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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为什么37年就亡国？ 一、真理过火即是谬误——隋文帝开创制度与炀帝的冒进 隋文帝（541-604）被西方评为与秦始皇并列的伟大帝王，其着眼点在于，隋文帝结束了魏晋以来近400年的分裂，并建立了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
前者对推动华夏文明演进具有世纪性意义，而后者则在行政和选官两个领域，奠定了一千多年的基础。 我们只知道三省六部在隋唐之际是好制度，那么究竟好在哪里呢？从中又能看出隋文帝哪些过人之处？ 这还要上溯到北周的中央行政制度。宇文泰为聚拢人心，远法《周礼》设立了六官制。分别以大冢宰、大司徒、大宗伯、大司马、大司寇、大司空作为中央六个主要部门长官，后人有的解读，六官实际上就是六部的雏形，分别对应吏、户、礼、兵、刑、工。 这么类比既对也不对。说它对，六官的分工确实已初步萌生出六部职责分野。说它不对，是六个主官等级相同而职权不同，里里外外透着古怪。按照《周礼》原初之意，冢宰协助周天子管理天下事务，实际拥有丞相的职权。故而宇文泰一死，大冢宰宇文护便利用这个理论基础，逼迫皇帝下令“五府总于天官”，大冢宰成为其余五官的统领，这实际上等于设置了一个超级丞相，对皇权构成极大冲击。 周武帝诛杀宇文护后，立即解除了该命令，并把大冢宰下属的御正大夫、纳言大夫，以及原大宗伯管下的内史大夫，直接归于皇帝管下，形成了内廷的一个小班子。大冢宰的职权遂被阉割为天子内宫的事务官。这实际上产生了后世中书省的萌芽，但周武帝并没有形成定制。周宣帝即位后，为进一步根除冢宰专政的制度性隐患，还设置了大前疑、大右弼、大左辅、大后丞四个辅政高官，意在强化君权、分散宰臣之权。 北周诸帝没有傻子，因何一再剧烈地改制中央官制，甚至不惜一度造成混乱呢？不外乎宇文氏的制度基础的基本理论采自西周，如果抛掉这个理论重新来过，有可能会造成人心离散。是以周武帝这样不世出的明君，也只能抱残守缺。所以，当杨坚上位后，北周居然又出现了汉魏式的古典丞相，六官制已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 隋文帝篡位后，也面临这样的难题。因何？隋取代周是通过禅让，禅让与武力推翻不同，既要继承前朝的法统，也要基本沿用旧朝制度，这是新朝法统的来源。也就是说，隋朝如果遽然抛弃旧有制度，也会面临政治混乱、思想混乱的危险后果。 但隋文帝没有因循守旧，他在即位之初，便下诏宣布新政府的组成方式，中央设内史（即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其中中书管决策、门下掌封驳、尚书负责行政的格局基本形成。三省长官共同担任丞相，决策权与行政权慢慢脱离。尚书省之六部分别为吏部、 礼部、都官、兵部、工部、度支，开皇三年又统一改尚书省下二级机构为部，都官改为刑部、度支改为户部。 中央行政体制的改革有两大意义，一是彻底解决了秦汉魏晋以来相权过大的问题，独相失去了制度基础，类似曹操、诸葛亮、王猛、宇文护这样的超级丞相不会再出现。二是机构分工逐渐细化合理化，中央行政机构职能重叠、粗放的问题逐渐得到纠治。 