不以此为耻，上至君王下至百姓均有“哭泣”的记载。屈原曾“流涕”，《楚辞·离骚》载：“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太子丹曾“流涕”，《史记·刺客列传》载：“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章邯曾“流涕”，《史记·项羽本纪》载：“章邯见项羽而流涕，为言赵高。”项羽曾“涕泣”，《史记·淮阴侯列传》载：“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刘邦曾“流涕”，《史记·田儋列传》载：“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岂不贤乎哉！’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为都尉，发卒二千人，以王者礼葬田横。”百姓“流涕”也比较普遍，《史记·商君列传》载：“秦国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谣。”《史记·五宗世家》：“江陵父老流涕窃言曰：‘吾王不反矣！’”

秦始皇第一处的“流涕”容易理解。他自知病重，将不久于人世，对“天命不可变”的失望自不待言，将死的哀痛叹息孕育其中。由此“悲叹”、“长太息”、“流涕”符合情理。然第二处的“流涕”来得很突兀，值得探究。我们有以下四种推测：一是秦始皇被李斯一席话感动，以流涕表示赞许；二是为怀疑李斯而惭愧，以流涕表示歉意；三是对死亡的悲痛无法释怀，以流涕表示愁苦；四是哀怜儿子孤弱及蒙容之民，以流涕表示忧心。当然，也有可能是几种感情纠缠在一起，秦始皇一时难以自抑。

秦始皇“流涕”所带给我们的形象不同于威严的君主，其在死前的这种哭泣现象，把他从神的高位拉到了普通人的层面，给我们的感觉更加真实。

2.多疑

秦始皇之“多疑”，司马迁《史记》以及贾谊的《过秦论》均有提及。刘泽华先生认为：“秦始皇晚年，疑神疑鬼，怀疑一切，只相信自己。结果自我禁锢，与世隔绝，变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赵正书》中秦始皇“多疑”的性格也得到了体现。

如怀疑李斯，秦始皇复召丞相斯曰：“吾霸王之寿足矣，不奈吾子之孤弱何……其后不胜大臣之纷争，争侵主。”秦始皇此时对李斯的怀疑可谓达到顶峰，暗指李斯可能会“侵主”，即侵害君主。这样的指控对大臣来说是致命的。《管子·明法解》中有：“邪枉之臣专国，主明蔽而聪塞，忠臣之欲谋谏者不得进。如此者，侵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上而道止，谓之侵。”《韩非子·二柄》中也有：“今人主不掩其情，不匿其端，而使人臣有缘以侵其主，则群臣为子之、田常不难矣。”

李斯听闻此言，急于辩解，感谢秦始皇提携之恩，大赞秦始皇高义，并表忠心曰：“臣窃幸甚，至死及身不足。然而见疑如此，臣等尽当戮死，以报于天下者也。”如此方打消秦始皇的疑虑。始皇回应道：“吾非疑子也，子，吾忠臣也。其议所立。”在君臣对答中，“疑”这个字均被两人提及，可见当时政治生态的恶劣。

再如怀疑群臣，《赵正书》载秦始皇曰：“今病笃，几死矣。其亟日夜进，趣至甘泉之置，毋须后者。其谨微密之，毋令群臣知病。”秦始皇自知病重，害怕大臣泄露消息，故打算甩掉群臣。对下属的不信任，由此可见一斑。

秦始皇“多疑”的性格，既和他所推崇法家有关，也与后来他喜爱方术有一定联系。《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卢生说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药仙者常弗遇，类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时为微行以辟恶鬼，恶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则害于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爇，陵云气，与天地久长。今上治天下，未能恬倓。愿上所居宫毋令人知，然后不死之药殆可得也。’于是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谓“真人”，不称“朕”。’乃令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帷帐钟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处者，罪死。”

当然，秦始皇的个人经历也可能导致了他多疑的性格，如早年为质、吕不韦专政、嫪毐乱国、放逐母亲等。《赵正书》则把秦始皇的“多疑”性格尽现，生动刻画出了一个将死君主在小心翼翼地“疑神疑鬼”，既不放心大臣，又怕大臣对自己不满。

3.专制

传世文献多载秦始皇专制，如《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可《赵正书》中秦始皇却显得很“民主”。

秦始皇曰：“吾衣（哀）令（怜）吾子之孤弱，及吾蒙容之民，死且不忘。其议所立……吾非疑子也，子，吾忠臣也。其议所立。”秦始皇两次要求大臣“议所立”，要把立储的权力下放给大臣，给人以强烈的“民主”气息。然而，秦始皇并非真的让大臣“议所立”，他是有指向性的，是想让大臣替他表明他的意愿。

