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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学术风气之转移，必有其内在规律可寻。清朝考据学的兴起，不少学者将其归咎于文字狱，因当时之高压政策而使清代学人纷纷埋首故纸堆。这也被大部分人当成常识。但我们从学术内部规律和清朝实际情况来分析的话，就会发现这种结论并不可靠。 清代之学，承绍晚明。明中叶，阳明心学大行于世。心学重在“致良知”，提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可说是对朱子“格物致知”之学的一大反动。 阳明心学的流弊最后造成空谈心性，学风空疏。即如学宗阳明的黄宗羲也提出了批判，“尝谓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於游谈。故问学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不为迂儒，必兼读史”。 顾炎武更是把明之亡国归罪于阳明之学，“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 明末诸儒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实学，以对抗王学末流。清代考据之学就是承这一股风气发展而来的。清儒很多著作体例与方法都可说是与顾炎武一脉相承。 再说入清后之学术，清朝将朱子之学定为正统，但也有不少学者与朝廷的提倡异辙。 直斥朱子之学者，如戴震“程朱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启天下后世人人凭在己之意见而执之曰理，以祸斯民。更淆以无欲之说，于得理益远，于执其意见益坚，而祸斯民益烈”。其所著《孟子字义疏证》，皆是对程朱之学的驳斥。 戴震的好友《四库全书》的总纂官纪晓岚，在《四库提要》里也是诋訾宋学不遗馀力。 标举汉学，独尊古义者，如吴派惠氏，“四世传经”。惠周惕著《易传》《春秋问》《三礼问》等。惠士奇著《易说》《礼说》《春秋说》等。惠棟著《九经古义》《易汉学》《周易述》等。皆本汉人家法。 又有仍承心学馀绪者，如浙东学派。然此派所守者是黄宗羲之训，也重考据之学，非空谈心性。 由上可知，清代考据之学实非文字狱所致，乃是学者自觉的选择，整个清朝的学术方向可说是与朝廷所颁布正统之学是相反的。因政府行为而令所有文人万马齐喑的时代也不是没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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