这些制度改革并不是隋文帝原创，大多是继承魏晋南北朝制度演进的成果。但总其成、扬其长、发其微，亦需要不凡的政治智慧和广大的心胸视野，并不是所有政治家在其位都能坐享其成。历史的重大关头，隋文帝的表现是值得肯定的。 然而由于巨大的历史惯性，隋朝推行三省六部方面也有一些不太合理之处。最突出的便是宰相人员构成。按制度来看，宰相应当由三省长官担任，但隋文帝也超范围任命了一些其他官员进入宰相班子。例如开国之初的观德王杨雄，以右武卫大将军的身份参预朝政。文帝晚年，身为帝婿的柳述，又以兵部尚书身份参掌机密。文帝将此二人杂入宰相，虽然用得其人，但破坏了制度的严肃性，使得一些素质低劣的官员能够绕过完备的考核选拔体系，一步登天进入决策层，这方面的教训，即便是我们现代人，也是亲眼目睹过的。 平心而论，如果用人全靠制度，有时也会遗珠于野。皇帝凭借高远的站位，识人用人有一定优势，越次选拔极少数才智卓绝的人，作为制度选人的补益，倒也未必不可。只是这样的口子千万不能随便开、经常开。 文帝留下的这个制度后门，炀帝也非常喜欢，并且时不时地启用一下，搞得大隋朝宰相群体不是唯贤唯德，而是群小咸集、瘴气四溢。炀帝朝出于三省长官的宰相有尚书令杨素、纳言杨达、尚书仆射苏威、纳言杨文思、内史令元寿，出于炀帝专门任命的参掌朝政者，有黄门侍郎裴矩、内史侍郎虞世基、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御史大夫裴蕴等。 这几位越次提升的，除了裴矩尚可，其余三位都是揣测上意的好手，偏偏又政术短浅，在炀帝执政的中期、危机渐渐呈现时，不仅没有辅助炀帝力挽狂澜，反而一味逢迎帝心，排挤忠良，隐瞒实情，助推暴政。隋末崩溃之快，与中枢决策者的无能实在有很大关系。而这一切的肇端，都与文、炀父子的错误用人习惯有一定关系。 二、刻薄的驭人术——文帝父子滥杀功臣 隋朝诛杀贬斥功臣，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虽说比不上西汉诛异姓王的规模浩大，也比不上明诛功臣的肆行惨毒，但不论诛杀之数量、功臣所坐非罪之程度，历朝历代中也排得上名。 其中最具悲剧色彩的，当属隋朝开国头号功臣高颎。高颎字昭玄，起初是隋文帝岳丈独孤信的部下。他文韬武略俱臻一流，是周隋鼎革之际卓有见识的名臣。杨坚辅政时尉迟迥在邺城举兵讨杨，诸将在前方作战不利，军心不稳，高颎自告奋勇到前线督军，作为杨坚的代表威慑诸将，最终平灭尉迟迥，帮助杨坚度过立过最难的一关。杨坚激动的撤御帷赏赐高颎，隋代周后，高颎排位第一，受官尚书左仆射，兼纳言（中书省主官）。隋平陈准备数年，高颎建岁扰农时之策，把陈朝弄的疲累不堪。平陈时高颎辅助年轻的晋王杨广指挥建康方向大军，破陈擒帝，立功甚巨。隋朝诸项制度、律令，皆出于高颎筹划。如此卓越的功勋和杰出的才能，赢得了朝野一致的尊重。杨素在朝中一贯目中无人，欺凌众臣，唯独对高颎敬畏有加，从不敢有什么异言。 高颎本人也非常谦虚谨慎，事君以忠以诚，从没有什么越轨言行。按理说这样一位无可指摘的老臣，应该可以得保令名了。然而在文帝大搞暗黑政治的背景下，就连高颎也难逃迫害。 文帝的心胸并不开阔，体现在对待臣子上，显得非常凉薄。隋朝建国后，接连发生了两批谋反大案。第一起是开皇五年的王谊、元谐谋反案，第二次是开皇六年梁士彦、宇文忻、刘昉谋反案。这五个人都是如假包换的开国功臣，王谊平定三方之乱中的司马消难，元谐参加了平定尉迟迥之战，击吐谷浑又立下大功。