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王陵鎏金铜牛石马和辽代兴平公主墓葬考

1971年冬天，宁夏驻军某部为了完成战备训练任务，在民间传说的“昊王坟”附近挖战壕，当挖到地下一米多深时，翻出了不少刻有文字的残碑碎片。宁夏博物馆考古工作队队长钟侃带人赶到现场，根据残碑上的文字确认是早已消失的西夏文，于是组织考古发掘，很快找到了1775块刻有西夏文字的残碑片。之后陆续发现了几千块残碑，还了解到7号陵的陵主是西夏仁宗皇帝嵬名仁孝，确定了182号陪葬墓的主人是“尚父、太师、尚书令、知枢密院事、梁国正献王嵬名讳安惠”等等，成为建国后我国考古的重大发现。西夏王陵的墓穴不是置于封土之下，而是远在封土正前方，即洞墓。 由于西夏王陵基本上都被盗墓者光顾过，因此一般出土文物很少，只有101号陪葬墓保存较为完好。它于1977年2月开始组织发掘，墓葬被盗过，但还是出土了一尊鎏金铜牛，身长1.2米，体重188公斤，通体鎏金(见图一)，被国家定为一级文物。鎏金铜牛对面，位于甬道西侧的是一件圆雕石马，长130厘米,重达355千克。

图一

图二

西夏出自党项。公元881年，拓跋思恭“虽未称国而王其土”，建立了夏州。公元1038年，第三代西平王、党项首领李元昊在我国西北地区建立了西夏王朝，国号大夏。据史料记载，西夏共传位西夏学 第5辑 2010年9月Xixia Studies, Sep. 2010, Vol. 5十帝，除最后一任献城投降的晛帝被蒙古军队带到成吉思汗的出生地萨里川祭杀外，其他九位加上开国帝王李元昊的祖父李继迁、父亲李德明等，都葬在了贺兰山下的皇家陵园。因此，西夏陵区内就应当有11座帝陵，但至今只发现了九座，其余的还需查证。考《北史》卷九十六：“党项羌者，三苗之后也。其种有宕昌、白狼，皆自称猕猴种。东接临洮、西平，西拒叶护，南北数千里，处山谷间。每姓别为部落，大者五千余骑，小者千余骑。织犛牛尾及醿惣毛为屋，服裘褐，披毡为上饰。俗尚武力，无法令，各为生业，有战阵则屯聚，无徭役不相往来。养犛牛、羊、猪以供食，不知稼穑。其俗淫秽蒸报，于诸夷中为甚。无文字，但候草木以记岁时。三年一聚会，杀牛羊以祭天。人年八十以上死者，以为令终，亲戚不哭；少死者则云夭枉，共悲哭之。有琵琶、横吹，击缶为节。”①从《北史》记载的情况看，党项民族出自江淮地区的三苗，但是组织结构松散，过着游牧生活。其祭祀方式和契丹不同，契丹祭祀时用的是青牛白马，而党项更接近西周以来的太牢之礼用牲。党项在隋朝时，乘中原战乱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唐朝时期发展也比较稳定，因此逐步强大起来。

《辽史》卷百十五《二国外记》说：“西夏，本魏拓跋氏后，其地则赫连国也。远祖思恭，唐季受赐姓曰李，涉五代至宋，世有其地。至李继迁始大，据夏、银、绥、宥、静五州，缘境七镇，其东西二十五驿，南北十余驿。子德明，晓佛书，通法律，尝观《太一金鉴诀》、《野战歌》，制番书十二卷，又制字若符篆。其俗，衣白窄衫，毡冠，冠后垂红结绶。自号嵬名，设官分文武。……病者不用医药，召巫者送鬼，西夏语以巫为‘厮’也；或迁他室，谓之‘闪病’。喜报仇，有丧则不伐人，负甲叶于背识之。仇解，用鸡猪犬血和酒，贮于髑髅中饮之，乃誓曰：‘若复报仇，谷麦不收，男女秃癞，六畜死，蛇入帐。’有力小不能复仇者，集壮妇，享以牛羊酒食，趋仇家纵火，焚其庐舍。俗曰敌女兵不祥，辄避去。诉于官，官择舌辨气直之人为和断官，听其屈直。杀人者，纳命价钱百二十千。”②根据记载，五代和北宋时代党项已经有国家组织，有固定的住所，农业也得到了有效发展，但仍各为生业。那么，西夏时期为什么会出现工艺要求很高的复杂的鎏金工艺呢？党项建国时间很短，显然科技上应该得力于汉人和契丹人的技术支持，说明联系非常密切。史书中没有记载西夏人的丧葬习俗，但从上引资料记载来看党项文化还比较原始，祭祀还处在血祭时代，因此丧葬方式也相对原始。