简文中的“孤弱”一词，比较关键。此词又出现于《史记·吕太后本纪》，其文曰：“高后为外孙鲁元王偃年少，蚤失父母，孤弱，乃封张敖前姬两子，侈为新都侯，寿为乐昌侯，以辅鲁元王偃。”《史记》所载鲁王张偃“孤弱”与《赵正书》的“孤弱”语境颇相似，可为参考。张偃即位时的情况是丧父、年少、无依。由此可以推知秦始皇想选的储君目前是年少、无依的状况。

在秦始皇的儿子中，长子扶苏内有声望，外有蒙恬为援。如《史记·李斯列传》载赵高之言：“皇帝二十余子，皆君之所知。长子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即位必用蒙恬为丞相。”由此观之，扶苏绝非秦始皇所言的“孤弱”之子。胡亥倒是符合“孤弱”的条件，《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二世皇帝元年，年二十一。”知胡亥此时仅20岁，符合“年少”的条件。《史记·李斯列传》载有胡亥与李斯对话：“朕少失先人，无所识知，不习治民，而君又老，恐与天下绝矣。朕非属赵君，当谁任哉？”符合“无依”的条件。秦始皇已经暗示李斯等大臣，意在胡亥。扶苏不在“所立”人选内。

可知秦始皇的“民主”并不真实，此处是在运用法家的“术”。《韩非子·难三》载：“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是以明主言法，则境内卑贱莫不闻知也，不独满于堂；用术，则亲爱近习莫之得闻也，不得满室。”比较秦始皇“民主”之举，与韩非子所言的“术”何其相似。

李斯等大臣在领会秦始皇暗含之意后，以“道远而诏期宭”为由，抵制“群臣”参与“议立”，迎立胡亥为储君。秦始皇曰“可”，正说明李斯迎合了秦始皇的心思。《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在此也得以体现。司马迁评论李斯曰：“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亦符合事实。

4.易命

秦始皇的“天命观”在传世文献中很少涉及，《赵正书》则可以补充这方面的资料。秦始皇曰：“吾自视天命，年五十岁而死，吾行年十四而立，立卅七岁矣。吾当以今岁死，而不知其月日，故出游天下，欲以变气易命，不可于？……吾霸王之寿足矣，不奈吾子之孤弱。”据此，秦始皇的“天命观”可总结为：知天命但却想易命，这是一个很矛盾的逻辑。

简文中的“霸王之寿”，鲜见于传世文献。我们检索到“至尊之寿”，《新书·数宁》：“谷食之法，固百以是，则至尊之寿，轻百年耳。古者，五帝皆逾百岁，以此言信之。”由于此时秦始皇才五十岁，其“霸王之寿”相较于《新书》所言“轻百年耳”的“至尊之寿”明显差距太大。

简文中秦始皇以“霸王”自居。《管子‧度地》：“能为霸王者，盖天子圣人也。”《史记·周本纪》：“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周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载复合，合十七岁而霸王者出焉。’”《索隐》：“霸王，谓始皇也。自周以邑入秦，至始皇初立，政由太后、嫪毐，至九年诛毐，正十七年。”韩非子也曾以“霸王”劝教秦始皇，《韩非子·初见秦》：“大王垂拱以须之，天下编随而服矣，霸王之名成。”

秦始皇以“霸王”自居，便是自认为自己功绩很大，“功盖五帝”，自当享有“至尊之寿”。可现实却是要五十岁而死。这对秦始皇来说，很难接受。“吾霸王之寿足矣”之语，亦不能当真，其还是想“变气易命”。

“变气说”曾出现于东汉王充的《论衡·变虚篇》，其文曰：“说灾变之家曰：‘人在天地之间，犹鱼在水中矣。其能以行动天地，犹鱼鼓而振水也。鱼动而水荡，人行而气变。’此非实事也。假使真然，不能至天。鱼长一尺，动于水中，振旁侧之水，不过数尺，大若不过与人同，所振荡者，不过百步，而一里之外，淡然澄静，离之远也。今人操行变气，远近宜与鱼等；气应而变，宜与水均。以七尺之细形，形中之微气，不过与一鼎之蒸火同。从下地上变皇天，何其高也？”《赵正书》所言的“变气”无疑是灾变家所说的“人行而气变”。

“易命”，是改变天命的意思。从简文看，秦始皇自知“天命”，即“年五十岁而死”，然不知“其月日”，即具体的死亡时间不清楚。于是乃“出游”，希望“人行而气变”。秦始皇的“人行”自然不是去探寻“具体的死亡时间”，“变气易命”才是“出游”目的所在。结合秦始皇“天命不可变于”的感叹可知，其意在“易命”，即改变“年五十岁而死”的“天命”。秦始皇意图改变“天命”之举，非同寻常，与儒家所推崇的思想截然不同。

