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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年前，处在长江黄金水道的沙市港，因为有了码头，南来北往客商在此云集。 从楚国的大江津渡，到秦汉时的津乡，再到魏晋南北朝时“江陵三千三，相送江津湾”……自古以来，荆江沙市码头就在水陆交通中发挥着“枢纽”作用。 近代史中，1876年，《烟台条约》把沙市码头辟为外轮“寄泊港”，港口各国商船往来，洋行、堆栈、仓库围绕码头矗立。 岁月荏苒，如今的荆州城市大了，船只多了、码头宽了。经历了3000年岁月长河的洗礼，荆州长江边传统的散杂货运码头正在华丽变身为现代集装箱物流港区。 展望未来，2019年，作为荆江沙市段生态修复与保护项目，沙市洋码头文创园项目正式开工。 “万里长江、美在荆江”的全新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说起荆州码头的历史，不能简单地从短短近百年开始，应该说，从古至今，码头的变迁贯穿了荆州发展的全部历史。 沙市曾名津，春秋战国时为楚国的大江津渡。秦汉时又名津乡，是南方丝绸之路的要冲之地。魏晋南北朝时发展为官船码头和贡赋中转港口，“江陵三千三，相送江津湾”，描述的就是人们在码头送别的情景。 隋唐至宋元时期，沙市发展成为长江中上游的商业要会。据《宋史.河渠志》： “江陵府去城十余里，有沙市镇，据水陆之冲”。明清时因商业的繁荣，沙市成为中国为数不多的大工商业城市之一，袁宏道的《答沈伯函》曾描绘了当时沙市街市上的景象，“嚣喧如沸，诸大商世贾，鲜衣怒马，往来平康间，金钱如丘，绨绵如苇。”沙市的商业之所以能如此繁荣，主要得益于航运的便利。据清乾隆《江陵县志》记载：“沙津为三楚名镇，通南北诸省，贾客扬帆而来者，多至数千艘，向晚蓬灯远映，照耀常若白昼”。 显然，沙市商业的发展促成了沙市水运码头的形成，并影响到城市的发展格局。回望沙市码头的形成史，沙市码头文化纪念馆创始人，跃进路社区书记、主任丁冬梅如是说。 自古以来，到沙市码头的船舶都是在自然坡岸停靠，公元1788年，清朝廷拨库银2万两将观音矶至水线房一带的土岸改为条石驳岸。随后活跃在码头的四川帮、湖南帮、河南帮、楚帮、沮漳帮等木帆船帮在沿江立旗划界，形成船帮码头；与此同时清官府也开始设置专用码头，形成了沙市早期的“三关六码头”，即设在大湾、宝塔、巡司巷的三处税关码头，和建在拖船埠、康家桥、七里庙、谷码头、竹架子、白河套的六座客货码头。 沙市水运码头的不断完善，使荆州与外地商业的往来更为便利，那时从四川、湖南、江西、江苏等省来的船舶满载货物在码头卸载，而后又将江汉平原出产的棉、麻、油、粮，以及荆庄大布等本埠土货从这里外运，码头的繁忙和商业的繁荣共同推动着城市的发展。 1918年的两沙运河 作为江陵县辖五汛之一，晚清时的沙市，因码头而成为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城市之一。随着各国商船的出入，此时的沙市码头已是一座供外轮停靠的大港口。 清末年间，以沙市码头为基地的民族轮船公司开始出现。随之，由清朝廷开办的轮船招商局在沙市设立分支机构，其所属的江平、江通轮在往来汉口和宜昌时中途在沙市码头停靠。民国初期，民生、三北、鄂航、华一、协同等十多家民族资本轮船公司相继在沙市码头开办航运业务。中外轮船公司的竞争，推动着沙市商埠更快地融入到现代商业文明中。 清末民初之际，沙市海关在码头上设立了办事机构。美国的美孚石油公司，日本的日清轮船公司，英国的太古轮船公司，民生和三北轮船公司也纷纷在码头上建起堆栈或办公楼。 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军政当局还新修了临江马路、交通右路等现代城市干道，将沙市城区与码头连成一片。在堤内和堤外分别形成了两条繁华的工商业街，堤内的中山大马路成为了沙市的金融贸易中心，堤外的临江马路宽阔笔直，沿途配有路灯、石凳和凉亭等设施。
民国时期，从宝塔河到文星楼一带，在码头进出的船只如同穿梭，通往港口的马路上运货板车首尾相接，一片热闹繁荣景象。直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堤街上的热闹景象仍是昼夜不绝，已成为荆州沿江的一道风景线。 据丁冬梅介绍，那时的沙市码头，不论白天黑夜，总是熙熙攘攘、车水马龙。隔的很远，也能听到码头上的汽笛鸣响声；走近前，你会发现，一艘艘满载货物的轮船缓缓停靠在码头上，码头工人背着麻包，来回穿梭于轮船与江岸，江水来回涌动拍打着岸边。 这是很多老一辈荆州人都非常熟悉的码头场景，也一直停在丁冬梅的记忆中。“从某种角度上，码头可以说是沙市，乃至荆州的发端和起源。老沙市人都是在码头文化熏陶下成长的，码头是我们的根，码头上的记忆和故事我们不能忘。” 这也是她打造沙市码头文化馆的初衷。 来源：荆州新闻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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