《旧唐书》卷一九八《党项羌传》说：“老死者以为尽天年，亲戚不哭；少死者则云夭枉，乃悲哭之。死则焚尸，名为火葬。”③西夏人普遍长寿，也信奉佛教，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石窟、东千佛洞等留下的西夏遗存十分丰富。根据考古发现，除汉人以外，西夏人普遍采取的是火葬，建缘塔安葬骨灰。④因此西夏墓葬基本上没有尸骨留存。既然这样，为什么还要用复杂的工艺制作铜牛，精心雕出石像呢？

从我国近代以来发掘的古代墓葬看，殉葬牛马的历史由来已久。根据殷商考古发掘报告《王都宫殿奠基牺牲》表明，商代后期的墓葬要举行四种仪式：“第二种仪式叫置础，当基址打到相当高的时候，在置础竖柱之先，又要挖破基址，埋葬狗、牛、羊三牲，这就叫作置础。总计乙组基址有三个举行置础仪式，挖了十九个坑，用狗九十八、牛四十、羊一百零七，又用二人。”⑤根据日本白川静教授的考证，有时是“千人千牛”⑥备用，就是说上千人和上千条牛关在牢房里作为祭祀用品。根据杨宽的《西周史》和许倬云的《西周史》，西周普遍采用动物等代替人牲和人祭，因此明器也就是鬼器大量出现在墓中。根据《礼记》周文王事死如事生的思维，形成了厚葬制度。西周以猪牛羊三牲为太牢大礼，以猪羊为少牢之礼。郊祭才用到骍，也就是红马。但在墓室中放置牛马的并不多见。根据《永乐大典》卷八一九九、十九庚、陵字内收录张景元著《大汉原陵秘葬经》，又见陈华文著《丧葬史》、《大汉原陵秘葬经》中的盟器神杀篇，古代天子的明器：“玉马长五尺，高二尺，安午地。金牛长四尺，安丑地。铁诸重二百斤，安亥地。”大夫“金牛长二尺，高一尺二寸，安丑地，玉马高一尺，安午地。铁猪重三十斤，安亥地。四廉路神，长一尺九寸，安四角……”①将这些材料的记录和西夏金牛石马比较，我们看出：出土的金牛符合安葬等级要件，石马代替玉马，显然也是不言而喻的。因为玉本来就是石头，同时体积也有一个匹配的问题。从其重量和长度看，与西夏墓地出土的牛马也很相似。因此，可以肯定陪葬墓应该类似于王侯皇后，而不是大夫。但有两条不同：

图三②

图四 (宝鸡青铜器博物馆藏)

图五 清代常见殉葬牛

一是西夏牛马都是下跪姿态，夹着尾巴；二是没有八卦定位的明器及其数量。我们看上面的图三和图四，是西汉的陪葬铜牛，昂首挺胸，豪情万丈。图五清代的殉葬铜牛也很精神，而西夏的铜牛则显得猥琐无力。数量不足是因为陪葬墓档次不够，但是双双下跪、夹着尾巴则是亘古罕见的了。显然下跪的牛马突显出明器的用途。虽然《礼记》指出明器就是冥器，就是另一个世界中适用的物品。从周文王事死如事生的观念开始，厚葬盛行，墓穴中表现的文化往往是现实的集中表达。因此，墓葬中的明器和死者的生活具有某种对应关系，其中的用途上有着文化的内涵。按照何彬《江浙汉族丧葬文化》，我国新石器时代的墓葬中出土的屈肢葬在600例之上，主要分蹲式和卧式两种，臀部不着地。这种屈肢葬来源于东周时期的西北少数民族。③容观琼《我国古代屈肢葬俗研究》④以及高去寻《黄河下游的屈肢葬》⑤、韩伟《试论战国时秦的屈肢葬仪渊源及其意义》⑥等对此有所争论，认为屈肢葬是为了防止灵魂出走向生人作祟，奉尊长之礼，鬼之所恶的葬式等。基本的意思就是表示墓主人卑贱屈从之意。刘渊《试析明器产生的思想根源》引《荀子·大略篇》说：“氐羌之虏也，不忧某系垒也，而忧其焚也。”结合考古学成果，我们认为：在远古，被汉人称为氐羌的西北先民，把“焚尸”作为丧葬的唯一方式。他认为无论对死者是埋其骨,或是诵念《开路经》，还是焚其尸，都与灵魂观念有关。就是说丧葬的形式要求就是对墓主人死后的定位与期待。⑦蔡永华《试论明器在丧葬中的作用》⑧，也强调因时世人情为之节义者也，葬俗反映出生者对死者的态度。因此，墓葬的明器具有明显的感情色彩。

