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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我母亲被征入建造县人民大礼堂的队伍，干些搬砖、拎泥桶、敲三合土等下手物。大礼堂竣工后，被分配到新办的县水泥厂当搬运工，虽然都是重活、累物，总算有了一份固定的工作和每月均能领到的工资，因而全家都喜出望外。然而好景不长，处于“困难”中的国家更需要人民来分担困难，于是她听了党的话，下放到海滩边上的星火农场当了一名“农业工人”。当时的月工资为17元4角。这工资必须要出满勤，并且农活要干得无可挑剔才能拿到；否则，只少不多。
母亲是个倔强好胜的人，干活从不愿输给他人。风里来雨里去，在水泥厂工作时落下的腰痛病更严重了。为了工资，她总是瞒着我们带病工作着。1963年我工作以后，母亲才在腰痛发作得相当厉害时才回家躺上几天。而每次回来，她就会抱怨路太长，腰反而走得更痛了，不如在农场的宿舍里躺上一天实在。
有一次，我陪她去县医院请骨科朱主任诊治一下。拍了X光片子，作了一些检查，结论却是多个：可能是腰椎间盘突出，可能是第五腰椎骶化，也可能是腰肌劳损。所配之药，正是我平常要母亲吃的补肾强身片和贴一张狗皮膏。自此，母亲宁愿躺着待其自缓，而不再去医院了，继续战天斗地的站在第一线上。
1964年以后，母亲的腰痛病越发越频繁，不得不病休在家躺着。当时正巧市医疗队来了，便请他们诊治一下。医疗队队长是市一医院的唐孝均副院长，神经科医生。他主张用石蜡疗法。于是每天把石蜡烊化后倒入垫了两层纱布的方盘中，待其成为固体，温度适中后，将纱布上的石蜡放入腰部，人平躺在上面。十几天下来，腰痛缓解了，也能起床操持家务了。
所谓的石蜡疗法实际上就是热敷，取石蜡散热慢而用之，属理疗范围。治疗时非常舒适，过一段时间后，旧病又会复发。我动员其再用石蜡，母亲则对其信心不足而宁肯睡在被褥上也不愿躺在石蜡上，于是又求救于医疗队。这次来的是外科名医黄硕卿大医师(国内第一个成功地将脚指头移植到断手指上的人。其哥黄硕麟也是沪上胸科名家)。黄大夫检查后说：那是嵌顿性神经炎。由于外伤导致局部肌肉撕裂，坐骨神经嵌入其中，一旦受寒或动作不当，即可发病。发作时但服PPC(解热镇痛药)半片，可待因0.03mg1片，每日3次。对于黄大夫的诊断，母亲信服。她告诉我，她的腰痛便是在水泥厂推水泥时从跳板上跌下后引起的。几天以后，母亲的腰痛基本上消失了，她非得让我去谢谢黄医师。那时行情便宜，口谢即可，不必送任何东西；即使送点土产之类，我敢送而他不敢收也。
自此，母亲不再去农场了，在镇缝纫社里找到了一份临时工，腰痛病也很少发作，即使发了，便吃那药，管用。1969年，我父亲支气管咯血的病发作了，躺在床上。继而，母亲也旧病复发，必须卧床。一家两个病人相向而卧，犯了大忌。可待因PPC也失去了往日的作用，急得我手足无措。而此时我又一定要去参加县里举办的草医草药学习班。妹妹远在黑龙江屯垦戍边；夫人还得上班，万般无奈下我去中药店配了一点罂粟壳(当时对此物管理不严，凭处方即可买到。如今，此药在一般的中药店已被注销了)。煎了一碗水，让母亲服下后，我不得不匆匆走了。忐忑不安地在学习班过了五天，待我回家时，母亲已“快步如飞”了。
内人告诉我：“那罂粟壳厉害，把母亲麻倒了，足足睡了48个小时。第三天早上，母亲醒来后发现腰一点也不痛了，吃了早饭便去上班了。”自那次严重的“麻”了一下以后，母亲与腰痛病好似彻底告别。
1983年，我们举家迁居县城，退休的母亲还是个闲不住的人，操持家务，兼带(她的)外孙。特别是搬入新居以后，她的洁癖又上劲了：明明是白水泥掺入黄粉，用墨线打格，涂上一层漆的地板，她每天都要跪着非要把它卡揩得光鉴照人；窗子擦得像没安上玻璃的一样；水壶、锅、盆一天一个新装……。一天到晚忙忙碌碌，而腰就是不痛。即使偶而有之，也轻得很，晚上吃1片喜痛喜康，第二天便没事了。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了，罂粟壳的“麻”力还在起着作用。
黄硕卿先生当年在给我母亲治病时说的：受寒和动作不当是诱发腰痛的原因，确实是至理名言。这话对我教育很深，在后来的临床中，我也常常把这句话“移植”给有腰痛的病人听，希望他们早日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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