梁士彦、宇文忻也都是北周名将，在三方之乱时坚定地支持杨坚，并参与击灭尉迟迥。刘昉则是当年杨坚篡权时皇宫中的奥援，可以说正是他居中策划和通风报信，杨坚才得以抓住千载难逢的时机。 这些人都是当年北周的名臣大将，入隋后虽有大功而不受信用，以致个个怨气满腹。如果说一个两个有谋反之意，还可以归结到个人野心上。但如此大面积地谋反，也说明文帝心胸未免过于狭窄，在安置功臣上措置失当，以至于闹的鸡飞狗跳，人心尽失。而一旦案发，文帝也是毫不容情，一律处死。 到了在位晚期，文帝对功臣宿将的猜忌更加强烈。开皇十七年（597年），名将虞庆则莫名其妙地被文帝盯上，桂州发生叛乱，虞庆则潜思引退，不愿挂帅出征，文帝竟然大为恼怒。虞庆则惧而出征，平灭叛乱班师的途中，虞庆则在潭州看到山川形胜，不觉以武将的本能，指点何处可以用兵。文帝遂借此治虞庆则谋反之罪，不由分说将其诛杀。开皇十八年，同是文帝佐命功臣的王景，官居上柱国、任城郡公、夏州总管，也莫名其妙地被论罪处死。 另一位大将王世积，见文帝猜忌功臣，便纵酒享乐，绝口不言政事。但亦不能逃过猜忌，后来有人诬告王世积谋反，开皇十九年，文帝下令将王世积处死。 开皇二十年，名将史万岁北征突厥归来，因为分功不均，负气请见文帝，为部下将士请赏。结果正赶上文帝因为废立太子之事心情不爽，见史万岁大呼小叫，杨素还在一旁添油加醋地说史万岁与太子杨勇交好，文帝遂下令杖打史万岁，可怜一位功勋卓著的大将，竟然就此殒命。 朝中连兴大狱，政治上一片黑暗。高颎也身不由己地卷入废立太子事件之中，他本着建储立长的传统政治原则，坚决反对废杨勇立杨广。文帝本就对高颎的威望放心不下，此时见他在太子事件上力陈己见，更生疏远之意。后来借王世积案给高颎栽上一个谋反的罪名，将其免官。 高颎免官案是文帝朝政治迫害的高潮，自此之后，朝中政治格局发生了明显变化，开国功臣杀的杀贬的贬，文帝本欲打造一个高度纯洁、绝对服从指挥的朝臣班子，却不料伤根动本，给核心决策圈造成降维打击。文帝朝以后直至隋亡，决策群体在内政外交、军事、行政等领域全都举动失宜，眼睁睁看着隋朝走向失控，却毫无回天之力。 炀帝比之其父，更是骄狂远胜。为炀帝夺嫡立下首功的杨素，功劳大到无以复加，炀帝即位后虽将其擢升为尚书令的显职，但对其十分猜忌，杨素也明白炀帝的心思，担心哪一天终会大祸临头。后来他生了病，炀帝遣名医给他诊治，却每天催问医官杨素会不会病死，杨素也明白炀帝的心意，最终竟不吃药而死。文帝时没舍得杀的高颎、贺若弼、宇文弼等几位重要功臣，他一股脑杀光。北方文坛宗师级人物薛道衡，早年自恃才高，不接受晋王杨广的招纳，炀帝即位后，他又不识时务地写了篇《高祖文皇帝颂》，大肆赞美文帝。炀帝便认为薛道衡这是变着法儿的借夸文帝贬低自己，对他产生很大意见。其实薛道衡不过一介儒生，并没有什么坏心。后来薛道衡无意中说过，现在朝臣办事不力，如果高颎不死，必不至此。炀帝大怒，将薛赐死。即使是为其继位立下大功的御史大夫张衡，因为反对大建宫室，屡屡上书直谏，也被炀帝赐死。
