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官留青对皇权的约束史官秉笔直书，以史的惩戒功能约束君王权力，这是我国传统专制统治中对君王的一个独特的约束方式，有着悠久的历史。据唐代刘知几所论，“黄帝时便有仓颉、沮诵为史官。” 王国维在《观堂集林》中考证，商周时代已经有了掌管文书、记录时事的史官。从“大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掌记天子言动。御殿则侍立，行幸则从，大朝会则与起居舍人对立于殿下螭首之侧。凡朝廷命令赦宥、礼乐法度损益因革、赏罚劝惩，群臣进对、文武臣除授及祭祀宴享、临幸引见之事，四时气候、四方符瑞、户口增减、州县废置，皆书以授著作官”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史官的职责主要有：记录帝王言行；起草王命及政府文书；发布文告；整理档案资料、典籍，写作著述。专职的“起居官”在北魏始设，称“起居令史”。隋代在中书省设“起居舍人”，唐宋时，在门下省设“起居郎”，与“起居舍人”分掌君主言行记录之事。北宋“以修撰、编修、检讨专为史官，隶翰林院”。从史官制度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史官的职能与分工逐渐具体化，对君主“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是史官的职责所在。史官记述历史，讲究“务从实录”。按《说文解字》云：“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从这一解释来看，“史”，作为“记事者”，应具有“持中正”的职业形象，要“如实”记事，公正不倚。史官继承了“晋之董狐，书法不隐”、“齐之南史，直书崔轼”的春秋传统，秉承了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的史权意识和士“以道自任”的精神，不惜“舍生取义”、冒死直书。正是有了史官“知必死而不避”的舍身精神，历史的真实才得以见之后世。 据司马光《涑水记闻》记载： 宋太祖尝弹雀于后园，有群臣称有急事请见，太祖亟见之，其所奏乃常事耳。上怒，诘其故，对曰：‚臣以为尚急于弹雀。上愈怒，举柱斧柄撞其口，堕两齿。其人徐俯拾齿置怀中。上骂曰：汝怀齿，欲讼我耶！对曰：臣不能讼陛下，然自当有史官书之。上悦，赐金帛慰劳之。 可见宋太祖或出于自觉或出于无奈而对史官很是心存忌惮。宋太祖议事常常回避史官，使北宋史官只记一些君臣见面辞谢等无关痛痒的事情。宋太宗以后，一反皇帝不看起居注的规定，所修的时政记、起居注都要先拿给皇帝看后再送交史馆，这样就无法保证全部如实记录君主的言行，所以宋代的正史是有很多疑点的。但是从北宋历代君主如此重视时政记和起居录的事实可以看出，有着“君举必书”的春秋传统史官的秉笔留青，对君主们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不管他们是在考虑什么彰善痒恶、激浊扬清的问题，还是出于只为自己树碑立传，流芳百世的目的，史官秉笔直书一定程度上对君主言行进行了约束和限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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