儒家主张“知天命”，《论语·为政篇》载：“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秦始皇虽然此时也是五十岁，但他的“知天命”自然与孔子不同。其“知天命但却想易命”的态度，说到底还是对长生的渴望，也即希望打破“天命”的束缚。郭沫若先生在《十批判书》中评价秦始皇道：“他的人生观自然是一位非命主义者，他不相信‘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所以他想永远长生，而富贵始终在他自己的手里。”无疑是《赵正书》中秦始皇的注脚。

秦始皇“长生”之术，《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借助于“仙药”，而《赵正书》则依赖于“出行变气”。仙药不易得，“出行变气”则容易得多，知秦始皇再次被术士所欺骗。

5.怜子、爱民

传世文献中，秦始皇温情的一面很少被提及，《赵正书》中则有两处。

秦始皇曰：“吾霸王之寿足矣，不奈吾子之孤弱……吾哀怜吾子之孤弱，及吾蒙容之民，死且不忘。”整理者认为：“‘蒙容’，文献作‘蒙戎’、‘蒙茸’或‘尨茸’……‘蒙容之民’犹今言‘芸芸众生’。”

始皇死前怜子是真，亲情在此处也得以体现。然爱民之心是否为真，则还需考究。也即秦始皇的政治理念中，是否具有“民本”思想？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有秦始皇巡行各地的铭功刻石，其中有“黔首安宁”、“黔首康定”、“黔首是富”、“振救黔首”、“黔首改化”、“黔首脩絜”、“黎庶无繇”等语。张分田先生认为：“这些说法都与民本思想有关联。”并进一步分析道：“即使秦始皇摒弃诸子百家，单凭法家学说治国，他也会知晓民众为国家政治的基础、得民心者得天下和施政应爱民利民的道理，也会在一些时期或一定程度上推行重民政策。”

我们认为，秦始皇的爱民思想可能仅限于姿态。众所周知，秦始皇多次兴修大型工程，如大建阿房宫，《史记·秦始皇本纪》载：“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丽山。”看不出他对芸芸众生的爱惜。童谣也云：“阿房阿房，亡始皇。”显示出百姓对秦始皇的痛恨之情。再如兴修驰道、游观，《史记·李斯列传》载：“治驰道，兴游观，以见主之得意。”韩兆琦先生认为：“兴造各种以满足皇帝周游观赏为目的的交通设施以及离宫别馆等。”西汉贾山在《至言》中道：“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为驰道之丽至于此，使其后世曾不得邪径而托足焉。”可见当时驰道工程量之大。苏诚鉴先生认为：“工程浩大，工期迫促，徭役繁兴，超过了当时民力国力的负荷。”

我们再观刻石中的安宁、康定、振救、改化等字词，更多的是在宣扬统治的功劳。秦始皇救济万民，使得百姓生活安定。这无疑是一种以“救世主”自居俯视百姓的态度，是上对下的认知，以粉饰太平，并不代表百姓的真实想法。而当时的实际则是陈胜、刘邦均说过的那句话——“天下苦秦久矣”。

此外，李斯在给秦二世的上表中，也曾提到了“民”，曰：“缓刑罚，薄赋敛，以遂主得众之心，万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梁玉绳认为：“以秦之嗜杀深税，而曰缓刑薄敛；天下共欲亡秦，而云万民不忘，可笑也。”李斯共列有自己七罪，实为其自以为的七功，而“民”列于最后，可见秦统治高层对“民”的态度。《赵正书》中秦始皇爱民之举，异于传世文献所载，然其爱民之心，亦恐与李斯同。 

三、结语

比较传世文献与《赵正书》，知秦始皇的形象在西汉有着不同程度的变化。《赵正书》刻画的秦始皇“多疑”、“专制”、“希求长生”、“被术士欺骗”的形象，在传世文献中亦能得到印证，大抵这也是秦始皇所固有的标志性形象。《赵正书》中秦始皇对李斯恐吓拉拢，对重臣暗示旨意，也使其驾驭大臣之术得以体现，暗含法家统治之“术”。临死前对“蒙容之民”的爱怜，恐是一种姿态，借以表明自己的爱民之心。

传世文献所言的秦始皇“威严”形象在《赵正书》中并未得以体现，其临死“流涕”之语，更似一个普通人应有的感情流露。秦始皇对弱子的忧虑和关怀，也是他温情的一面。相比较传统文献，《赵正书》所构建的秦始皇形象更加具体真实。

总之，北大藏汉简《赵正书》刻画了一个对死亡不甘，对臣下怀疑，对弱子爱怜，对国事忧虑的君王形象。其中杂糅有秦始皇的一些法家之“术”和姿态性的“仁爱之心”。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史记》的记载，但又有别于《史记》固定化的负面刻画，有利于我们对秦始皇全面的了解与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