根据考古发现，晚唐时期开始，中原等地已经不再使用铜牛殉葬，改由铁来代替。孟原召《唐至元代墓葬中出土的铁牛铁猪》指出：“墓葬中随葬铁牛、铁猪在五代、两宋、金、元时期比较多见。追溯其上限，从目前所发表的考古资料来看，铁牛、铁猪在墓葬中作为一种随葬明器，最早出现在晚唐墓葬中……在唐武宗会昌年间(841―846)已经出现，并且集中于唐东都洛阳地区的北邝山墓地，即堰师杏园晚唐墓葬。这也是目前所发现的最早出土铁牛、铁猪的唐墓，从而开启这种随葬习俗的先河……五代的洛阳继续存在此种葬法，并前蜀也受到影响，王建墓即是明证。北宋时期，只出土铁牛，从地域上讲，除了河南洛阳以外，主要发现在江苏常州、浙江嘉兴、浙江海宁、福建闽侯等南方一些地区。”关于铁牛的用途，普遍认为铁牛、铁猪为墓中“压胜之物”压胜，文献又称为“厌胜”，而压胜之法自古就是地理堪舆中所常见的一类，其讲究也颇为复杂。然而压胜并非墓中独有，其他情况，如破土动工、攘险息灾等也都有压胜之行为，方法各有不同，且当时各家各派压胜之法多有差异。①

由上述我们看出，铜牛石马表明了生者对死者的态度，相当于厌胜之物。那么，为什么要对陪葬者采取这样断然凶狠的措施，理由只有一个，就是这位墓葬的主人对西夏王朝有一定的威慑作用。假如威慑的是大臣，不可能进入王陵陪葬，只有不得不陪葬的皇后王妃才有可能作为对象。那么，就像西夏以白鹤为主神一样，以牛马作为民族神相的是契丹。

记载契丹民族早期事迹最详细的是宋代叶隆礼的《契丹国志》，卷首有一段很生动的传说记录：“契丹本炎帝之后……古昔相传，有一男子乘白马浮土河而下，复有一妇人乘小车，驾灰色之牛，浮潢河而下，遇于木叶之山，过合流之水，与为夫妇，此其始祖也。是生八子，各居分地，号八部落。一曰宗噶尔部，二曰伊斯珲部，三曰舍珲部，四曰诺尔威部，五曰丕勒摩部，六曰讷古济部，七曰济勒锦部，八曰实衮部。立遗像于木叶山，后人祭之，必刑白马，杀灰牛，用其始来之物也。后有一主，号曰纳罕，此主特一独骷髅，在穹庐中覆之以毡，人不得见。如国有大事，则杀白马、灰牛以祭，始变人形，出视事也，即入穹庐，复为骷髅，因国人窃视之，失其所在。复有一主，号曰沃赫，戴野猪头，披猪皮，穹庐中，有事则出，退复隐入穹庐如故。后因其妻窃其猪皮，遂失其夫，莫知所在。次复一主，号曰珠尔杭阿，惟养羊二十口，日食十九，留其一焉，次日复有二十口，日食之。是三主者，皆有治国之能名，余无足称焉。异矣哉！毡中枯骨，化形治事；戴猪服豕，罔测所终。当其隐入穹庐之时，不知其孰为之主也。”②

