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简珍贵胜连城——居延访古之四

孤凤 2019-03-22

展开全文

２０世纪中国档案界有轰动世界的“四大发现”：北京故宫内阁大库档案、河南安阳甲骨档案、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经卷档案和居延汉简。人们把故宫大库档案、殷墟甲骨文、敦煌遗书和居延汉简并称为二十世纪东方文明的四大发现。大量居延汉简出土后以简证史，对研究汉朝的文书档案制度、政治制度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汉王朝在居延绿洲兴修水利、移民屯田、耕作备战，戍卒和移民共同屯垦戍边持续２００多年，参与屯田的兵马就有十万之众。汉代居延地区的兵马活动，不仅留下了大量的城址烽燧遗址，更形成了大量居延汉简。我们来到位于额济纳旗达来呼布镇南２４公里的甲渠候官遗址，这里只残存风化的夯土堆和三层土坯夹一层芨芨草筑成的鄣墙残垣，鄣城轮廓依稀可辨。这个俗称为破城子的地方，是汉代张掖郡居延都尉所属的“甲渠候官”所在地，就在这里出土了大量居延汉简。

１９２６年，北京中国学术协会和瑞典学者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到内蒙古、甘肃、新疆、宁夏等地综合考察。１９３０年四五月间，到１９３１年初，考察团成员瑞典学者弗克·贝格曼首先在居延长城烽燧遗址发掘出汉代木简。之后又在甲渠候官的城堡遗址中发掘出汉简５２００多枚。城堡东侧是有一间不足6平方米的小屋，贝格曼在小屋遗址中发现了成册的木简，专家们推测此小屋很可能是当时的档案室。之后在距甲渠候官城堡以南５公里许的一个烽燧遗址发现１枚汉简，这枚汉简上记载这里是第四候长何某的治所，因而称为甲渠塞第四燧。在甘肃省金塔县境内的肩水金关遗址，贝格曼等发掘汉简８５０多枚和５０多件汉代遗物。贝格曼一行共在居延６０个区域内挖掘，共挖出汉简１１０００余枚。

１９７２年至１９７６年，中国考古队又在居延地区全面、深入发掘，共出土近２万枚汉简，其中有纪年的汉简就达１２２２枚，为历年出土最多者。这次发掘在肩水金关掘出汉简最多，共１１５７７枚。对甲渠候官遗址的发掘共发现７０００多枚汉简，《烽火品约》《甲渠候请罪》一枚枚字迹清晰、坚固如新的汉简，仿佛让人穿越到了“烽火高飞百尺台”的汉代。对甲渠候官遗址的发掘，考古队重点对推测为档案室的小屋遗址挖掘，在此出土了从王莽天凤元年（１４年）到东汉建武元年（２５年）的各种簿籍７０余册，每个簿册以二道或三道绳索编缀，在此档案室内还发掘出各种简牍９００余枚。另外，在甲渠塞第四燧还发掘出了１９５枚汉简。这次为期四年的考古发掘，被誉为“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人们习惯将１９３０年出土的称为旧简，将１９７２年至１９７６年出土的称为新简。

１９８６年，甘肃省文物考古所对大湾城遗址进行挖掘，出土汉简１０００余枚；１９９９年至２００２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额济纳旗汉代烽燧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又清理出土５００余枚汉简，其中王莽时期的册书颇为重要，现称额济纳汉简。１９３０年以来的考古发掘，在居延地区共发现汉简３５５００余枚，是我国发现简牍最多的地区之一。在内容和数量上都大大超过了敦煌汉简、楼兰汉简和尼雅汉简,为汉代历史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居延汉简按其本身书写名称，可分为椠、牍、牒、检、檄、札、册、符、传、柿及觚等，就其质地而言可分为竹、木两类，竹质的所占比例甚微，不到１％，所以人们也称为居延木简，出土的木简材质经鉴定有松杉、白杨、水柳、红柳等。居延汉简形成的年代上起西汉武帝太初三年（前１０２年），下至汉灵帝建宁二年(１６９年)，时间跨度２７０多年。居延汉简以记录居延边塞屯戍活动为主，内容包括了汉代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各方面。居延汉简不仅为汉史研究者开启了巨大的宝库，也为研究长城和汉代书籍制度和档案历史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资料，以简补史证史是史书所不可替代，堪称“国宝”，具有极高的科学、历史与文物价值。

数量巨大的居延汉简甫一出世便轰动了中国和世界学术界，为历史研究带来新鲜活力，学术界将贝格曼等人的发现与敦煌藏经洞的打开相提并论。居延汉简自１９３０年发现后，于次年5月运抵北京，由劳榦、马衡、余逊等先生分工合作，对汉简作整理、考释工作。１９３６年原西北科学考察团首先将劳榦、余逊二先生的部分考释用晒蓝纸印刷成册出版，世称“晒蓝本”，这是最早的居延汉简释文稿本。劳榦一生致力于居延汉简之研究，上世纪四十年代根据照片写成《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１９５７年他的《居延汉简·图版之部》在台湾公布，这是１９３０年发现的一万余枚居延汉简的全部图版。１９６０年他又根据新出简文照片对《居延汉简考释》详细校改，出版《居延汉简·考释之部》，汉简的照片和释文有了比较准确的本子。

１９８０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出版的《居延汉简甲乙编》，发表了照片和经过重新修订的释文，同时注明出土地点。１９９８年《居延汉简补编》在台湾出版，对误释和未释的简牍进行释文的纠正和补充。近年来对居延新简的研究也有《居延新简》《居延新简释校》《居延新简集释》等大量专著问世。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谢桂华等人还出版了《额济纳汉简》。

居延汉简自１９３０年现世至今，从事释文考订引用证史的中外学者已有数百人，与居延有关的论文著述已有数千种。学者们从单纯研究孤立的简文，扩大到研究成册或同类的简，复原各类文书档案。同时在研究方法上，也从文字考释转向更多更高的研究，以陈梦家、永田英正等人的研究为代表，将古文书学、考古学的方法纳入简牍研究的范畴。近年来，居延汉简的研究不断向多领域拓展。如有人研究汉简在书法艺术上的贡献，笔法灵动、质朴自然、结构谨严的汉简遗墨篆、隶、真、行、草诸体咸备，体现了中国艺术思想中“大道至简”“道法自然”的艺术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