文、炀两代的威权政策，使得朝野一片恐惧，虽然个个对皇帝表面服从，内里却渐生离贰，君臣同床异梦，貌合神离。大业九年杨玄感发动叛乱，留守洛阳的当朝贵官子弟见势不妙，竟有40余人投降叛军。其中有韩擒虎（平陈功臣之首）之子韩世谔，观德王杨雄（隋文帝夺位功臣，隋宗室）之子杨恭道，虞世基之子虞柔，右骁卫大将军来护儿之子来渊，御史大夫裴蕴之子裴爽，大理卿郑善果（569-629）之子郑俨，大将周罗睺（征高丽、平杨谅有大功）之子周仲。朝廷高层离心如此，文帝炀帝父子“功莫大焉”。 三、竭泽而渔的经济政策——文帝父子压垮整个隋朝 隋朝国力强盛，自汉以后又达到一个顶峰。大业年间隋朝人口达到顶峰，计有46019956口，垦田55854041顷。史称：“户口滋盛，中外仓库，无不盈积。所有赉给，不逾经费，京司帑屋既充，积于廓庑之下。” 但是强盛国力的背后，也有隐忧。 隋朝开国君臣大部分来自北周。北周立国46年（535-581），大部分时间挣扎在死亡线上，故而始终采取类似军国主义的政策，政府极尽可能地调发民力。苏绰为宇文泰制定的六条诏令中说道：“诸州郡县，每至岁首，必戒敕部民，无问少长，但能操持农器者，皆令就田，垦发以时，勿失其所。”道理虽然不错，但政府心态如此，不免令社会过于压抑，生民个个全成了耕战机器，人生还有何乐趣？ 隋朝也继承了这样的治国思路。突出的表现就是义仓政策。 隋文帝个人崇尚节俭，也要求各级官员为政务要清简，不得骚扰民力，乍一看，这是位道德崇高的好皇帝。但个人道德再好，也掩盖不了文帝取利于民的政治惯性。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开皇五年，工部尚书长孙平上了一道丧心病狂的奏疏，大意说，三年耕种便能多积蓄出来一年的粮食，国家应该按照这个原则，把民间多余的粮食集中起义作为义仓，以备荒年之需。 这个奏疏的背景是开皇四年关中亢旱，国家从关东调拨粮食以救济之。长孙平的逻辑是，民间既然有余粮，就应该提前拿出来备荒。但正确的逻辑不应该是国家提高物资转运效率，以宏观的调配来补充荒年之需吗？百姓是有余粮，国家有需要，可以出钱购买，为何要强逼百姓拿出余粮存储起来呢？最变态的是，所谓的义仓，可是由朝廷统一管理的哟…… 起初，义仓由各地官府统一组织，民户各依其力，多少自愿，出粮备荒。但到了开皇十五年，朝廷定令，上等户每年交一石，中等七斗，下等四斗。我们现在难以确知隋朝农业生产的亩产量。但无论如何，这是在正常赋税之外，变相地增加了农民负担。 义仓的所有权，从最初的民间自有，偷梁换柱地成了朝廷所有。发生灾荒时，开不开义仓赈济灾民，既不看形势如何，百姓自己也作不了主，而要请示朝廷决断。 毫无意外地，这又成了一桩恶政。 所以即使全国义仓储备迅速积累起惊人的储备，民间仍然免不了荒年受苦，开皇十四年关中乏食，放着义仓储粮不用，隋文帝偏要带着关中官民到洛阳就食。 到了炀帝朝，国家从百姓身上剥削来的财富，更是被皇帝予取予夺，成了恣意挥霍的私产。四处建造的华丽行宫、长安炫富大会上浪费的财物，无不是生民百姓的膏血。 后来经过农民战争的消耗，各地义仓之储备仍然多的吓人。以至于唐朝立国后估算，仍能使用五六十年。唐太宗批判道：“凡理国者，务积于人，不在盈其仓库。但使仓库可备凶年，此外何烦储蓄？后嗣若贤，自能保其天下；如其不肖，多积仓库，徒益其奢侈，危亡之本也。” 正是这种毫无节制的剥削与聚敛，最大限度抽干了社会的自适应能力，使得帝国慢慢变成一个肥头大耳而四肢细瘦的病人，一旦有个风吹草动，便能将这个头重脚轻的畸怪之物撕成碎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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