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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五代诗词合流的现象，是大家的共识。对比一下韩偓的《香奁集序》与欧阳炯的《花间集序》即可看出。 韩偓在《香奁集序》这样说：“遐思宫体，未降称庾信攻文；却诮《玉台》，何必倩徐陵作序。初得捧心之态，幸无折齿之惭。柳巷青楼，未尝糠粃；金闺绣户，始预风流。咀五色之灵芝，香生九窍；咽三危之瑞露，春动七情。”  欧阳炯《花间集序》这样说：“则有锦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娇娆之态。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何止言之不文，所谓秀而不实。” 前者论诗，后者论词，却为我们指明了五代时期诗、词都以宫体诗为源头始祖的事实，对照二文，其审美趣尚的趋同是十分明显的。韩偓所谓“咀五色之灵芝，香生九窍；咽三危之瑞露，春动七情”，与欧阳炯“递叶叶之花笺，文抽再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美学追求完全一致。  韩偓“遐思宫体，未降称庾信攻文；却诮《玉台》，何处倩徐陵作序”，欧“镂玉雕琼，拟化工而迥巧；裁花剪叶，夺春艳以争鲜”，重在绮情描摹，也完全一样。当然，相对而言韩偓较重自然之情的感发，到欧阳炯这里，偏嗜“镂”、“雕”、“裁”、“剪”，要通过人工“拟化工”进而达到超化工的地步——二者的不同，正是晚唐绮靡与西蜀轻艳的差异。 从创作内容上看，诗、词也趋于一致。韩偓取材“柳巷青楼，未尝糠粃；金闺绣户，始预风流”，与欧阳炯倡导“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的曲子词的内容，是十分近似的。  除此之外，在对诗歌功能的认识方面，诗词也已沟通。韩偓《香奁集序》说：“其间以绮丽得意亦数百篇，往往在大夫之口，或乐工配入声律，粉墙椒壁，斜行小字，窃咏者不可胜记。” 可见他的诗常由乐工配乐歌唱，往往播在人口。欧阳炯《花间集序》：“名高白雪，声声而自合鸾歌；响遏青云，字字而偏谐凤律。《杨柳》、《大堤》之句，乐府相传；《芙蓉》、《曲渚》之篇，豪家自制。”虽然为诗配乐与按谱填词有所不同，但诗词音乐性的娱情功能，却都被发掘了出来。  对于这种晚唐五代时期词体与诗体参糅相杂的现象，陈伯海先生在《唐诗学引论》“清源篇”中曾有精到的描述：象‘娇娆意绪不胜羞，愿倚郎肩永相著’、‘想得那人垂手立，娇羞不肯上秋千’、‘小叠红笺书恨字，与奴方便送卿卿’之类描写，绘声绘影，酣畅淋漓，活脱是词的口吻。 至如《懒卸头》一诗，别题作《生查子》词，《六言三首》考断为《谪仙怨》的变体，而《三忆》、《玉合》、《金陵》诸长短句则被视作曲子词的创调，那就更是连诗词体制也沟通莫辨了。由此看来，从温、李以至韩偓诗的词化现象愈来愈明显，终于到达诗词合流的地步，这应该说是晚唐诗演变中的一大关键。  这里应该说明的是，诗词合流是有前提条件的。晚唐五代，由于时代风气使然，诗多个人情感的体验，审美上趋于细约婉美；词从民间走向歌舞筵前，审美上倾向娈婉抒情。二者在创作群体、审美追求、主题意旨、价值功能等方面，都存在趋同性，这就为诗词合流提供了充分而必要的前提条件。 这还不够，导致晚唐五代诗词合流达到水乳交融状态的，还有一个更加重要却往往被忽略的前提，那就是当时兴起于民间的词，在体式上还不够稳定。晚唐五代诗格兴盛，对诗的“体”、“格”有了很深的认识，对兴于民间而转入文士之手的“小词”，却很少从“体”、“格”上去约束，这就为文士们按谱填词时作审音合律、定体入式的规范提供了可能，而这个过程，其实也就是文士们进行创作实践，并贯注其诗学思想、审美观念于词体之中的过程。  本来，像敦煌曲子词，由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士创作，从不同侧面广泛而深入地反映社会生活，词的格调品位、审美情趣都与晚唐诗风相异，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便呈现诗词合流的现象。 正是由于当时词体的不稳定，才一下子倒向了那种诗学品格，使得文人有可能给词置入一个“艳科”的内核，深深地打入词品，把婉约言情固化成为词的最大审美特征，直到诗歌回归到“言志”的传统，词都保守婉约本色，借词之“缘情”与诗之“言志”分庭抗礼。  诗词合流有这些前提条件，也就意味着，诗词只能在一定层面上合流，一旦这些条件不再具备，诗词之间存在的形态、审美、体制、格律、题材等方面的不同，都将表现出各自的特征与特性，诗与词也必然出现分歧，诗词合流也就不复存在。 事实也正是如此。南唐李后主以诗人怀抱作词，为宋人“以诗为词”埋下深层的伏笔。西蜀文化品格提升之后，诗词品性的差异实际上也已略有显露。西蜀时，后蜀诗作较前蜀已有某种程度的改观，略有胸臆怀抱显露，纵然是《花间》词，也有真情流露的作品。  聊举一例证之：《古今词话》载，韦庄依王建，有宠人艳丽，兼善词翰，王建托以教内人为词，强行夺去。“（韦）庄追念悒怏，作《小重山》及《空相忆》云：‘空相忆，无计得传消息。天上嫦娥人不识，寄书何处觅。新睡觉来无力，不忍把伊书迹，满院落花春寂寂，断肠芳草碧。’情意凄怨。”将此作与王衍篇什作对比，其情真意切与轻佻寰薄相异，自不可同日而语。 这些迹象，已经暗示五代后期，诗词已呈分流之势。宋初词走《花间》小令之路，而诗则“白体”、“九僧体”与“昆体”并行，正是诗词分流后的一种必然状态。诗词殊途经宋初演绎，便成定势，为两宋之交的李清照提出词“别是一家”埋下伏笔。  至南宋姜夔出，以江西笔法为词，再谋诗词的暗渡沟通，在词坛兴起清劲之风，虽然可以称得上是另一次的诗词合流，但跟西蜀文坛诗向词靠拢不同，这时是词向诗靠拢，是补走南唐的那条路，虽然对词品的提升起了积极的作用，却终被归入“极变”之列，不入生香本色之境。深究这当中的原因，不能不说是诗词合流的诸多因素未能齐备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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