与《契丹国志》记载有所不同的是其他的典乘皆写作青牛，而不是灰牛。考《辽史·地理志》云：“有木叶山，上建契丹始祖庙，奇首可汗在南庙，可敦在北庙，绘塑二圣并八子神像。相传有神人乘白马，自马盂山浮土河而东，有天女驾青牛车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叶山，二水合流，相遇为配偶，生八子。”③又《全辽文》卷二《遣萧继从等赐高丽国王册》(清宁三)云：“奠奖天庭，奉白马刑牲之约。爰旌畴之命，是行册拜之仪。”④又《全辽文》卷五《王悦墓志铭》云：“白马到庭，传阴德于盖古；紫毫染翰，彰奇异以备今。”⑤

青牛白马传说来之契丹人天地合一的宇宙观念。马是神形，也是中介，可见契丹在重要的历史时刻或者事件中是重复宣传和显示这种伟大的力量的。这种力量往往和民族的环境有关。如果说白马刑牲有可能是模仿汉族而为之，那么每当有重大事件时契丹就以青牛白马祭祀天地则无疑是将青牛白马神话的宗教化行为。如辽太祖平定渤海以后，大赦天下，以青牛白马祭祀天地(《辽史》卷二)等等，例子很多。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之十六云：“马，虏中护兰马，五白马也，亦曰玉面谙真马，十三岁马也。以十三岁以下可以留种。”①白马之为神形，道理就在于此。由于述律太后是回纥人，回纥与契丹至述律太后时已经数代通婚，而辽代具有的是男女平等的社会传统甚至母系社会的痕迹，所以，述律太后自然也有她的神祇。这个神祇是契丹人信奉的万物皆有神的众神之一种，树神，神形则为青牛。

今检《辽史》卷一一五《二国外记》说：“初，西夏臣宋有年，赐姓曰赵；迨辽圣宗统和四年，继迁叛宋，始来附辽，授特进检校太师、都督夏州诸军事，遂复姓李。十月，遣使来贡。六年，入贡。七年，来贡，以王子帐耶律襄之女封义成公主，下嫁继迁。八年正月，来谢。三月，又来贡。九月，继迁遣使献宋俘。十月，以败宋军来告。十二月，下宋鳞、鄜等州，来告，遣使封继迁为夏国王……二十一年，继迁薨，其子德昭遣使来告……兴宗即位，以兴平公主下嫁李元昊，以元昊为驸马都尉。重熙元年，夏国遣使来贺。李德昭薨，册其子夏国公元昊为王。二年，来贡。十二月，禁夏国使沿路私市金铁。七年，来贡。李元昊与兴平公主不谐，公主薨，遣北院承旨耶律庶成持诏问之……以族女南仙封成安公主下嫁乾顺。六年正月，遣牛温舒使宋，令归所侵夏地。六月，遣李造福来谢。八年，乾干顺以成安公主生子，遣使来告。九年，以宋不归地来告。十年，遣李造福等来贡。天庆三年六月，来贡。保大二年，天祚播迁，乾顺率兵来援，为金师所败，乾顺请临其国。六月，遣使册乾顺为夏国皇帝，而天祚被执归金矣。”②

根据上引《辽史·夏国纪》我们看出，契丹和西夏之间曾经有三次通婚，分别为圣宗义成公主下嫁继迁；兴宗以兴平公主下嫁李元昊；天祚以成安公主下嫁乾顺。第一次通婚时两国彼此可以说在蜜月期，关系很好，第三次通婚时关系也很亲密，只有第二次也就是李元昊和兴平公主之间矛盾很大，兴平公主死后，辽兴宗专门还派使者问责，说明李元昊和契丹公主之间矛盾很大，公主的死有曲折。现存《全辽文》中，辽兴宗有诏书数通直接问罪李元昊。其中《伪为夏元昊归款榜示幽州》称，李元昊“罪既贯盈，理当难赦”。③《致宋仁宗书》也说必须平定李元昊。那么，在契丹和西夏敌对之时，以强悍著称的李元昊，在兴平公主墓中放入跪拜的牛羊，正是为了厌胜契丹。时间就在李元昊登基后不久，因此101号陪葬坑应该就是兴平公主之墓。根据宁夏博物馆的统计介绍，西夏一共出土了三尊铜牛，其他的体积较小，也许这与三位契丹公主都有一定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